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90%以上的中国文科学人都是人云亦云、忽悠世人？

如果说中国理工科学人的问题，是容易把专业知识误认为完整的世界认识，那么中国文科学人的另一个问题，则恰恰相反：他们谈论的往往就是世界、社会、人性、历史和思想，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

所谓“90%以上”，当然不是一个经过社会学调查得到的统计数字，而是一种故意尖锐的说法。真正的问题不是究竟百分之七十、九十还是九十五，而是：中国的人文学术为什么如此容易形成一种奇怪的现象——知道很多，却思想很少；引用很多，却发现很少；文章很多，却问题很少；概念很多，却原创思想很少。

这才是值得追问的问题。

一、什么叫“人云亦云”？

人云亦云并不等于引用别人。

真正的思想从来不可能完全脱离前人。孔子读古人，朱熹读孔孟，康德读休谟，黑格尔读康德，海德格尔读胡塞尔。思想史本来就是一场跨越时代的对话。

问题在于：

你读完别人以后，有没有自己的东西？

如果一个哲学教授研究康德三十年，能够准确告诉你《纯粹理性批判》A版与B版有什么区别，这当然是学问。

但是，如果问：

康德错在哪里？

他不敢回答。

再问：

如果康德错了，你自己的答案是什么？

他没有答案。

那么他是一个优秀的康德研究者，却未必是一个哲学家。

这一区别非常重要。

研究思想的人，不等于思想家。

中国文科学术的一个根本性误区，就是经常把二者混为一谈。

于是，知道别人说过什么，逐渐代替了自己发现什么。

二、中国文科学术最擅长的是“解释”

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传统：注经。

经书已经在那里了，后人的工作是什么？

解释。

解释以后再解释解释。

于是形成：

经 → 注 → 疏 → 再注 → 再解释。

这种知识习惯进入现代大学以后，并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经书”换了名字。

过去是孔子、孟子、朱熹。

后来可能变成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

名字变了，结构没有变。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论文：

“论海德格尔的……”

“从福柯的视角看……”

“论德里达语境中的……”

“基于某某理论的……”

这类研究当然可以有学术价值。

可是，一个文明如果长期只剩下“从某某的观点看世界”，迟早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世界可以从你的观点来看？

这才是原创思想真正开始的地方。

三、为什么概念越来越复杂，思想反而越来越少？

文科有一个天然危险。

自然科学最终必须接受某种外部约束。

桥梁塌了就是塌了。

卫星上不了天就是上不了天。

药物没有效果就是没有效果。

无论论文写得多么漂亮，现实最终会回来敲门。

但是哲学、文学理论、社会理论的一部分命题，并没有如此直接的检验机制。

于是便产生了一种诱惑：

用语言制造深刻。

一句简单的话，可以换成十个概念。

一个普通现象，可以包装成一个“理论框架”。

如果读者没有看懂，甚至还可能怀疑：

是不是自己水平不够？

于是最危险的学术游戏出现了：

晦涩本身被误认为深刻。

真正深刻的思想当然可能很难。

康德难，黑格尔难，海德格尔也难。

但“难懂”与“深刻”之间没有逻辑上的等号。

深刻的思想可能难懂；

难懂的文字却完全可能什么也没有说。

如果一个学术共同体失去了对这种区别的警觉，概念就会发生通货膨胀。

最后人人都在生产术语，却没有多少人在生产思想。

四、为什么中国文科学人特别害怕说“我认为”？

因为原创是危险的。

引用是安全的。

你说：

“按照康德……”

安全。

“根据福柯……”

安全。

“正如海德格尔指出……”

还是安全。

因为前面站着一个巨人。

但是如果你说：

“他们都错了。我的答案是……”

危险立即出现。

别人马上会问：

你是谁？

凭什么？

发表在哪里？

哪个权威认可了？

于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循环形成了。

没有权威认可的新思想不值得认真对待；

而一个思想在成为权威以前，恰恰不可能已经获得权威认可。

如果所有人都遵守第一条原则，那么新的思想永远不会产生。

真正的思想史却恰恰相反。

哲学最重要的时刻，经常发生在某个人说：

不对。

苏格拉底说不对。

笛卡尔说不对。

康德说不对。

尼采说不对。

维特根斯坦也说不对。

哲学不是把前人的句子保存得越来越完整。

哲学的生命来自一个更加危险的问题：

如果他们错了呢？

五、“忽悠”是怎样产生的？

这里所谓“忽悠”，不一定意味着有意识欺骗。

更多时候，它是一种知识体系内部的自我循环。

一个概念被提出。

第二个人引用。

第三个人解释。

第四个人写论文讨论第二个人如何理解第一个人。

第五个人再写论文比较第三个人与第四个人的区别。

几十年以后，围绕这个概念已经出现几千篇论文。

于是所有人都会产生一种错觉：

既然这么多人研究，它一定非常重要。

可是最初那个问题可能从来没有被真正检验过。

这就是人文学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引用次数不能证明真理。

一万人重复一句错误的话，它仍然可能是错误的。

一千篇论文解释一个概念，也不能证明那个概念对应真实世界。

学术共同体可以证明某个思想“重要”，却不能仅仅依靠共同体自身证明它“是真的”。

六、真正缺少的不是知识，而是第一问题

中国今天并不缺知识分子。

也不缺教授。

不缺博士。

更不缺论文。

真正稀缺的是另一种人：

敢于重新提出第一问题的人。

什么是存在？

什么是意识？

什么是生命？

什么是真理？

数学为什么能够描述世界？

语言与现实究竟是什么关系？

整体与部分究竟谁在先？

人工智能究竟是在思维，还是在意识？

这些问题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它们古老，而是因为两千年以后，它们仍然没有因为论文数量增加而自动消失。

真正的哲学不是问：

“海德格尔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那是哲学史。

真正的哲学首先应该问：

“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回答？”

然后才去看海德格尔、康德、亚里士多德或者老子是否能够帮助我们。

顺序不能颠倒。

七、文科最大的敌人不是无知，而是“知道”

无知的人知道自己不知道。

真正危险的是一个人已经拥有庞大的知识体系，因此误以为自己已经拥有答案。

读过一百本哲学书的人，很可能比没有读过哲学书的人更难产生原创思想。

因为他的脑子里已经坐满了人。

康德坐在那里。

黑格尔坐在那里。

马克思坐在那里。

海德格尔坐在那里。

福柯也坐在那里。

每当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他们立刻替他回答。

最后唯一没有机会说话的人，就是他自己。

因此真正的思想需要一个极其困难的能力：

知道前人说过什么，却仍然能够暂时忘记他们。

重新面对问题本身。

这是思想者与知识收藏家的分界线。

八、大学究竟应该培养什么？

如果大学文科只是训练学生：

记住理论，

掌握术语，

正确引用，

按照格式写论文，

寻找权威文献，

最后获得学位，

那么大学可以制造大量合格的知识工作者，却未必能够产生思想家。

真正的人文教育应该再增加一个更危险的要求：

提出一个老师也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甚至进一步：

证明老师可能错了。

一个学生永远只能重复导师的理论，一个学派永远只能解释祖师爷，一个国家的学者永远只能追随外国最新理论，那么论文数量再庞大，也不能自动形成思想上的创造力。

学术繁荣与思想繁荣不是一回事。

这是中国文科尤其需要面对的区别。

九、不要再问“谁说过”，先问“对不对”

中国文科学术真正需要改变的，也许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习惯。

面对一个观点，不要首先问：

谁说的？

而应该首先问：

对不对？

不要首先问：

哪本书？

哪个大学？

哪个教授？

哪本核心期刊？

哪个理论流派？

而应该问：

理由是什么？

如果一个无名之辈说出了真理，它不会因为作者没有职称而变成谬误。

如果一个世界著名教授说了一句错误的话，它也不会因为拥有一千篇引用而变成真理。

思想面前最终只有一个标准：

它能不能经得住追问。

结语：从“学问”重新回到“思想”

所以，“90%以上的中国文科学人都是人云亦云、忽悠世人”，如果把它理解为一个统计判断，它没有根据，也没有必要。

但如果把它看作一个故意刺耳的问题，它真正追问的是：

为什么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却没有相应产生越来越多的原创思想？

一个社会当然需要学者。

需要文献专家。

需要历史学家。

需要康德专家、黑格尔专家、儒学专家。

这些工作都有自己的价值。

但是，一个文明不能只有解释者。

总得有人冒险走出注释。

总得有人停止问：

“别人怎么说？”

开始问：

“事情本身究竟是什么？”

人云亦云终止于这里。

忽悠也终止于这里。

而思想——

恰恰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