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源流與意識形態：特朗普政府“不循常規”對外政策的內在邏輯 1

最近一年特朗普政府看似“瘋狂”的外交舉動：多處武力干涉、疏遠西方盟友、親近俄中兩大對手、退出國際組織 1

當今特朗普看似“離經叛道”外交行為，實有歷史根據和深厚淵源：美國孤立主義、帝國主義、霸權政策的源遠流長 2

特朗普看似混亂、不顧利益的外交行為，令人困惑的敵友劃分的意識形態動因：基督教保守主義（而非自由民主），才是美國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和保守派的外交指導思想 3

特朗普外交政策並非真的“雜亂無章”，實際明顯有跡可循、邏輯清晰，也因此得到多數共和黨人及保守派支持 5

   最近一年特朗普政府看似“瘋狂”的外交舉動：多處武力干涉、疏遠西方盟友、親近俄中兩大對手、退出國際組織

   2026年1月2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已滿一周年。這一年間，特朗普及其執政團隊不僅在內政上“天翻地覆”，在外交上也做出許多與之前多位總統截然不同、不循常規甚至“瘋狂”的舉動。

    對與美國敵對的伊朗和委內瑞拉等國，特朗普“重拳出擊”。這一年美國不僅繼續特朗普第一任期時對伊朗的嚴厲制裁，還和以色列一起對伊朗進行轟炸。在拉美，美國軍隊抓捕了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並準備對古巴、哥倫比亞等其他對立者進行攻擊和顛覆行動。特朗普還任命盧比奧為“委內瑞拉總督”，管理與委國及拉美相關事務。特朗普也對南非、巴西等由左傾勢力執政、強調反殖民反霸權的國家持負面態度。

   而在俄烏問題上，特朗普選擇大幅削減對烏克蘭的援助，要求烏方放棄部分領土求和，而與俄羅斯及普京交好。在巴以問題上“一邊倒”力挺以色列，支持以色列對加沙的占領和猶太人定居點擴建。

   而更令許多人訝異的，是特朗普對待美國傳統盟友的態度。特朗普二度上任不久，就發起了針對歐盟各國、英國、加拿大等國的貿易戰，對傳統盟友徵收高額關稅。同時，特朗普團隊還公開抨擊歐盟和西方各國建制派的價值觀和體制。如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抨擊歐盟“缺乏言論自由、打壓異見、限制民主”等。美國與英法德等西方列強曾經親密的同盟關係出現明顯裂痕，分歧和矛盾未來還可能擴大。

   最近，特朗普還正式提出對屬於丹麥自治領地的格陵蘭島的領土要求，並通過關稅、外交、軍事等手段施壓，將吞併進程付諸實際。特朗普還多次半玩笑半真實的說希望“加拿大成為美國一個州”。

   同時，特朗普對中國、俄羅斯這兩個美國最主要對手，卻是相對克制溫和的。雖然特朗普也發起對華關稅戰、仍將俄羅斯作為戰略競爭對手，但卻多次稱讚習近平和普京，在台灣問題、俄烏問題上都持曖昧的、不激烈反對中俄的態度。另外，特朗普對印度等非傳統盟友也較友好、拉近關係。

   特朗普最近一年還退出了諸多國際機構和公約。如2025年1月特朗普剛二度上任，就宣布退出世衛組織（2026年1月正式生效），7月又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26年1月又宣布退出66個國際組織，其中包括31個聯合國機構。特朗普還在兩個任期都退出“巴黎協定”等重要國際公約並不再履行相應義務。

    特朗普政府以上行為，讓不少人感到驚訝和困惑。人們不明白特朗普為何有這些怪異的、不合理的、超出常規的外交舉動，甚至將之視為“瘋子”行為。還有人看到美國有許多人尤其多數共和黨人，其實是支持或默認特朗普這些“瘋狂”行為的，這也正是特朗普政策得到白宮團隊支持、在國會獲得通過的原因。這讓許多人更感到大惑不解。

   當今特朗普看似“離經叛道”外交行為，實有歷史根據和深厚淵源：美國孤立主義、帝國主義、霸權政策的源遠流長

    其實，特朗普及其執政團隊這些外交政策，並非是史上“首創”和“離經叛道”，而是有着悠久歷史淵源、與美國早期對外政策高度相似、符合美國傳統習慣和原教旨的立國路徑的。

   在美國建國至一戰前的漫長歷史上，美國長期奉行“孤立主義”政策，不干預歐洲事務，對亞非事務也淺嘗輒止，而在美洲開疆拓土、稱霸“新大陸”。期間美國通過武力強迫和金錢購買，將大量土地併入美國，讓美國從僅有狹長的東部十三州，變成後來超過900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廣袤國家。

   一戰期間及之後，美國逐漸弱化孤立主義，但仍不願過於介入國際事務。如當時總統威爾遜參加巴黎和會，還推動了“國際聯盟（國聯）”建立。但在國內強大的“孤立主義”聲浪下，美國最終未加入國聯。

   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雖都最終參戰，但反對參戰的聲音一直很強。一戰後期，歐洲各國都精疲力盡，美國出兵有巨大利益前提下，美國才參戰。二戰到了中期，希特勒控制歐洲、日本占領中國核心區域，許多美國人仍以“不關美國的事”為由反對參戰。直到1941年底珍珠港遭攻擊時，美國才參戰。

   而19世紀末至今，美國又是典型的帝國主義國家，推行霸權外交，通過打擊和控制外國為美國攫取利益。在美洲內部奉行“門羅主義”，將拉美作為美國“後花園”，作為其原料產地和傾銷市場，並阻止外部強國染指。如美國成立“聯合果品公司”這一混合經貿、外交、政治多重功能的組織，對拉美進行剝削和控制。20世紀初美國對西班牙發動戰爭並獲勝，徹底將歐洲列強勢力驅逐出拉美。

   兩次世界大戰則將美國從“孤立型/區域性帝國主義”轉變為“全球性帝國主義”，美國的觸角遍及全球，美國商品、文化、軍事基地，都在彰顯美國的帝國霸權。美國在二戰後發起對他國干涉行動400餘次，其中有幾次顛覆了原執政者、扶植親美勢力，如在1983年在格林納達、1990年在巴拿馬、2003年在伊拉克等入侵和顛覆行動。

   冷戰期間，雖然美國名義上打着“對抗共產主義極權、捍衛自由民主”的旗幟，實際上仍然是以自身國家利益為根本。美國與蘇聯爭霸、相互默許對方維持勢力範圍，也與19世紀後期西方列強瓜分非洲、蠶食亞洲相似。美國為對抗蘇聯，也曾與意識形態完全不同、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結盟。美國也在亞非拉扶植許多屠殺民眾的專制獨裁政權，以維護美國利益和對抗蘇聯及其他反美勢力。

   以上這些史實證明，美國有着悠久的孤立主義和帝國霸權傳統，曾長期拒絕干預美洲之外事務，其多數領土由巧取豪奪獲得（而非建國自有、通過住民民主投票加入），為國家利益不吝於專制殘暴政權合作。

   而只有二戰後美國曾有很長時間放棄（或說“凍結”）了孤立主義，積極參與全球事務，時常充當“世界警察”角色。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美國一度將自身的霸權主義褪色、戴上人道主義的面紗，積極支持自由民主。但這兩段時間都只是美國200多年立國歷史上的少數時期，孤立主義和霸權主義才占美國外交史主流。而且這較短的、相對文明的時期，美國的外交政策仍然是本國利益優先，國家利益壓倒人道與自由民主的。

   所以，特朗普的當今許多外交政策，恰恰是在繼承美國傳統，遵循舊日路徑。而之前數十年美國的全球主義、去殖民化、倡導尊重主權和平等多元的外交政策，才是背離了美國19世紀及之前的歷史傳統、不符合保守派認為的美國利益。

   當然，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將歷史上的、距今超過百年的外交經驗、國際關係模式，用在當今美國和世界，確實是違背人類發展進步的潮流，是在製造反動的逆流。無論孤立主義、霸權外交、冷戰思維，也都是落伍和應被唾棄的。在提倡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又重啟帝國爭霸、弱肉強食、以武力改變現狀，顯然是違背現代文明價值，也違反國際法的。

   但特朗普及其執政團隊擁有世界最強大國家的最高權力和軍力，其試圖將美國和世界拉回舊日模式，按照歷史上有過的經驗和方式處置國際關係，確實是難以阻攔的。曾經美國巧取豪奪開疆拓土、在列強爭霸中獲益頗豐（同時卻未付出很大代價），也激勵了今日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重走舊路。歷史前例和遺留路徑，也給了特朗普這些“瘋狂”外交行為提供了鋪墊和辯護理由，減少了阻力。

   特朗普看似混亂、不顧利益的外交行為，令人困惑的敵友劃分的意識形態動因：基督教保守主義（而非自由民主），才是美國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和保守派的外交指導思想

   另一個重要問題及誤區，是許多人誤解了美國傳統價值觀和受其影響的外交原則。嚴格說來，二戰後尤其冷戰結束後，美國推行的以“自由民主”為主軸、以此區分敵友、鞏固同盟的“價值觀外交”，並不是美國意識形態和對外政策理念的傳統，而是美國歷史中的“另類時期”。而基督教保守主義，才是在美國根深蒂固、尤其被占據美國政界和全社會約半數的保守派所信奉的“核心價值觀”。

   美國在建國時有着濃厚的基督教色彩，《獨立宣言》中就包括宗教色彩強烈的話語。雖然美國憲法明確政教分離，但實際上基督教思想對美國政治人物、制度、內政外交都有巨大影響，說美國是“基督教國家”並不為過。即便到了相當世俗和現代的21世紀，美國歷屆總統及絕大多數國會議員就職時，也仍然手按《聖經》宣誓。美國最高法院也深受宗教影響，尤其保守派大法官往往會基於基督教價值觀做出判決。基督教教義為核心的精神文化，是美國原教旨的、影響深遠的價值觀念和體系。

   而美國傳統的自由主義，很大程度只是基督教義的衍生物和一個側面。二戰以來美國“捍衛自由民主”，其實也只是美國維護國家利益、保衛基督教文明及基督徒的副產品。宗教保守主義、清教徒精神、反共主義，才是美國保守派價值觀的底色。

   自由主義對美國人雖然也舉足輕重，但對保守派而言重要性低於宗教保守主義，且對於何為自由的詮釋與進步派自由主義者有巨大分歧。進步派自由主義者的“自由主義”更多基於世俗主義和理性主義，來源於啟蒙運動等現代性文化思潮和社會運動，由知識分子領銜開創和發展。而保守派自由主義則基於基督教神學、與宗教保守主義密不可分，由教士群體及基督徒發揚和改造。

   而美國的自由主義中，源於基督教支系的成分，勝過源於世俗主義支系的因子。這也就讓美國自由主義與宗教保守主義有更緊密關聯。而民主則並非基督教傳統，對宗教保守主義而言更多是工具，是國家運行的一種方式（同樣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制、共和制下的專制，也都是宗教保守派抗議接受的政治形式），而並不具有特別神聖性。這樣前提下，當需要在自由民主和宗教保守主義中權衡取捨時，美國保守派自然會寧犧牲自由民主，也要宗教保守主義。

   雖然一些傾向世俗主義的美國力量和人士努力將美國政治“去宗教化”，但基督教仍然深刻影響着美國政治和內外政策。而在“政教分離”的憲法和制度下，基督教意識形態以各種較隱蔽、潛移默化、心照不宣的方式產生着作用，也很容易被人們尤其美國之外的觀察者們忽略。

   在當下美國兩個主要黨派中，民主黨人的基督教信仰色彩相對較淡，但大多數仍然是基督徒。而共和黨人大多數都是虔誠和保守的基督徒，高度認可以宗教價值觀指導國家內政外交。當然共和黨人也有宗教色彩較淡者，如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理查德·尼克松、傑拉爾德·福特等人。

   在宗教勢力不得勢的時代、宗教色彩較淡的總統及團隊執政下，宗教對美國內政外交影響就較小和不明顯。但若宗教信仰強烈的總統或其支持者宗教信仰和訴求強烈，那必然影響國家內政外交的走向。

   特朗普並非虔誠的基督徒，其個人道德和一些行為甚至不符合對基督徒的要求。但支持特朗普的選民和社會團體、其行政團隊、國會議員，幕僚，大部分都有強烈的宗教保守主義色彩。基督教福音派和基要派基督徒，是讓特朗普兩次贏下總統選舉的中堅力量。特朗普為回報支持，也就要推行符合宗教保守主義者的內外政策。

  所以，指導美國保守派外交政策的主要意識形態，其實並非自由民主，而是基督教保守主義。而其對立面、最憎恨的也不是專制獨裁，而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非基督信仰、違背宗教保守主義的各種價值觀和思潮（如女權主義、LGBT權利等）。美國基督教保守主義還格外提倡小政府、低稅收、個人奮鬥，也就格外反感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美國保守派也有較強烈的白人優越主義傾向。

    從約翰·亞當斯、羅納德·里根，到唐納德·特朗普，對這些美國保守派總統及其執政團隊而言，專制政權和獨裁者並非其不可容忍的死敵，甚至還是可以聯合的對象。而與基督教保守主義敵對，尤其在意識形態和現實競爭中都反美的國家和勢力，才是“眼中釘、肉中刺”，必須毫不留情的打擊，有條件時甚至要徹底剷除。

   如今特朗普及其團隊的外交政策，正是在遵循基督教保守主義、滿足保守派的訴求。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對俄羅斯親近，正是因為普京政權提倡的宗教保守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白人種族主義，以及對女權和LGBT權利的強烈打壓，符合美國保守派的價值觀和訴求。

   而猶太教、猶太人主導的以色列，與基督教淵源極深，其實控的耶路撒冷也被基督教視為聖城，格外被美國保守派看重和支持。而特朗普政府積極關注南非白人，也是在側面宣揚白人至上主義、粉飾殖民主義，肯定美國歷史上對白人殖民政權的支持。對以色列和南非白人的支持，對巴勒斯坦人和南非現政府的嫌惡，集中體現了特朗普代表的美國保守派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底色（宗教、種族、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濃厚）。

   而歐盟及歐美各國建制派則相反，提倡多元主義、反對種族主義、鼓勵女權和LGBT權利、淡化宗教影響，並以制度和法律限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各色民粹主義，社會精英和主流媒體也於建制派一致。還有，各國建制派尤其左翼建制派在政策和社會治理上，傾向於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對經濟社會加強監管。這自然就遭到特朗普代表的美國保守派的痛恨。這也正是特朗普對這些美國盟友國家發起關稅戰、外交戰略上疏遠、不惜破壞同盟關係，且還得到大多數共和黨人支持的價值觀原因。

   在反對歐盟和歐洲各國建制派同時，特朗普和共和黨保守派還積極支持各國右翼民粹勢力。特朗普、萬斯、馬斯克等人對德國另類選擇黨、英國改革黨、法國國民聯盟等以各種方式加以支持，還公開聲援被禁止參選的羅馬尼亞等國極右翼候選人。這些勢力也在各國內部呼應特朗普及美國民粹勢力的聲音，試圖以民主或非民主等各種手段顛覆各國建制派政權，由其取而代之。

   而以色列內塔尼亞胡、匈牙利歐爾班、阿根廷米萊等，因與美國保守派觀點高度吻合，也就成為特朗普時代美國的親密盟友，並與俄羅斯保持良好關係。另外如意大利梅洛尼、日本高市早苗、印度莫迪等，因為也屬於民族和宗教保守主義陣營、有較強民粹主義色彩，也得到特朗普政府正面看待，雙方有較多共同語言、較親近的雙邊關係。

   對於中國和朝鮮這些曾經信奉共產主義、名義上的紅色政權，美國一些反共保守派持敵對態度。但特朗普及大多數較務實的美國保守派，則更看到中朝等國實際上早已放棄共產主義，中共當今實行的是資本主義，朝鮮也以“主體思想”取代馬列主義，外交政策也都務實。而且中國以經濟績效優先、鼓吹中華民族復興理論、打壓維藏少數族裔、女權、LGBT等群體，朝鮮鼓吹單一民族國家、強力控制社會等，還和美國保守派一些觀念不謀而合。相對南非、巴西等國左翼長期執政、提倡多元主義且反對白人優越主義、反殖民色彩較強的民主國家，特朗普寧可親近專制但務實的中朝。

   而中國和世界不少國家的自由派、民主人士，總以國家是民主還是專制來劃線，並希望美國及特朗普政府和各種民主國家聯合，打擊獨裁、推動民主，顯然是一廂情願。他們也困惑特朗普為何有時打擊委內瑞拉和伊朗這些獨裁國家，又和中俄親近。他們根本不了解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在特朗普及共和黨執政集團中的重要性。當然他們還仍然認為美國是自由民主的守護神並寄予厚望。這從根本上就是判斷錯誤的，對特朗普及美國現政府的支持，也不會得到他們想得到的結果。

   特朗普外交政策並非真的“雜亂無章”，實際明顯有跡可循、邏輯清晰，也因此得到多數共和黨人及保守派支持

   通過了解意識形態分野、觀察價值觀親疏，就可明白特朗普時代美國政府區分敵友的動機，也能釐清其看似匪夷所思的外交政策、令不少人困惑的多邊關係。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僅不是“雜亂無章”，相反有着相當清晰、邏輯一致的路線。

  綜上所述，特朗普最近一年的“瘋狂”外交行為，並非真的發瘋和“亂搞”，而是遵循了早年美國的外交路徑和理念、符合美國保守派價值觀念的。

   如美國強買格陵蘭，很多人驚訝不已。可美國現在大多數領土，確實是在歷史上以類似方式買下來的。特朗普抓捕馬杜羅，也有抓捕巴拿馬時任總統諾列加的前例。美國攻擊伊朗理由並不充分，而二十多年前小布什攻擊伊拉克同樣理由不足，但美國仍然發動了攻擊。

   至於美國與歐美盟友“翻臉”，不惜破壞同盟關係，是因為在美國宗教保守派和民粹保守派看來，曾經同文同種同教的歐洲兄弟，已經在進步主義和多元化中“墮落”，如同《聖經》中的索多瑪之城的人們那樣，迷失了身份、背叛了信仰。由進步派建制派執政的歐盟和加拿大等國，不僅不是盟友，還是意識形態上的敵人、阻礙美國及全球保守民粹的絆腳石，歐盟和各國建制體系就是禁錮自由和壓迫保守民粹勢力的“大監獄”。

   同時，普京的俄羅斯卻是美國保守派的心靈燈塔，中國等務實國家也是可以合作的對象。雖然中俄也確是戰略競爭對手，但美國保守派和民粹主義者更集中精力對付直接的“大敵”歐美建制派，對中俄可以妥協。特朗普打擊委內瑞拉、古巴、伊朗等專制威權國家，也是其左翼或伊斯蘭意識形態與美國保守派對立，以及相對容易打擊。而中俄乃至朝鮮卻更難對付，又不是意識形態死敵，當然可以和平共存甚至有所合作。

  特朗普時代美國退出各種國際組織，當然同樣符合美國“孤立主義”的傳統。在1940年代之前，美國很少參與國際組織。二戰前夕，美國才大舉創立和加入全球性組織，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在原教旨化的保守派看來，這違背了美國孤立主義的外交傳統；美國本國優先者認為，這些組織聽命於美國，甚至“成為中俄等外國傀儡”；民粹派則認為這些組織成為建制派“腐敗”和“分贓”場所、“壓制自由”的“深層政府”，更深惡痛絕。

  所以，特朗普退出這些組織得到多數共和黨人支持。一些共和黨人主張完全孤立主義，什麼都不參與。也有的主張“另起爐灶”，建立美國主導和完全符合美國利益的組織。近日特朗普籌劃的“和平委員會”即是這種機構。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大多數得以推行，也正反映了執政的共和黨大多數人是認可其政策的。否則在政府閣僚、國會議員阻撓下根本無法執行。民主黨和建制派及其在世界各國的支持者，將特朗普各種外交行為視為“離經叛道”，可在保守派眼裡、民粹人士心中卻是“撥亂反正”，終結進步派和建制派“出賣美國”、“背叛信仰”的行為，讓美國堅持本國利益第一和基督教指導國家政策。

    對於特朗普這些外交行為，尤其與西方盟友關係惡化，對美國國家利益尤其長遠利益的影響，美國保守派也自有其看法。一些保守派認為意識形態比國家利益更重要，為遵循歷史傳統和基督教思想，不能計較物質利益。

   而更多保守派真心認為，美國參與全球化、奉行全球主義外交、與其他國家結盟、參與各種國際組織，是損害了美國利益、不利於美國優先，被他國占了便宜。或者說，美國參與全球化讓上層精英得利，但平民卻相對更貧窮、作為美國人的優越性被削弱。全球化中不同階層和群體受益不均，精英獲益多，而平民得利少且相對失落感更強，也確實是事實。反而是特朗普那種赤裸裸索取石油等資源、試圖占領土地等，更加直接讓美國保守民粹人士感到“實惠”。

   所以權衡利弊後，無論基於價值觀還是利益考量，多數美國保守派認為應當放棄不必要的國際干預、收縮力量守住傳統勢力範圍、集中關心與美國直接相關事務，一切以美國自身為優先。對於需要美國付錢維持、美國也不能一言九鼎的國際機構，他們當然也傾向退出，並停止各種對外援助。至於對美國國際形象、多邊機制中的影響力、長遠利益，他們並不在乎。特朗普各種“退群”的舉動正合他們的意。

  至於特朗普的一些粗俗、出爾反爾、朝令夕改的行為，一些保守派也並不喜歡。但他們也認為這些是“小節”，特朗普擊敗民主黨當上總統，並利用總統大權實現保守派夢寐以求的目標，遠比這些道德和程序問題重要。而許多民粹人士還把特朗普這些行為視為“真性情”、“不拘一格”，反而更加崇拜他。所以即便特朗普第一任期即各種“出位”行為、卸任後醜聞纏身，仍然有近半數選民在2024年大選中投票給他，共和黨人也在內閣和國會配合其絕大多數決策。

  當然，從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影響、以建制派的文明與進步的標準看，特朗普及其團隊各種外交政策是弊大於利的、對世界造成很大危害的。古巴、伊朗、委內瑞拉等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均與美國對立的國家尤其遭受損害。歐盟及歐盟各國、加拿大和英國等建制派主導的國家，也會遭受強烈衝擊，處於不利地位。國際局勢更加動盪，侵略衝突、弱肉強食、人道主義災難恐將越來越多。

  由於特朗普各種看似反常的外交政策，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強勁的意識形態緣由和動力，又符合美國保守派現實需求，所以其類似政策未來幾年仍然會繼續推行，損壞甚至最終毀滅現有的世界秩序，讓全球陷入舊日帝國爭霸、弱肉強食，以及更多危險和不確定性的未來境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