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中國國務院公布出入境管理新規，其中包括出入境機構可勸阻擬出境者不要前往高風險國家、核查出境事由並要求出示相關資料和電子信息、對涉危害國家安全（包括商業和技術方面）者一定時期內禁止其出境等。總之，相對於過去較寬鬆的出入境政策，本次中國出台的新規大大加強了出入境管理力度，擴大了出入境機構限制公民出入境的權力，中國人辦理護照及出入境的難度明顯增加。

    這樣的政策變動，引發了很大爭議。很多人都擔心未來不再容易出國，並感嘆中國人擁有“護照自由”的時光僅有約二十年。而且不僅出入境，近年中國多個領域和方面，都表現出與改革開放以來大趨勢相逆、讓人感到憂慮的“逆開放”傾向。

    所謂“逆開放”，特徵就是透明度、多元化、寬鬆性、自由度的降低，以及管制的加強、對穩定的要求壓倒個人權利保障需求。

   2024年的兩會期間，中國國務院宣布未來幾年將不再舉辦總理記者會。這意味着已持續30年的、每年人大會閉幕後舉行總理記者會的慣例被打破，中國核心層官員不再直面記者的問詢。雖名義說是“未來幾年”，但政治氣候沒有重大變化情況下，總理記者會恐怕不會再恢復。2023年11月，最高法院發布通知，全國裁判文書由對外公開轉為僅限內部閱覽，曾是司法公開重要成果的全民可查閱的“裁判文書網”雖仍存在，但上傳案件量大幅下滑、由普遍公開變成篩選公開。這兩件事都反映了中國在信息公開、行政與司法透明度上，呈現倒退趨勢。

    2020年，已連續舉辦10年的性少數群體節日“上海驕傲節”宣布停辦。而全國其他類似的性少數群體聚集活動也都先後被叫停。2018年，由崔永元等公益活動人物推動舉辦的“打工春晚”停辦。這些活動迄今也都未恢復。這反映了官方對於社會邊緣人群彰顯特定身份的聚集活動從默認轉向打壓和禁止。

   2017年，竇文濤主持的鳳凰衛視著名節目《鏘鏘三人行》停播。在同一時段，中國大陸一些類似的、涉及批判現實的節目如《東方眼》等也停播或轉型。“南方周末”等紙媒的觀點和傾向也發生悄然而巨大的變化。2016年著名雜誌《炎黃春秋》停刊，編輯部改組後新的《炎黃春秋》內容已“面目全非”，尖銳的批評變成了對體制的頌揚。這反映了中國傳媒和輿論從多元敢言，轉向了整齊劃一和謹慎沉默。

   而新冠疫情期間的“清零”政策及“封城”等措施，也是人們最直接明顯感到“逆開放”的時段和經歷。但根據以上例子及今日出入境新規出台，中國的“逆開放”遠早於新冠之前，疫情早已過去後趨勢也沒有逆轉。疫情期間封閉校園不許外人入內，如今許多高校仍然是半封閉狀態，而沒有恢復疫情前的自由出入。而早在2013年，那時中國校園雖還開放，可課堂上教師講課自由已明顯受限，如“不能講公民社會、權貴資本主義、司法獨立”等“七不講”等非正式禁令讓高校師生戴上了“緊箍咒”。

   以上這些，都是“逆開放”的顯著表現。當然還有許多，因篇幅限制等原因不再一一列舉。雖然這些年裡中國官方也有一些促進開放的措施，如疫情後中國對不少國家入境免簽，也換取了部分國家對中國免簽。但多數政策和大方向確實是“逆開放”的。官方如此政策傾向，有其對外宣稱的理由，也有不便說明的動機。

   官方在傳媒、信息公開、公眾活動、人員流動等方面的收緊，往往以技術性、程序性原因為理由。有些是將臨時性措施加以常態化，如安檢和封閉校園。但這些顯然並非真實與根本性的原因。

   從根本上說，是中共政權對於政治和社會安全、穩定性的極強烈要求，並要其他事務和政策皆讓位和服務於安全與穩定，促成了許多具體反開放的保守政策。中共執政集團對於社會失控風險的厭惡，也促使其利用強大的國家機器加強管制，不惜損害公民權利自由為代價以扼殺風險。

   在執政的中共眼中，無論傳媒的批評報道、高校的自由發聲、特定身份群體的聚集和身份彰顯、人員的跨境流動、負面信息的暴露，都是社會走向失控的徵兆，也是安全風險加劇的信號，不利於穩定和諧，而需要加以約束甚至取締。至於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則是次要的，也必須服務於政治安全的。

   在中國，民主是缺位的，法治是不足的，當政府管制加強、損害了個人的利益與自由度，個人是很難抗拒、維權、獲得救濟的。從一開始出台若干政策時，多數民眾就無法參與決策討論，政策公開和出台後無論反對與否民意也都難有影響，而政策具體如何執行及自由裁量權更是政府及執法者所操控。這不僅導致“逆開放”政策執行難以被阻攔，還激勵了政策制定者繼續加碼，不需考慮反彈可能而為安全目的變本加厲控制公民和社會。近年中國無人機禁令、特定時期靜街和禁快遞、無處不在的安檢，都反映了為安全“不出事”不斷加碼、給民眾帶來許多不便和負擔的現實。

    於是，在最近十多年尤其最近五六年內，中國從官方到民間多數領域都在轉向封閉保守，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日益自由開放的趨勢發生了部分逆轉。雖然這些“逆開放”措施並沒有終結“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但已導致中國對內改革進取、對外開放交流的大氣候變得混沌和不明朗，不少中外人士對中國繼續發展進步、融入世界的前景從樂觀到悲觀。

    這一切是令人憂慮、不該發生的。中國從1970年代後期至今，從貧窮落後、幾億人為溫飽發愁、長期與世界相對隔絕的糟糕狀態，變為經濟蓬勃發展、民眾從溫飽到小康、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舉足輕重，很大程度正是依靠對外開放、放鬆社會管制、容忍多元的立場和訴求、允許人員和信息流動、鼓勵自由勞動創造，才得以實現的。

    自由開放意味着活力和創造力，讓人們發揮聰明才智，並有更加廣泛的交流與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而不是整齊劃一、故步自封下的死氣沉沉。如許多中國人出國留學、工作，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學到了新穎的知識、開闢了他鄉的市場，對中國發展就大有裨益。而信息公開、輿論多元和批評聲，也利於人們監督政府、刺激改革，讓社會變得更好更健康。這反過來也利於政府真正獲得信任、增加威信、長久執政。一時的管制或許可以換取短期的絕對安全，但長遠卻損害了社會活力，也不利於執政者爭取民心。

   在改革開放初期和90年代，中國官方和民間也有不少人對放鬆管制和對外開放表示質疑，擔心“顏色革命”、“精神污染”、“裡通外國”等。在加入世貿等談判時也有反對聲音。但鄧小平等改革派領導人衝破阻力、堅定推行改革、融入世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自由開放措施是利遠大於弊、完全應當且早就應推行的，乃至對於政權也更多是鞏固而非破壞作用。中國人民在自由開放中受益良多，不僅富起來了，也有了更多機會和選擇權、眼界更開闊、生活更有尊嚴、對未來更有希望。

   而排除功利性的目的，保持國家內部的自由與對外的開放，保障公民各項權利不受侵犯，本就是合理與必要的、不應隨意以其他理由損害與剝奪的。如人們可以自由出入境就是人身自由和遷徙自由權的要求，允許媒體展示社會黑暗面和批評政府，高校暢所欲言，也是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基本特徵。

   當然，一切權利自由確實也要有前提和附加條件，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當然也很重要。但附帶的條件應合情合理、符合憲法和法律、出於公共利益。不可為少數人狹隘利益、為體制安全穩定，而過度管制、對一切事務上綱上線，以至嚴重侵害公民基本權利自由、影響經濟社會發展、打擊中外人士對中國未來的信心、損害中國國家形象。若逆勢而行、強制限制公民自由、開“改革開放”的“倒車”，政策制定與執行者自身的權威與信譽也受損害。

　回到出入境新規問題。因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對外交流密切，許多人都有必要且頻繁的出入境需求。加強出入境管制，會導致許多不便，也增加了政府管理成本，還損害中外人士對中國繼續保持開放與發展的信心。所以加強管制既不合利益，也與公民權利自由存在衝突，應考慮未來重新修訂。即便因規定已出台、木已成舟，一時不能撤回，但在執行中也可選擇更加寬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