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之學者，謂宋儒所建構之《河圖》《洛書》象數義理學說也。考其源流，此學派之研究固肇於南宋，然《圖》《書》所承載之象數義理，實早於秦漢，或溯三代，乃至史前。
《圖》《書》出水之神話，固難為受科學啟蒙之今人所信，然去其神異，今之學者依其門徑，略分三派以窮其奧：一為玄學派，將《圖》《書》引入《周易》、風水及中醫等之範疇而為之詮釋。二為考據派，承襲清代乾嘉先賢之餘緒，認《圖》《書》本屬宋儒借題發揮，僅存思想史之參照，現代大學者如李學勤先生，裘錫圭先生等多持此論。三為探源派，以當今中科院考古所馮時先生為首。馮先生考釋凌家灘、雙墩等新石器時代遺址之出土文物，力翻“宋儒杜撰”之案，自天文，數學之維度，論證其為中國先民觀象授時與空間規劃之核心工具，將其與上古玉器紋飾及星象運行強作勾連。馮先生推此學為中華文明探源之重證，其論述看似邏輯自洽，深得官方與輿論之推崇，此亦筆者撰作本文之緣起。筆者不揣淺陋，擬先析馮先生之論以明其悖，繼而依清代碩儒曉征先生《河圖洛書》一文之旨，捨棄附會，回歸文獻與文字考據之本源，重加考辨。
作為當代中國天文考古學之領軍人物，馮時先生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其學術氣質與娓娓道來之談吐，深得當今媒體之追捧。馮先生立論之關鍵，在於重新考釋凌家灘出土之玉版，在上世紀一九八七年，凌家灘遺址發掘出玉龜及玉版，且玉版出土時正夾於玉龜甲殼之中，初時學界多視其為先民占卜之器，而馮先生由此聯想“神龜負書”之古老傳說，將玉版圖形與宋代朱熹《周易本義》所載之《洛書》互為勘驗，竟得出玉版實為《洛書》原始版本之結論。簡而言之其核心推導邏輯，考其形制，玉版中心為一八角星紋，外環雙重圓圈，最外廓則為長方形。馮先生指出，此設計正合“天圓地方”之原始宇宙觀。其八角星紋絕非尋常紋飾，乃由兩正方形交錯疊放而成，若以天文測度視之，其指向“四正”（東、西、南、北）與“四維”（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合為八方。其次馮先生於其著作中指出，玉版中央之八條射線，暗合“立表測影”之法。古人將圓周等分為八，測定日影於不同節氣之長短變化，以確定空間之九大節點。結合玉版邊緣圓孔之數目與分布方位，馮先生將其與《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之九宮數字排列強作對應，在玉版之幾何分割中覓得印證。其縱橫斜向數字之和皆為十五，正暗合天文學中一節氣約十五日之周期。因凌家灘新石器遺址經碳十四測定，距今已有五千三百年之久，馮先生由此斷言：《洛書》在五千多年前已作為一種成熟之曆法工具與空間規劃工具而存在，絕非後世術士之憑空臆造。
馮先生以淵博之天文考古學識詮釋凌家灘玉版，筆者本無異辭。然放眼世界，上古先民觀天測星之遺存比比皆是，如土耳其哥貝克力石陣距今約一萬二千年，愛爾蘭紐格萊奇墓逾五千載，英國巨石陣約四千年，而中國陶寺觀象台亦有四千餘年之史。即如時代稍晚的秘魯查金略十三塔，距今約二千三百年，其依山脊而建，巧借日月升落與塔尖縫隙之重合以定歲時，其精確程度幾近奇蹟。凡此種種，筆者認為皆證人類步入文明門檻之始，確是端賴觀天測星，以此指導人類從事農耕狩獵之活動，凌家灘遺址亦當如是觀。此乃早期人類文明演進之普遍規律，安能以此天文測度之共性，強作《圖》《書》哲學之特證？然宋儒所繪《圖》《書》，其闡述之義理固非無本之木（即如所謂“九宮圖”，亦與藏密曼荼羅有暗合之處）。但馮先生何以盡棄先秦、漢唐之文獻於不顧，獨拔出五千年前之凌家灘玉版，與宋儒《圖》《書》強作勾連？上下綿延四千餘載，其間圖譜安在？傳承譜系若何？皆付諸闕如，縱觀商周甲骨金文，亦未見隻言片語之印證。其次，馮先生著述屢引《尚書 顧命》，《論語》，《易傳》等典籍以張其說，博覽群書不言而喻，雖曉征先生之《十駕齋養新錄》或嫌淵深難悟，然胡渭撰《易圖明辨》直斥宋儒“依經造圖”之鐵案，馮先生身為學者，斷無不知之理。
筆者反覆推究其立論之深衷：其一，馮先生抱持“神話必有其古老內核”之念，認為宋儒雖將《圖》《書》玄學化且名實淆亂，然其九、十之數必有史前源頭，故欲以此翻案，反駁清儒對宋儒《圖》《書》之全盤否定。其二，若僅定凌家灘玉版為測影之器，充其量為古代科技史之一佐證，然若將其與《圖》《書》相附會，則科技史躍入思想史，進而可追溯整個華夏文明之脈絡。此種論法具極強之“學術整合力”，馮先生實欲借“正名”之舉，將懸隔數千載之史前遺蹟與傳世經典《周易》強作縫合。此舉於“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大背景下，自具極高之政治與文化價值。其三，馮先生巧妙遊走於“科學”與“玄學”之邊緣，口稱剝除神話色彩，實則頻引《繫辭》中之神妙玄言以印證玉版，無形中又反哺經典之神秘權威。總而言之，馮先生此番宏論，或已偏離史料考據之本位，而流為一種順應時代宏大敘事之學術建構。
誠然，凌家灘玉版之精妙，固可證先民天文歷算之智，然欲以之強續《河圖》《洛書》之絕學，終是如風中建塔而本根不固。探尋圖書之學之真貌，終當捨棄望文生義之附會，回歸傳世文獻與文字訓詁之本位。宋儒建構《河圖》《洛書》，雖被清人斥為臆造，然其手中實握有前代流傳之“九數圖”與“十數圖”，固非向壁虛構。然此九數、十數之原貌若何？與先秦《繫辭》所載之“河出圖，洛出書”究竟有何淵源？宋初諸儒又是如何移花接木，將古之常數與《圖》《書》之神名相混同？欲理清此中千絲萬縷之糾葛，清代乾嘉史學泰斗曉征《十駕齋養新錄》中之《河圖洛書》一文，實乃破妄顯真之津梁。下文筆者將細讀先生文本，循其考據之理路，闡明宋儒與前代九數、十數圖之流變真跡。 待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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