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國安部發布文章,批評不願勞動奮鬥的“躺平”現象,並稱“躺平”論調是“被境外組織資助的網紅”在“洗腦中國青年”,警告廣大青年不要聽信“境外反華敵對勢力”而走入“躺平陷阱”。若干官媒也予以轉發宣傳。但國安部的警告不僅沒有得到正面響應,反而在中文互聯網上引發群嘲,絕大多數網友都“不買賬”和反駁,甚至一些日常親政府的“大V”和“粉紅”網民都提出異議。

那麼,“躺平”現象具體是怎樣的表現和原因?為何官方反對“躺平”,甚至不惜動用國安發聲?為何民眾對官方宣傳“反躺平”非常反感?
所謂“躺平”,就是指近年中國人尤其年輕人中流行的一種思潮,許多人面對高強度的“內卷”式競爭壓力、努力奮鬥難以得到匹配的回報、階層固化而階級躍升艱難、社會不公平普遍又難以改革與改變的現實,選擇不再積極工作、也不熱情學習、勞動、貢獻等,放低人生目標、也不再追求遠大理想,而是儘可能少奮鬥、多休息,寧可睡覺玩遊戲也不努力工作掙錢。
這種“躺平”對於中國國家發展、參與國際競爭、社會整體財富的增加,確實都是不利的,直觀看來似乎也不利於年輕人的前途和收入。而且中國人長期以刻苦勤勞知名,“躺平”似乎也違背了中國傳統。但為什麼中國人尤其年輕人仍然普遍選擇了“躺平”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中國政治經濟大環境的惡化與發展停滯,體制僵化和階層固化下,讓國人喪失了奮鬥獲得更多好處的機會。改革開放至201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整體是快速發展的,政治上也多次有寬鬆時期,社會巨變,機會眾多。那時的人們憑藉個人奮鬥確實可能富裕起來、階層躍升,過上體面生活。
但最近幾年經濟下行,增量減少,政治改革停滯也影響經濟和打擊活力,奮鬥收益不再那麼誘人。最近十年中國中下層收入增長很緩慢,“大學畢業月薪三千(人民幣)”成了普遍現象。經歷數十年資源分配和秩序重構,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和階級壁壘已形成和固化,個人努力遠不如出身地位的影響。“有的人生來就在羅馬,有的人生來就是牛馬”,新貴和平民已形成顯著鴻溝並代際傳承,階級流動基本停滯。平民再起早貪黑、挑燈夜戰,也難以發大財和階層躍升。面對渺茫的上升希望,“擺爛”和“躺平”就成了某種必然。
第二,“躺平”是內卷過度、社會達爾文主義泛濫導致的“物極必反”。中國近幾十年高度強調個人拼搏、暗示不擇手段不惜代價達成目標、發家致富。富士康“血汗工廠”和白領“996”,地獄般的“衡水(教育)模式”和青少年巨大的學業負擔,各企業“狼性”文化和無情的淘汰機制,對老弱病殘等弱勢者的歧視,都反映了中國競爭殘酷和“內捲化”嚴重,“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社達思想流行。這在經濟增長期確實激勵了人們勞動創造,但讓人們付出沉重代價,身心俱疲。
而當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瓶頸期,又經歷新冠疫情和“清零”政策的打擊,許多已承壓和“內卷”到極限、付出巨大卻無所得甚至賠本的中國人,如炸掉的氣球泄了氣、如過度按壓的彈簧失了勢能,從崇尚社達思想和刻苦奮鬥,轉向消沉和麻木,以緩和透支的身心。
而且在社會變遷下,年輕人已不願像老一代以拼命奮鬥成家立業、以吃苦為榮,而更在乎生活的舒適度,寧可多休息、多玩樂。傳統上吃苦耐勞、無私奉獻,已不被年輕人接受。“躺平”反而更符合人性,也容易被年輕人接受。
第三,體制和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公正、不確定性,讓人們屢受打擊,也失去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預期。中國發展和分配不均衡,民主法治不健全,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也受限。這樣大前提下,社會不僅存在大量不公正現象,辛苦勞動的人常常吃虧,投機取巧者則容易得利。這些不公正還很難得到曝光、糾正、處罰,受害者很難得到公道和補償。
無論企業欠薪、勞動者保障不足,糾紛難得公道,還是養老育兒就醫等困難,房價高昂,國家政策朝令夕改不斷“折騰”,缺乏誠信和契約下坑蒙拐騙盛行,都打擊了人們努力工作和追求更好生活的信心。而且在階級固化和系統性不公正下,許多辛苦工作的平民成了權貴的“韭菜”和“耗材”,勞動成果被收割,所得微薄,還留下身心病痛,不少人過勞而猝死。而官方和民間也缺乏對勞動者和弱勢群體的關心愛護,人們常被壓榨、周遭冷漠,人生無望。
當人們付出不一定得到回報,努力打了水漂,甚至在苦勞中可能隨機而死,又飽嘗世態炎涼,也就不再有曾經的積極進取心。而體制問題導致人們無法推動變革,於是以“躺平”來規避不確定性的危險,也是對不公平的消極抵抗。人們不僅不願勞動,也不願結婚生子,結婚率和生育率急劇下跌就是明顯的表現。
簡而言之,“躺平”是中國不良的體制和惡化的環境,迫使人們做出的一種被動的、完全合乎情理的反應。“躺平”是飽受傷害、壓力、不公正,負擔沉重的人們不得已的選擇、緩解痛苦的方式,甚至“療傷”的手段。
而且,即便“躺平”流行,多數中國人仍然是比多數外國人辛苦的。無論白領藍領、中學生小學生,工作或學習時長和強度都勝於歐美乃至許多亞非拉國家。“內卷”也仍然發生在各行各業,從外賣到網購,從餐飲到基建,以強化勞動壓低成本的競爭普遍存在。中國社會保障水平低,一些沒有積蓄的人“手停口停”,還有的“上有老下有小”,不可能不工作。許多人為維持生計,必須起早貪黑做工,想“躺平”而不得。即便有所“躺平”的人,其實也並沒有真的不勞動,只是不如當年瘋狂掙錢年代,但整體仍比外國人勤奮。
另外,中國也有數量龐大的權貴階層,許多權貴尤其“紅N代”“官二代”“富二代”並不勞動,或只從事非常輕鬆舒適的工作,卻有巨額財富,可以奢侈享樂、享受廉價勞動力的服務。這些人從小就“躺平”,或沒有躺平但比“躺平”更輕鬆愉快。這和辛苦勞動也難以體面生活的平民形成鮮明對比。
“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不公平感讓許多中下層民眾怨恨和絕望。相對於溫飽尚未解決的改革開放早期,今日中國人不瘋狂勞動也基本吃得飽飯,但相對既得利益者的貧富差距又比當年更大。這樣中國人既有條件又有動力選擇“躺平”或起碼有限度“躺平”。
最近幾年,許多中國人對體制和社會很不滿,又無法通過政治參與等方式表達訴求,也不想冒風險正面反抗,不得不“躺平”逃避。可如今官方連“躺平”都不容忍,就像試圖扒掉過冬者最後一件衣服,奪走飢餓者僅剩的半碗稀飯,剝奪癌症病人服用止痛藥的權利,可謂“欺人太甚”。而歸咎於“境外勢力”,也是無視人民真實的感受和主體性,並污名化“躺平”者,同樣讓人們不滿。
所以,國安部下場“反躺平”、將“躺平”視為“境外勢力宣傳”,引發民眾反感和憤怒,也就在情理之中。即便將“躺平”上升到“國家安全”高度加以批判,人們也不再遵從,反而更加質疑官方脫離群眾、不體恤人民疾苦。還有人拿出毛時代《人民日報》批判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翻來覆去要求人民奮鬥”的文章,來“打臉”今天中國的官媒和執政黨。
近年的國人尤其年輕人生存壓力巨大、自身利益受損,逐漸從曾經敬愛黨和政府,到拒絕服從權威,甚至逆反和陰陽怪氣。官方以愛國心、責任感、奉獻精神要求民眾,不再被廣泛響應,收穫的更多是嘲諷。甚至體制內都對“反躺平”等指示陽奉陰違,許多公務員和官員都已“躺平”、“擺爛”。“上梁不正下梁歪”下,民眾更不買賬。
何況官方鼓吹“不要躺平”,也有希望民眾繼續以血汗創造財富,以使財政得到更多稅收、既得利益者過的更滋潤的目的。如果人們“躺平”,經濟更衰敗、房價繼續下跌,政府收入和權貴收益都會減少。換句話說,還是把平民百姓當成了可以利用和壓榨的“韭菜”和“耗材”。近年官方積極鼓勵生育,也是同樣目的。現在國家安全部下場“反躺平”,也反映官方對“躺平”的消極影響頗為焦慮和急於改變。很多平民也看出這點,也就格外反感和憤怒。而許多人“躺平”本就是不願再只盡義務和做貢獻、卻沒有匹配的權利和回報,不肯再當上層的“牛馬”、廉價勞動力。
如果中國官方真的想改變“躺平”現象,前提是進行政治經濟改革,保障民主權利,促進分配公平、開拓發聲渠道、解決民眾合理訴求。尤其是要保障勞動者合法權利,確保人們所得與勞動付出相匹配。權利與義務統一、所得與付出匹配,通過改革讓人們看到公平和希望,願意奮鬥的人自然會多起來。另外,官方還要認識到尋求舒適自由是人的天性,放棄“爹味”和不接地氣的宣傳規訓,更多以人為本、提倡勞逸結合。
相反,如果官方只是一味說教和規訓、把民眾真實訴求說成“敵對勢力洗腦”、要人們“無私奉獻”,或只是“畫大餅”承諾奮鬥好處,卻口惠實不至,人們出於趨利避害也還是會“躺平”。政府權威也更下降,即便宣傳利國利民的政策,也會因“塔西佗效應”得不到民眾信任和支持。
那樣,更多的中國人不僅在勞動上“躺平”,也會在公共責任和義務上“躺平”,人們更加精緻利己和虛偽,道德墮落,法治不彰。這樣的社會將更加沉淪,國家也會衰落,真的如國安部宣傳那樣,將國家“發展紅利、戰略機遇、民族未來拱手相讓”,與中國競爭和對立的國家從中得利。但這樣的後果恰恰是中國執政者所造成、警告預言的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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