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丁石孙先生特来加州拜访樊畿先生，我为二位先师拍照

1989年5月下旬，享誉世界的大数学家，北大校友樊畿先生，阔别故都五十载，应邀回国访问北大、清华及中科院。6月3日，樊先生到访北大。学校决定举行隆重的“名誉教授授予仪式”，随后由樊先生作学术报告答谢。

作为一校之长，丁石孙先生在那日暂且放下了千头万绪的行政事务，准时出现在会场。他精神抖擞地为樊畿教授颁授证书，发表了感情充沛的演讲。在他心中，樊畿先生是北大的瑰宝，这种“惺惺相惜”已不仅是私下的交情，更是对学术脊梁的最高礼赞。

那天，数学系的教员们几乎悉数到场。然而，会场里最令人动容的，是另一位长者的出现——年近九旬的江泽涵老先生，竟也执杖步履蹒跚而来。

江老是樊畿先生的恩师，更是对我恩情深重的人。我的三姨才华横溢，日本侵华前曾是老北大数学系为数极少的女生之一，正是老江先生的学生。那时的江先生年富力强，接替了北大数学系创系系主任冯祖荀先生，全面主持系务，带领北大数学系冠绝全国，并且在中国开创了拓扑学的研究，一枝独秀，超越了日本。

四十余年后，来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在清华大学任教，通过了教育部的留学资格考试，正处在人生转折的十字路口。美国名校林立、大师如云，我该何去何从？正迷茫际，我的高等数学启蒙老师、冷生明教授带我到北大燕南园求教江泽涵老先生。江老“仙人指路”：去加利福尼亚，到UCSB（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找樊畿先生！老先生不仅亲笔写下并寄出推荐信将我引荐给樊畿先生，在我收到UCSB数学系录取通知后，江老又亲自致信清华大学张维副校长，说明我此番能得樊先生指导是极其难得的进修机会，请张校长协助加快办理出国手续，让我得以赶上当年秋季按时入学。

赴美前夕，我专程向江老辞行。江先生托我带去一封给樊师的亲笔信，以及一套北京传统工艺的竹制挖耳工具，表达对去国半个世纪的弟子的关切，并盼他早日回国讲学。樊畿先生手捧这套挖耳工具，百感交集，对我说：“江先生大我一旬，与我情同父子！”

1984年我回国度假，樊师亦托我带亲笔信回呈江老，简述当时暂时无法成行的原因，并嘱我向江老面呈详情。两位老先生隔海托雁、师徒情深，我作为信使奔波其间，深受感动。

终于梦想成真，到了1989年的这个夏日，，樊先生如愿回来了！这就是本文开篇时提到的燕园盛会。

当江老在人群中见到我时，神情凝重而慈祥，他特意对我轻声说道：“我耳朵越来越不好，得坐在最前面听。”这句话瞬间令我眼眶湿润。一位开山鼻祖级别的老教授，在期颐之年，依然要坐在台下最前排，去聆听自己学生的报告。这种对知识的敬畏、对弟子的祈盼，胜过了万语千言。

放眼会场，盛况空前。除了台上的丁师、台下的江老与讲坛上的樊师，我的许多师辈教授也赫然在座。比如坐在我相邻位置的沈燮昌教授，正是我当年读书时讲授复变函数的老师。他转头对我赞叹：樊先生的这个工作太棒了！而在我身边，还坐着我当年在北大的老同窗，他们有的已摘得博士学位，有的留校任教；更有不少我在北大和清华数学系教过的学生们，也闻讯赶来，济济一堂。

看着江老坐在最前排、微微侧头凝神的身影，我心中百感交集。

从开山鼻祖江泽涵先生（第一代），到蜚声国际的樊畿先生（第二代），到主持校务的丁石孙先生及沈燮昌先生等师辈（第三代），再到我们这批改革开放后承前启后的中青年学者（第四代），直至坐在后排昂首聆听的莘莘学子（第五代）——那一天，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讲堂里，竟汇聚了北大数学的五代学子！

那一刻，北大数学五代学人共处一堂。这不仅是一场学术报告，更是一场灵魂的交接与生命的传唱。我深刻地感悟到：学术的薪火正是这样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才是北大的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