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張謇、盧作孚、陳嘉庚等“實業救國”的民族資本家，到許家印、肖建華、王健林等充當紅色權貴奴僕的“高級白手套”

     8月20日，前中國著名企業家和中國首富、於2023年恆大集團日落西山時被捕的許家印，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詐騙、行賄等罪名判處無期徒刑並沒收全部財產。這位曾經春風得意、在中國政商界叱咤風雲、民間也頗有名望的前首富，如此的結局令人頗為感嘆。關於他的人生故事和是非，已有不少人評價，筆者不想贅言。筆者聯想到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許多知名的資本家、企業家的命運，以及不同時代他們身份的變化與境遇的差異，就在此做些梳理和評述。

   中國近現代的資本家階層，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打開國門、與外國通商。這客觀上促成小農經濟的瓦解、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誕生。伴隨着中國工商業的發展，也就出現了資本家和企業主。這其中分為官辦企業的經理人和民營企業的掌門人，前者的代表是盛宣懷，後者的典型是張謇。

    相對於盛宣懷以高級官員職務督辦企業的身份，張謇雖也有官身但屬於真正主理企業的商人。張謇創辦了大生紗廠及其他若干以輕紡工業為主的企業，成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重要奠基力量。而推動張謇積極建設工廠、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動力，是他及中國人面對中國內憂外患、與西方在經濟與技術上巨大差距下形成的“實業救國”思潮。

   “實業救國”思潮是與“民主共和”思潮並列為清末民初兩大求變的主張和潮流。面對積貧積弱的中國現狀、與西方列強全方位的差距，一些人強調政治制度和思想觀念的變革，一些人注意到中國在經濟與科技上與西方的差距、西方憑藉工商業發展稱霸世界的“奧妙”，決心在中國發展獨立自主的工商業，包括開辦工廠、鑽研技術、發展貿易，來改變中國落後的面貌和貧困的民生，拯救國家和國民。“實業救國”主張者在工業和商業中更強調工業、製造業，因為這是生產實物，也更利於強國富民，而非商業那樣主要重視流通和投機、少數人暴富而對大眾利少弊多。這一點判斷非常準確和深刻。

    “實業救國”和“民主共和”二者並不矛盾，當時許多有識之士包括張謇同時在推動這兩大目標。在興辦實業同時，張謇還開辦學校、擔任清廷和民國的重要官職，推動國家建設。不止張謇，其他許多清末民初的俊傑，也都在“實業救國”思潮的感召下，興辦企業、開設公司、經營商行，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起到推動作用，這些資本家及其骨幹及廣大工人，也都是中國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組成部分。

    張謇之外，其他知名的民族資本家包括身兼化學家和企業運營者的侯德榜、“麵粉大王”榮宗敬榮德生兄弟、“船運大王”盧作孚等，都在各自行業取得巨大成就，成為中國近（現）代化過程中各工業領域的開創者和領路人。另外在南洋的許多華人華僑商人，如經營橡膠為主且跨行業經營的南洋華僑陳嘉庚，無論身份認同還是與中國本土工商業及國家命運的聯繫，也都算作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成員和重要組成部分。雖然相對於同時期英法德俄等傳統列強及後起的日本強大的工業水平、龐大的工廠，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及其工業成果相對薄弱微小，但總也是從無到有的逐漸發展壯大，並為未來與列強競爭打下基礎。

    這些民族資本家不僅興建工廠、經營商業，還廣泛參與到政治及社會建設中。如這些資本家都高度重視中國教育發展、興辦新式學校，張謇創辦了今復旦大學前身的復旦公學，並參與創建同濟大學前身的同濟醫工學堂，民國時的國立中央大學、上海商科學校、南通大學等諸多高校，都有張謇參與創辦和發展。而陳嘉庚則創辦了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為東南地區及華人華僑的教育事業做出極大貢獻。其他民族資本家也都或多或少參與了中國教育建設。

    張謇等資本家也創辦和資助了若干現代醫院及幼兒救助機構。如張謇創辦南通醫院和育嬰堂；盧作孚建設了重慶北碚的醫院、公園、圖書館、科學院等一系列公共機構和設施；榮氏兄弟建設了大量道路橋梁；他們也都在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社會救助、科教發展等各方面做出了貢獻。在當時非常貧窮落後、大多數民眾缺醫少藥、文盲遍地、政府救濟體系失效及腐敗情況下，這些民族資本家的社會建設起到治病救人、啟蒙大眾、引入西方先進技術和經驗的重要作用，並且形成示範效應，促進了全國範圍的社會現代化與民生改善。

   這些民族資本家也積極參與政治，在推動國家民主法治、抵抗外國侵略中起到重要作用。張謇在清末就力主國家立憲，建立虛君的憲政民主制度。當滿清保守貴族阻撓憲政、擠壓民主時，張謇又轉向同情革命、贊同共和。民國建立後張謇對於南北和議、北洋民主運作都有貢獻。他擔任農林總長和水利總裁時也利用國家權力推動民生建設。後來目睹官場黑暗，張謇又辭職而全力投入實業，直到去世。

  抗日戰爭爆發後，漢族和中華民族面對生死存亡之時，民族資本家紛紛慷慨解囊、組織人力物力，支援抗戰。如陳嘉庚為代表的南洋華人工商業者，為抗戰捐款捐物，捐助了大量飛機、大炮、醫藥、橡膠等各種重要軍民物資，成為貧弱中國抗戰的重要資金和物資來源。盧作孚等在中國大陸的民族資本家也全力配合抗戰，捐出輪船用於軍事，不惜傾家蕩產也為國家民族奉獻。

    在清末至民國這個歷史大轉折、內憂外患交織、中國從積貧積弱走向強大、從黑暗走向光明的過程中，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為中國做出了重大而獨特的貢獻。許多民族資本家們有着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天下為公”的公共意識與社會責任心，利用其學識、財富、影響力，不僅發展工業，還在科教文衛各領域做出貢獻，彌補了政府的不足，為貧窮蒙昧的中國帶來希望。在日本侵華的危急時刻，民族資本家毀家紓難，舍小家為大家，犧牲了辛苦掙來的資財為全民族抗戰做出卓越貢獻。

   清末至民國的民族資本家，雖然與政府及官員有着密切關係，一些人自身就是官吏，但也保持着較大獨立性，而非成為政府和官員的“提線木偶”。相反，民族資本家還能成為監督政府的重要力量。雖然也不宜過高評價民族資本家的獨立性與貢獻，但與幾十年之後紅色專制下的資本家們相比無疑要獨立自主的多、責任感和貢獻要大的多。

   尤其需要注意到的是，清末和民國的中國民族資本家們，是處在一個極度貧窮、愚昧、腐敗，內憂外患嚴重到亡國滅種狀態環境中的。他們所作所為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或21世紀的今天的許多國家，算不上特別驚艷甚至是某種常態。但在當時中國特定的環境下，其遠見和開創性、克服艱難險阻開闢新路、對社會和民眾的貢獻，都是價值重大且不可替代的，是值得敬佩和景仰的。

    這些民族資本家兼具中國傳統士大夫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與責任心，也熟悉和信奉西方傳來的民主憲政現代思想；既追求政治上的民主法治，又深知興辦實業發展經濟對國家人民的重要性；既有理想藍圖，又有行動力。他們與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鄒容等革命家和政治家，魯迅、章太炎、梁啓超、胡適等思想家，一樣的偉大和對中國變革發展有着重大貢獻。那個時代是不幸的，民國國家也是不幸的，但也給了這些民族資本家施展才能的機遇。

    本來，這些民族資本家的努力已經讓中國見到國家獨立自由、政治民主、經濟富強的曙光。但可惜的是，抗戰結束不久內戰爆發，1949年中國大陸落入中共之手。一些民族資本家被中共的統戰宣傳誘惑，投入中共懷抱。如盧作孚、侯德榜、陳嘉庚、樂松生等，積極支持“新中國”。他們被毛澤東和中共承諾的“新民主主義”路線，以及保護民族資本主義、善待民族資本家的許諾迷惑，自以為在新中國會讓他們更有用武之地、施展才華的平台。

   但很快，朝鮮戰爭爆發、中共加快國內鎮壓“反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進程。許多被指控不肯支持戰爭、投機倒把的資本家被抓捕、批鬥，資產被沒收。盧作孚、冼冠生這兩位知名民族資本家都在1952年自殺身亡。在接踵而至的“三反五反”和“三大改造”中，許多資本家和商人自殺或被處決，以及更多人雖保全生命但資產遭沒收、幾十年努力付之東流。

    隨着中國大陸全面的公有化，民族資產階級幾乎被消滅，民族資本家要麼死亡、身陷囹圄、失落無聞，要麼在中共體制內擔任一些技術性職務，在嚴密管制下作為體制的“螺絲釘”存在。民族資產階級及資本家這個階層和群體，在毛澤東時代已消亡。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名義下，堪稱中國現代化脊梁的民族資產階級被摧毀。且這並不是和風細雨的，而是暴風驟雨、伴隨血腥暴力的。而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本來逃過一劫起碼保住生命的民族資本家，慘遭批鬥，又有許多人被打死或自殺。其中“同仁堂”掌門人、中共建政後一度擔任北京副市長的樂松生，在1968年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是最知名的例子。

    1976年毛澤東死去、文革結束，並逐漸平反包括民族資本家在內的各種在“前三十年”被迫害的人。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但這時，萌芽於清末、壯大和輝煌於民國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已幾乎被徹底消滅，灰燼已不能復燃。而民族資產階級中的扛鼎者們--民族資本家，大多數已經以各種不幸方式死去，活着的也貧病交加。他們的子女大多並沒有得到資源和能力的有效傳承，許多在民國時響噹噹的企業和商鋪已化為煙塵，無法恢復。即便有一些名義上得到恢復，也已經沒有當年的企業文化、商號信譽、產品品質，空有舊名字與軀殼罷了。（也有少數資本家家族成為中共權貴集團成員，如榮毅仁家族、霍英東家族。這些人也發生了蛻變，從愛國進步資本家變成新的權貴）

   從毛時代結束、改革開放啟動至今，中國又誕生了一批新的資本家、商人、資產階級。但他們從立身根源、價值觀，到行為和影響，都與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本家們大不相同了。

    簡而言之，改革開放以來新興的資本家們，是嚴重缺乏獨立性、高度依附於體制和權力階層，並服務於官員在內權貴，而極其缺乏自由民主精神、為公共利益奉獻的願望、促進社會進步的意願與能力的。雖然他們也會做一些公益與慈善活動，包括投入基建、興辦學校和醫院、扶貧開發、造福家鄉等，但僅止於純粹的經濟和物質層面，而沒有像民國時民族資本家那樣在其中加入思想啟蒙、社會更新、地方自治等成分，對社會的益處也就大打折扣。

   在專制極權下的資本家，不僅沒有自主性、不能也無意願促進社會進步，還必須緊密靠攏當權的官員、與權貴階級保持密切關係，才能保障自己的富貴和安全。幾十年來中國官方曝出無數腐敗案件，官方的通報往往就是官員被商人“圍獵”，“喪失理想信念”、“腐化墮落”，似乎是因為商人的賄賂造成了官員的墮落。但實際上多數情況下因果關係是相反的，是官員憑藉權力巧取豪奪，明示和暗示商人賄賂，迫使資本家們上貢金錢和美女及其他賄賂。如果商人不肯賄賂官員、不利益輸送，那經商可謂寸步難行。

   無論是成克傑、慕綏新、白向群這樣的“封疆大吏”，還是一些不知名、層級低但擁有關鍵權力的鄉鎮書記、科長股長，都可以輕易利用權力讓商人就範、提供賄賂。中國官方反腐也經常提及“老虎”（高官）和“蒼蠅”（基層官吏）。在沒有民主法治、也沒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環境，無論大資本家還是小商人，既缺乏合法保護自身權利的方式，又無法抵禦擁有權力的官吏的壓榨。許多人從被迫賄賂轉向主動與官員結交並“上貢”。但無論被動還是主動，根源上都是專制下商人高度依附權力的體現。

   而還有一種商人，則與權力的關係更緊密、對權力的依附更深，乃至就是權貴的直接代理人。這樣的人被稱為“白手套”，即為權貴代持公司企業及其財富的人。而許家印正是最著名和典型的人物之一。

   許家印早年確實是白手起家、從農村一步步憑努力勞動和經商富起來的。他出身河南農家，後來成為工人，再後來辭職下海經商。早年經商的成功也是憑自己的能力和膽識。但再後來，他創建廣州恆大、一路拿到各種令其他商人艷羨的資源、一路成為中國房地產巨頭和中國首富，就絕不是純粹憑自身努力，而主要是靠其背後的權貴支持了。

   中國權貴階層，廣義的包括中共各層級官員和公務員，以及各行業精英與既得利益者。而狹義的權貴則指那些掌控中國國家命脈、在某個或多個領域說一不二、家庭背景往往是早期革命元勛的、在媒體輿論甚至官方報告中的鮮少出現、但大權在握的那些神秘的、半公開半隱身的人物。其中包括與中國國家最高領導人、中共政治局常委與委員、各行業尤其經濟軍事與資源領域的頭面人物是親屬或親密友人關係的人。

  正是有這樣的人支持，許家印才能拿到其他商人拿不到的資源，包括珍貴的大城市地皮和商業開發許可、吞併其他企業、上市融資一路順風。而各地官員不敢難為他，當然也是靠了後台的支持。而這些權貴當然不是好心的無條件支持他，而是以許家印將利潤分紅給這些權貴為前提的。或者更準確說，許家印只是恆大及其他相關財富的代持者，而非真正的擁有者。他不是真正的總裁，而只是實際的CEO和名義總裁。其背後的人隨時可以將他“拿下”，許家印當然只能乖乖聽話。雖然恆大的具體運作許家印有自由裁量權，並非提線木偶，但在利益分配（或者說分贓）時決定權卻在背後的權貴們。

  在各種商業項目中，土地及房地產是利潤最高的。許多樓盤本身的建設成本，只有售賣後價格的20%-50%，利潤由地方政府及開發商背後的權貴所得，用於支付建築材料和建築工人的成本費則是很小一部分。而誰可以拿到地、誰來開發、利潤如何分，都是在權貴及政府與商人的黑箱中進行的，根本不與大眾討論和共享。許家印的恆大也正是在房地產上的“開疆拓土”中崛起，其他商業項目如餐飲、體育、娛樂、汽車等全都以房地產業的利潤為基礎得以發展壯大的。而許家印當然也從中分得一杯羹，並且享受了若干年的高光形象和首富聲名。

   但沒有商人長盛不衰，更沒有一直增長的行業、永遠在漲的房價。隨着經濟下行和房價暴跌，恆大面對着危機並最終破產。權貴們當然不會將錢財返還，破產的代價由包括購買“爛尾樓”的民眾、投資恆大的其他商人和股民、放貸給恆大的公私機構與個人負擔。而許家印享受了“白手套”的好處、一度風光無限，出事後也要承擔風險的後果、作為“替罪羊”，給各方及社會大眾交代。許家印從得勢到失勢，從眾星捧月到身陷囹圄，也就不到20年，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無論其興還是亡，也都只是作為權貴的“白手套”、“高級打工人”，而從沒有自己真正的獨立性與人格。

   這樣的“白手套”當然並非只有許家印一人。例如另一個“地產大亨”、同樣多次登頂中國富豪榜首的王健林，同樣是權貴的“白手套”。如《紐約時報》就報道王健林與包括習近平家族在內多個中共權貴家族來往甚密，他被廣泛認為是中共紅色權貴家族財富和生意的代持者。雖然王健林曾對此作過辯解，但綜合各方信息仍可判斷其長期為中共權貴服務。這樣的“首富”資產並非真的都屬於其個人，大部分資產都是其背後的權貴家族所有，他自己只被權貴分出一杯羹作為其報酬。許家印王健林等人也都比其他非“白手套”的商人更缺乏自主性，因為後台從選擇時到扶其上位後都要保證其聽話服從。

   另外的地產大亨王石、流亡美國且因詐騙入獄的地產商人郭文貴，也被認為是“白手套”。許家印、王健林、王石等人及其背後勢力熱衷房地產及各種投機、輕視實業，也是難以長久的重要原因。這也反映“實業救國”先驅的明智和今日權貴與商人的急功近利。無論這些“白手套”還是其背後的人，也都不在乎國家利益和民生福祉，只知道借權勢和機會巧取豪奪，不惜拉抬房價、讓人們掏空錢包成為“房奴”。而當年“實業救國”的民族資本家則努力生產國家和民眾需要的貨物，與當今這些權貴與商人又形成鮮明對比。

   而多年前已身陷囹圄的前商人徐明、肖建華，是被更明確揭露為“白手套”且已落馬的人。徐明是曾擔任大連和重慶市委書記的薄熙來的“白手套”，為薄家聚斂財富和打理生意。2012年，徐明隨着薄熙來落馬而倒台。徐明雖只被判四年半有期徒刑，卻於出獄前因病死於獄中，並引發死於非命的猜測。而肖建華1989年時作為北大學生會主席，在學潮風起雲湧之時逆勢反對學運、力挺中共。於是肖建華在六四後獲得青睞，一路發達，其執掌的“明天系”企業集團也一度風光無限。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下，肖建華失勢，2017年在香港被捕並被帶回中國大陸，被判刑十三年。二人都曾靠投機和“抱大腿”得勢，卻也都有失勢被捕的一天。他們出賣了良知追求名利，最後不僅沒能富貴終生，還在殘酷的權力鬥爭中失去自由，生死全憑他人決定。

  （關於許家印、王健林等人“白手套”及為紅色權貴服務問題，因為涉及大量黑箱交易、不為人知的情況，筆者當然無法直接和完全確證這些事實，只能根據既有公開信息和合理邏輯推測。筆者無法確保這些推測百分百正確，但顯然有理有據而非造謠誹謗）

   當然，“白手套”並非這寥寥幾人，權貴也並非都在中央層面。廣義上說，中國各地方、各市縣鄉村，都有類似的“白手套”或相似的官商關係、權力與資本關係。而那些不算“白手套”的商人，也都要向有權勢的人輸送利益。面對權力，資本家只能卑躬屈膝，而無法反抗。除非一些資本家找到更大的靠山、更有權勢的官員，才能去抵擋甚至報復那些低於更大靠山的官吏。這些商人出賣自己的人格、自主性、道德，以換取榮華富貴和安全，且有時仍難免被拋出作為“替罪羊”而不能善終。

   在高度的依附於權力、處在專制極權下、缺乏民主社會公民教育的資本家和商人，也很難有意識和能力像民國的民族資本家們那樣，去啟蒙大眾、推動公民社會、為弱勢民眾代言、自主的參與政治等。大多數中國知名企業家，如馬化騰、劉強東、宗慶後等，都恪守作為企業家的“本分”，不越雷池一步，以求自己榮華富貴。

   也有一些企業家，試圖突破各種明里暗裡的“紅線”限制，利用其資本和影響力做些想做的理想主義的事，但後果往往是嚴重的。如著名企業家馬雲曾積極就公共議題發言、有參與政治的傾向，後來就被封殺和打壓，近年雖復出但已低調許多。而更進一步批評政府、試圖為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做些事的，如王功權、孫大午、李懷慶等，直接身陷囹圄（其中王功權短暫被拘捕後獲釋，孫大午和李懷慶被判處長期徒刑）。還有一些企業家避免觸碰政治、而做些非政治的獨立公益、常常就社會議題發言，如曹德旺、陳光標、於東來等。他們有一些貢獻，但若不能參與更敏感的公共議題和政治事務，就必然成就有限、難以再有進展。他們有民國時期關懷大眾的民族資本家的潛質，卻沒有後者的外部條件。

   另有一些不參與政治，但“不夠安分”或捲入權力鬥爭、觸及權貴利益的商人，如牟其中、褚時健、蘭世立、顧雛軍等，紛紛身陷囹圄，也更加震懾了其他商人小心翼翼、不敢得罪權貴及中共黨和政府。這樣背景下商人們都努力保護自己身家性命，更無暇關懷公共事業和民生疾苦。

 當代中國資本家與民國時期民族資本家們在身份、觀念、行為上的巨大差別，正是因為政治制度和社會環境的不同。民國時期中國雖不完美、問題很多，但有比現在好的多的民主自由和社會開放度，國家愛人民，人民也愛國家，勞資矛盾雖然激烈但也得到一定調和（尤其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資本家們也有公共意識與責任心。雖然那時也有官商勾結，還有兵匪侵擾，但資本家們的獨立性更強、有更大選擇空間、能更加自主的決定自己的命運。且如果沒有日本侵華和中共奪權，統一中國的國民政府會讓民族資本家得到更加安定自由的生存空間和發揮潛力的平台。

   已經過去的歷史、已發生的事，都無法挽回了。但對於當下和未來，包括資本家/商人/企業家們在內的中國人，還都可以做事和謀求改變。中共的極權專制讓資本家在內的中國各身份群體都在缺乏安全感、命運被權貴掌控、沒有自主和尊嚴的狀態中。中國每年大量官員落馬，多數案件都由企業家因行賄等罪行牽涉其中。不賄賂寸步難行，賄賂則成為腐敗官員的共犯。那些“白手套”們一時風光，也有很大概率身陷囹圄。

  最近幾年，因為中國經濟下行、財政緊張、各地政府收入吃緊，許多地方政府尤其公安部門開始對有些資財的富人加大壓榨力度，甚至對遠在千里之外的企業和富商“遠洋捕撈”，不惜動用酷刑讓商人們“吐出”錢財。中國工商業者的處境日益惡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普遍有着較多財富、豐富閱歷、較好的學識、廣泛人脈關係的中國的資本家們，應當利用自身優勢，努力以各種手段瓦解專制統治，促進中國走向自由民主法治。這既有利於自己，也有利於中國各階層的人民，以及中國國家民族的未來。筆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國企業家的覺醒與民主抗爭的獨特力量》 https://yibaochina.com/?p=254300 中有論述，在此不再展開。

  總之，當今中國的資本家/商人/企業家，以及社會各界精英，應當了解和學習清末和民國時期中國民族資本家們以天下為己任、有責任感與擔當、愛國愛民的情懷與行動力，為了自己不再卑躬屈膝、依附於人、擔驚受怕，也為了更廣泛民眾的利益，努力以各種直接與間接、勇敢和巧妙、堅定又靈活的方式，去改變如今不公不義的中國，爭來民主法治、各階層公民權利自由得到保障的真正的“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