北理工女教授遭解聘事件:經濟下行和社會矛盾激化下,中國性別對立愈演愈烈;男女不平等背景下,各界應對女性及女權多些理解包容
9月,北京理工大學助理教授裴軼因發表包含貶損男性在內的一些激進女權言論,陷入輿論風波。後來又有人曝出其在課堂提及“中共政治局七個常委都是男性、沒有女性”等政治敏感言論。在多方舉報和壓力下,北理工宣布解除與裴軼的僱傭關係。處理結果公開後,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認為處罰過重,叫好者在中文互聯網上有着壓倒性聲量。
本次事件是中國日益升高的男女性別對立背景下,又一起頗具爭議事件。在之前,還有武漢大學疑似性騷擾事件、山西訂婚強姦案、湖南“貨拉拉”司機案、弦子訴央視主持人朱軍性騷擾案、重慶“時代峰峻”男女衝突和騷亂等。這些事件無一例外都在輿論上呈撕裂狀態,男性和女性大都以性別站隊,支持男方和支持女方者各執一詞,事實真相則被選擇性提出或忽略。
而輿論爭議不止於網絡口水戰,也逐漸形成舉報和“獵巫”風氣。對立的男女雙方將對方言論舉報到學校、工作單位、公權力機關,試圖讓對方被退學、開除,乃至坐牢。本次裴軼被舉報導致解聘,是最新一次和較知名的例子,也意味着中國性別對立進一步激化,網上的性別對立更多蔓延到線下、影響人們現實生活乃至人生命運。
中國社會性別對立愈演愈烈,是多重因素造成。近年中國經濟下行、貧富分化、民生艱難,是性別矛盾等社會矛盾加劇的內在原因。當經濟較好、人們生活較幸福、對未來樂觀時,不同性別、族群、價值觀的人能相對平和交流,發生紛爭也容易達成諒解和妥協。但經濟下行、大家都過得艱難時,人們會為有限資源更激烈相爭,心境也更糟糕,人與人多了仇視而少了寬容。
另外,國際大環境和互聯網時代也都催化了性別對立。在民粹主義和身份政治大行其道的當下世界,不僅中國,全球範圍內男性與女性的對立都在加劇。例如美國、歐洲、韓國、巴西等國的選舉中,各候選人和黨派得票有顯著的性別差異,男性更加右傾、女性越發左傾。政治立場和性別立場交織、相互影響,性別對立和社會撕裂愈發嚴重。
連接世界的互聯網促進了人們的交流,相隔萬里的陌生人都得以相互對話,但不僅沒有促進互相理解與融合,還造成更多言語衝突和現實矛盾,助長了“身份政治”和性別對立。久而久之還形成“同溫層”,即男性和女性分別抱團,各自在自己優勢的社交平台和圈子強化自身性別話語,黨同伐異,隔閡還加深了。如中國兩個著名社交平台“知乎”和“小紅書”,前者男性和男權話語主導,後者女性和女權主義言論較多。
性別對立問題,男性和女性都各有道理,也各有過錯。但也並不該“各打五十大板”。無論在中國還是全球範圍內,女性整體和大多數情況下是處於相對弱勢、易受欺凌和傷害的。如家庭暴力中,大多數施暴者是男性、大多數受害者是女性;殺人、搶劫、虐待等惡性刑事犯罪,男性占到75%以上;女性遭受男性性騷擾/性暴力比例,更是壓倒性遠高於女性侵害男性。
因為男女生理上固有的差別,尤其女性在體力上、暴力能力上不及男性,以及長久以來、歷史遺留且至今仍然存在的對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的定義、凝視、規訓,女性幾乎必然的較相同階層和身份的男性更弱勢。即便在較發達的西方國家如德國,調查也顯示女性更不敢夜間外出和擔心遭受攻擊,而男性擔憂程度顯著比女性低。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當然也是如此。
有一個曾很有知名度、但後來被官方以維穩等目的封禁的微信公眾號“女孩別怕”,就搜集、記錄、展示了女性遭受性騷擾、恐嚇、虐待等諸多案例,包括校園裡隱秘的對女孩的性侵、賓館偷拍女性“黑產”的猖獗、遭受“PUA(精神控制與心理虐待)”的女性等。除了身體暴力和親密者傷害,女性在互聯網和現實中也更易遭受性與性別上的“蕩婦羞辱”、遭受身心創傷,嚴重者被迫退學和放棄工作。而男性就較少遭遇性羞辱、即便遭受類似攻擊傷害也較輕。
在這樣男女不平等的大前提、女性更弱小和易受侵害的大環境下,人們不應該將男性和女性及其言行不看背景和緣由、不具體分析情況下等同對待。如多數情況下男性毆打女性造成的身心傷害,顯著高於雙方性別相反的情況。女性有時在互聯網、課堂、公共或私域發布的一些對男性的貶損、辱罵言論,有時是因為當事女性遭受過男性欺凌甚至侵害,有創傷和陰影,以及女性整體上相對男性的被侮辱被損害身份,出於委屈和憤怒的激憤之言。雖然言論本身確有不當,但情有可原,也不會對男性造成很大損害。這就像幼童“拳擊”成年人,後者難道應該計較,甚至還手和要關小孩進監獄嗎?
據聯合國統計,全球三分之一女性遭受過親密伴侶的身體暴力或性暴力。中國一些高校和公益組織抽樣調查顯示超過五成中國女性曾遭受過不同程度的性騷擾。女性遭受侵害的數據和案例堆積如山,也可以交叉驗證。人們不應該對女性遭受普遍和嚴重的身心傷害視而不見,卻只盯着她們一些極端言論大加撻伐、要求嚴懲。如果處罰一些對男性發表激憤言論的女性,是對女性的“二次傷害”,也變相壓制了女性的發聲與控訴。
在權力結構和國家政策上,雖然中國官方提倡婦女權利,但男性無疑還是權力主導者。而且官方壟斷婦女議題話語權和女性權利定義權,對民間的、獨立於官方的女權人物及活動加以打壓。裴軼所說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均為男性,是陳述一個事實,也說明了男性和女性在政治權力上的不平等。其言論效仿的,是美國大法官金斯伯格對於美國最高法院長期男性占多數、女性長期缺位和被邊緣化現實的反諷。這樣的陳述事實和委婉異議,不應該受到懲罰。
當然,男性的情感、權利和尊嚴也應當得到尊重和保護,男性面對的一些特有的痛苦和訴求也應當被正視。中國中下層男性在資源有限、競爭激烈、經濟不景氣、升學就業困難、收入較少等情況下,還往往背負着作為男人的責任和壓力,如從事勞累的工作、很少休息、被要求具有男性的一些氣質和擔當、直面衝突與挫折,還要照顧女性家人在內的全家老小。相對於女性有女權主義凝聚和發聲,男性缺乏溫和可靠的共同體。涉及男性和女性的糾紛和衝突事件,有些個案確實受害者是男性、加害者是女性,對這些當然要就事論事對待。在涉及不同性別的相互關係、性別議題中,還要考慮階級和社會地位因素,如中下層男性處境往往不如更高階層的女性。
對於男性的這些困境和苦痛,女性及社會各方也應當理解和體諒。宣傳女權時,也應當考慮場合和男性的感受,並適當加入對男性身份的關懷和對話議程,讓女權宣傳更易被廣泛接受。更進一步,女性維護女權同時還應促進社會整體環境、男性在內大眾境遇的改善,以讓女權有良好的生存土壤,女性的處境也會更寬鬆友善。女性在享受權利同時也應當承擔必要的義務,避免給男性增加更多額外的、不必要的負擔,也不應苛責男性,要像考慮女性的處境那樣,換位思考男性的難處。
但從整體上以及男女在處境上的對比,女性確實還是處於較弱勢地位,尤其更容易遭受暴力侵害和羞辱對待,男女不平等根深蒂固,女性需要更多包容、善待、傾斜。所以無論中國官方還是民間社會,面對女性的一些激烈的、出格的言行,包括激進女權主義言論,應當理解和包容。官方不應“上綱上線”以開除等方式處罰發表爭議言論的女性,要傾聽不同聲音和包容多元的觀點。
男性中的有識之士,應當主動為女性發聲、支持女權,這既符合道理,也是素養與責任。一些男性尤其中上階層和具有公共影響力的男性,即便不認同女權及其言行,也應有所克制,不應欺凌女性、對女性“落井下石”,不應失去現代人類文明尊重女性的基本德行。
(以上我這些建議和勸告,並不指望真正起到多少效果。不僅因為人微言輕,也因為中國社會矛盾和性別對立根深蒂固,在經濟社會都在下行情況下,矛盾對立很難緩和而可能愈演愈烈)
(關於本文中提及的女權相關若干問題和爭議,我在另外的若干女權文章如《女權主義與整體主義》等文章中也有記述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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