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讀書人喜歡“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喜歡人人平等?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個很值得深思的現象: 許多讀書人反對的並不是等級本身,而是自己處在等級的下面。 他們夢想改變自己的位置,卻未必夢想取消位置之間的不平等。 所以,中國歷史上的讀書人常有一種非常特殊的政治理想:我不一定要當皇帝,但最好成為皇帝身邊最重要的人;我可以接受“一人”在我之上,卻希望“萬人”在我之下。 這就是所謂: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問題是:為什麼不是—— 一人不在萬人之上,萬人也不在一人之下? 這兩個理想之間的差別,實際上代表着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文明。 一、傳統中國讀書的最高出路不是成為獨立的人,而是“入仕” 中國古代當然有隱士、思想家、詩人和不願做官的知識分子,因此不能把中國讀書人一概而論。 但從制度主流看,讀書與做官確實長期存在非常緊密的聯繫。 科舉制最偉大的地方之一,是它在傳統等級社會中打開了一條相對公平的社會上升通道。歷史研究指出,科舉通過考試擴大了普通士人進入官僚系統的可能,並發展出糊名、謄錄等維護考試公平的制度。 但是這裡存在一個非常微妙的悖論: 科舉提供了競爭的平等,卻沒有以政治身份的最終平等為目標。 大家可以比較公平地考試,但考試的目的是什麼? 不是讓所有人永遠平等,而是把少數勝出者送進官僚等級體系。 所以它訓練出來的思維很容易成為: 我要求平等地參加競爭,卻希望通過競爭獲得不平等的地位。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是這種社會流動理想最生動的表達。 於是,平等不是終點。 向上爬才是終點。 二、中國傳統讀書人的悲劇:知識與權力結婚了 一個社會最值得警惕的事情之一,就是知識與權力過度結合。 如果知識分子的最高成就是發現真理,那麼他首先關心的應該是真假。 如果知識分子的最高成就是進入權力中心,那麼他就不得不同時關心另一個問題: 我的位置在哪裡? 傳統士大夫恰恰具有這種雙重身份:一方面是文化和知識的承擔者,另一方面又承擔政治管理職能。相關研究把這種結構概括為士大夫“文化主體和政治主體”的結合。 這產生了一個深刻後果: 知識不僅能夠產生思想,還能夠兌換權力。 書讀得好,可以做官; 文章寫得好,可以進入朝廷; 經典解釋得好,可以參與治理天下。 知識於是有了政治匯率。 久而久之,讀書人最容易崇拜的便不再只是知識本身,而是知識能夠換來的身份、官位和社會地位。 於是,“學問有多大”與“官做多大”,在社會心理中容易糾纏起來。 這就是官本位文化最深的一層: 權力成為知識成功的證明。 三、“一人之下”為什麼如此誘人? 因為這是傳統權力結構中風險與利益的一種特殊結合。 皇帝當然最高。 可是做皇帝危險太大,也不是讀書人通過正常道路能夠獲得的位置。 那麼讀書人的最高現實理想是什麼? 宰相。 他不需要推翻最高權力,只需要無限接近最高權力。 於是出現了一種非常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想象: 不挑戰金字塔,只爭取站到金字塔頂端附近。 真正的平等思想則完全不同。 平等不是問: “我怎樣才能爬到你上面?” 而是問: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分上面和下面?” 這才是根本性的區別。 四、很多人反對的不是特權,而是“特權為什麼不是我的” 這是理解等級文化最關鍵的一點。 一個真正相信平等的人,在自己處於底層的時候反對特權;當自己有機會進入上層的時候,也仍然反對特權。 這很難。 因為人的利益會改變人的思想。 當一個人在下面時,他會說: “為什麼他有特權?” 可是當他終於爬上去以後,他的問題很容易變成: “我辛辛苦苦爬到這裡,為什麼不能享受一點特權?” 於是反抗等級,最後變成加入等級。 昨天批評官僚的人,明天希望成為官僚; 昨天痛恨特權的人,明天可能希望自己的孩子繼承自己的社會資源。 這就形成了等級社會最穩定的自我複製機制: 下面的人不一定想推倒梯子,而是排隊等待爬梯子。 只要人人相信自己還有可能爬上去,金字塔本身就不容易受到根本挑戰。 五、科舉最有意思的地方:它既包含平等,又生產等級 因此,對中國傳統不能作過於簡單的判斷。 說中國傳統完全沒有平等精神,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科舉制度本身就包含非常重要的公平競爭因素。學者甚至指出,科舉形成的平等在相當意義上是“人人在帝王面前的平等”:它削弱門閥和世族,讓不同出身的士人通過統一考試進入政治體系,但與此同時,也強化了士人與中央權力之間的聯繫。 這句話非常重要。 因為它揭示了兩種平等的區別: 一種是: 我們都是最高權力之下的平等者。 另一種是: 沒有任何人天然擁有凌駕於其他人之上的權利。 二者不是一回事。 前一種平等完全可以與高度集中的權力同時存在。 後一種平等則要求權力本身受到制度限制。 六、真正困難的不是推翻“一人”,而是放棄“萬人之上” 因此,中國知識分子真正困難的一次思想革命,也許並不是從反對某一個統治者開始。 而是從放棄一個夢想開始: 我為什麼一定要成為人上人? 因為只要人人都夢想成為“人上人”,最後一定有人必須成為“人下人”。 如果一萬個讀書人的理想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們真正爭論的便不是要不要等級制度,而只是: 誰有資格站在上面? 這與現代意義上的公民平等有根本區別。 現代平等並不是說人與人在能力、財富、知識、貢獻上完全相同。 當然不相同。 教授與學生的知識不同,醫生與病人的醫學能力不同,企業家與普通職員承擔的經濟責任也可能不同。 但是這些差異不應自動推出一個結論: 一個人的人格價值和基本權利因此高於另一個人。 職位可以有高低。 專業可以有差別。 收入可以不同。 社會分工可以不同。 但是公民在基本權利和法律人格上應當平等。 這才是現代平等觀念最重要的轉折。 七、從“做人上人”到“做一個人” 中國傳統讀書人的一個歷史困境,是太容易把人生價值縱向排列: 童生、秀才、舉人、進士; 小官、大官、更大的官; 縣裡、省里、京城; 最後一直走到權力中心。 人生因此仿佛變成了一架梯子。 每個人都在看上面的人,同時也在看下面的人。 看上面,是羨慕; 看下面,是優越。 但是平等社會要求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想象: 人與人的關係首先不是上下關係,而是橫向關係。 我不需要跪你。 你也不需要跪我。 我不需要成為你的主人,才能證明自己成功; 你也不需要成為我的下屬,才能證明我的價值。 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尤其不應該來自“有多少人在我下面”。 他的尊嚴應該來自: 即使權力不獎勵我,我仍然說我認為是真的話。 這也許才是知識分子真正獨立的開始。 結語:最難推翻的皇帝,在人的心裡 中國歷史曾經一次又一次改變王朝、官制和社會結構。 但有一種東西比王朝更難改變: 把世界理解成上下等級的心理結構。 如果一個人痛恨“一人之下”,只是因為自己想成為那“一人”;如果他痛恨“萬人之上”的人,只是因為自己還沒有爬到那個位置,那麼他實際上並沒有反對等級。 他只是反對自己的等級不夠高。 真正的平等意識,是另一句話: 我既不願意做你的奴才,也不需要做你的主人。 因此,從“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走向人人平等,最深刻的變化不是把金字塔頂端的人換掉。 甚至也不僅僅是重新分配金字塔的位置。 而是開始追問: 為什麼人的尊嚴一定要用上下位置來衡量? 一個社會真正走向現代文明,也許正開始於讀書人不再夢想“做人上人”的那一天。 因為知識最高貴的用途,不是幫助一個人爬到萬人之上。 而是讓他終於明白: 不必在人之上,也不必在人之下——首先做一個自由而平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