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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弟兄的继母——我的奶奶，是贫农的女儿，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眼看斗地主的场景，两个儿子都被抓走，她非常害怕，就悄悄回了娘家。不料回家不久就被工作组派人抓回安仁镇，当晚便开会斗争她，深夜才放回家。那是195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七十多岁的奶奶被罚跪，并用凉水没头没脑地从头顶浇遍全身。奶奶胆子很小，对未来已看不到任何希望，第二天早上吊死在猪圈后的屋梁上。幺婶也经历了这次斗争会，深夜回家后一直守着奶奶，可就在幺婶疲惫打盹的一小会功夫，奶奶就走上了绝路。孩子们循着幺婶的哭声来到猪圈房，看到人们正把奶奶放下来，奶奶的身子还是软软的。奶奶是建政后二爸家屈死的第一个人。她带着对儿孙们的不舍、带着对生命的眷恋，怀着对阶级斗争极大的恐惧毫不犹豫地投入死神冰冷的的怀抱。

二婶从牢房里放出来后，面黄肌瘦，身单力薄。一家四口，政府只分给二婶、六妹和四姐三个人土地，能种稻谷的好地不多，其他的地在两里外，且难于耕种。

二婶身材高大，却是一双小脚，走起路来上重下轻，照样得带着三个十来岁的孩子下地干活（1952年秋，五哥李国孝已从我们家回到安仁镇），秋收后交了公粮和统购粮，已所剩无几，每天只吃两餐，节约着过日子，勉强能维持到春节，春节后就没有粮食吃了。饥饿的人是不会挑食的，只要能吃的东西二婶和孩子们都吃：米糠、苕菜、牛皮菜、红薯叶、野菜这些喂猪的东西都成了她们的主食,不能讲什么营养, 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要说营养, 这里面最好的就算米糠了。可谁会把自家的米糠白白给你呢? 二婶只能常去打扫碾房地上和墙壁上的米糠, 当然还伴有无法除去的壁灰和尘土。那墙壁上的米糠是最好的, 特别细，不论和哪种菜拌在一起都比较好下咽。因为没有油, 甚至连盐巴都买不起,其余的糠难下咽不说, 还不容易拉出来。

建政后，李育滋公馆和老屋, 都住有解放军部队, 他们的几条猪就养在二爸家的猪圈里, 饲养员每天挑着泔桶来喂猪。二婶瞅准机会, 偷偷从桶里捞些饭菜面条之类, 淘洗后煮开给孩子们食用, 算是改善一次生活。特别是面条, 那可是好东西, 虽然经过淘洗, 姐妹们还能吃出它的美味和能量。

冬天来了，树叶枯黄，野菜全无，只好靠挖芋荷杆充饥。芋荷杆煮不烂，嚼不碎，吃在嘴里有一股麻麻的带苦涩的味道，但哪怕再难吃, 一家人饿极了, 没有别的选择, 就只有象数颗粒那样, 一点一点把它哽下去, 用以哄哄肚子。这种东西吃下去是什么样，拉出来还是什么样，三个孩子瘦得皮包骨,他们只能这样苦熬着。

生活的重压让二婶喘不过气来, 加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与挨不完的批斗, 使她求生不得；但看看身边几个失去父亲的幼小瘦弱的孩子, 她又求死不能。她以最大的努力勉强支撑着, 可身体却日渐衰弱, 最后她还是不能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天! 残酷的现实让她顾不上食物的卫生, 那些生的、冷的、脏的、半生不熟的东西都是不可多得的食物。不久,她就开始拉肚子，在无钱医治的情况下，病情一天天恶化, 终于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几个孩子太小，几年来家里遭受的种种灾难，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恐惧，他们见谁都害怕，不敢向任何人求助，只是在稻草和床板上挖一个洞，床下放一个瓦盆。二婶那带血的脓便一滴滴往下流着，孩子们趴在床边小声地哭着，眼睁睁看着母亲的生命一点一点地流逝。最后，二婶软弱无力地抓住三个孩子的手，说不出话来，撒手人寰时，眼睛一动不动地睁得大大的，她是放心不下她的孩子们, 特别是她那最小的女儿, 她是死不瞑目啊! 从此，几个孩子成了孤儿，小小年纪就得去面对残酷的人生。

一个好心的邻居，看到孩子们太可怜，偷偷给了他们一些米票，三个孩子迫不及待地去领米回家，路上饿极了，抓着生米就往嘴里扔。

一次，全家已两天没有吃饭，四姐李玉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看见路边有颗花生米，她捡起来端详一番，真舍不得吃它呵，先感受一下它的香气，再细细地嚼。空空的胃里竟然有了食物的感觉，花生米在胃里移动的情况都能感觉到，那滋味真太好了。这颗花生米吃进肚里，走路也有力了，这颗小小的花生米的力量，那是不到极端饥饿时绝对体会不出来的。提起此事，四姐说，她至今仍清清楚楚记得这颗花生米的颜色、形状及捡到它的地方，更忘不了它带来的巨大的能量。

长女李国荣，原在成都会计学校学习，不幸染上肺结核，被迫停学回乡治病，家里连饭都吃不起，哪里有钱治病？想到父母惨死，幼小的弟妹无人照顾，她更痛苦不堪。1959年元月4日不治身亡, 时年26岁, 短暂的人生就在如花的季节凄苦地结束了。

长子李国忠，高高的个子, 长得十分帅气, 在重庆南岸弹子石针织厂当会计, 他知道自己家庭情况不好，从来是谨言慎行。1957年“大鸣大放”，他一句话也不敢说，硬是由于家庭的原因被打成“右派”, 理由是说他对“右派”的大字报看得津津有味。于是, 取消工资，仅给一点生活费，并强令劳动改造。

为了孩子们的前途, 妻子离他而去, 他每月还必须把为数不多的生活费的一半交出来养育孩子。政治上的压力和妻离子散的生活使他终日郁郁寡欢，只能靠劣质的烟、酒来麻痹那痛苦的神经, 寻求暂时的解脱。60年代末，他患上食道癌。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正忙着争夺革委会的领导权，谁会来过问一个“右派分子”的死活？他还得继续劳动改造，直至卧床不起。1971年正月初一，在这家家团聚的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在大家兴高采烈祈求来年大吉大利的时候，他却孤零零地在中午十二时悄然离开人世。

至此，一家八口，只剩三个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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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育滋十岁左右的两个女儿，在她们的父母被关押后就担起了送饭的任务，后来我父亲和大哥相继被抓回安仁镇关押，他们又得给几个亲人送饭，每天两次。她们人小，每走到那关押人的阴森恐怖的地方，就非常害怕。路旁人们盯视的目光和阴阳怪气的吼声也让她们胆颤心惊，也特别伤心和难受。只要走到那条街口，恐惧就油然而生，多少年后这种恐惧感仍在她们心里挥之不去。

二爸家离安仁镇约4—5华里，一天送两次饭，六妹还不到十岁啊，她和四姐一起来回要走近10公里，提着篮子感到非常沉重，一路上还要遭人白眼。遇到下雨，田埂上全是泥泞，又烂又滑，稍不小心就摔个仰面朝天，全身沾满泥浆不说，饭也倒了出来。两个小女孩躺在泥地上动弹不得，心里别提有多酸楚，今天，牢里的亲人又得挨饿了。为了不摔跤，尽量选择不滑的地方走，她们就在路边和田边的谷茬上跳上跳下，送完一顿饭，即使是冬天小姊妹俩全身也被汗水湿透。

那时，家里只有幺婶一个大人，幺婶要在家里干活，要为全家煮饭，还要经常挨批斗，没有精力照顾孩子。两个女孩不愿给幺婶增加麻烦，什么事情都不敢有丝毫懈怠，即使饥饿、疲劳、寒冷她们都默默承受。整天劳碌的空闲里，一坐下来就会睡觉，顾不得身在何处，也不想地上是否潮湿是否有虫子。晚上不敢独处，不敢到外面行走，也不敢独自回屋里睡觉，总是巴巴地等到幺婶把事情做完一起回屋睡。

没有多久，四姐和六妹这一双失去父母照料的苦命孩子，都患上了风湿骨痛病，而且骨瘦如柴。六妹从小身体就弱，病情特别严重，开始还能一瘸一拐地挪动几步，短短几个月后，就不能站立、不能行走、甚至不能卧床，只能被禁锢在椅子上，连大小便都需要人抱上抱下。

二婶放回家后，看到六妹的状况，心痛不已，背着她到处求医。可是家里穷得叮当响，有限的医治根本挽救不了六妹。

六妹只能半躺半坐在椅子上，如果没有人照顾就无法活下去。但是，二婶随时都会被叫去开会，接受批判，重病的六妹根本不可能有人陪伴，只有恐惧时时刻刻伴随着她。她特别怕失去母亲，怕母亲象父亲一样被叫走后就再也回不来。她幼小的心灵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哭，只要听到外面有人敲锣叫开批判会就嚎啕大哭。无数次的敲锣声，无数次地大哭，招来了别人无数次的责骂，但她还是不停地哭，任随什么人劝阻乃至打骂都无济于事。后来发展到每晚都要哭，不自觉地哭，梦里也哭，长时间连续地哭！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哭声传送得很远很远，传到远处的人耳里，成了嘤嘤的悲泣，悲悲切切、凄凄惨惨，有时中间还夹杂着的几声犬吠，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异常恐怖。村里的闲言碎语越来越多，其中还掺杂着神呀、鬼呀、魂呀、魔呀、怪呀，甚是可怕。

当时，李育滋公馆已是解放军某部的疗养院，近在咫尺的撕心裂肺的哭声让人心烦，让人不安，也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解放军伤病员夜夜不能安眠，军人们多次上门打招呼，也有不少人来责骂她、恐吓她，六妹却傻傻地望着大家，不知道也不承认在睡梦里哭过。这种情况让家人深感不安，对六妹有心疼也有责备，深怕因此一家人又要增加其他罪名。这样折磨人的日子过了好几个月，伴随着无边无际的恐惧、忧伤与无奈。全家人时时都在心惊肉跳，恐惧亦与日俱增。

其间经历了二爸被残杀，二爸死后，二婶多次想到自杀，但看着这苦命的孩子，还是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为了生存，六妹在母亲和姐姐的抚慰下，不断与命运抗争着。几个月后，她慢慢地不再夜哭。她还学会了不少手工活，她坐在椅子上织草鞋、编竹扇、编斗笠、编筐子并得到一点微薄的手工费。就这样，可爱的六妹在连路都不能走的艰难日子里，就用她稚嫩的双手为破碎的家努力了。几年后，六妹的病稍有好转，渐渐能扶着墙杵着棍子走路了，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安仁火柴厂接纳了她，虽然只是干摆火柴签的活，但这毕竟是一条生路啊！十三岁的她从此走向社会，虽然道路坎坷，但她再也不是个爱哭的孩子，开始学会了独立面对自己的人生。她在渐渐长大，并自觉为家里分担困苦，她自己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即使工作两年之后还不曾为自己添加一件棉衣，却把每月挣到的几元钱全部拿回家来贴补家用。1952年五哥李国孝回乡，在二婶去世后的五六年里，她几乎拿了工资的一半给哥哥，支持五哥度过了独自在农村的最艰苦的岁月。

二爸的二女儿李玉华，一边干农活，一边发奋学习、不断上进。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好全家人的稀饭吃一碗就赶到学校。没有钟表，有时误把明亮的星空当作晨光，等吃了饭才发现天反而更暗了，才知道自己出了差错。中午同学们回家吃午饭，但她和全家都无午饭可吃，她就利用这段时间在学校做作业。下午放学后，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看书，复习当天的功课。到家后，趁天没有黑，先挑两担水，沉重的水桶压在肩上，饿得无力的身子左右摇晃，好不容易担了水，才能吃晚饭。遇到天气不好或学校有活动，放学的时间晚，一出校门天就黑了，孤孤单单一个人走在田野里弯弯曲曲的小路上，非常害怕。四姐说：这种对黑暗的恐惧心理虽经几十年的磨练，至今仍改变不了。

每学期开学，四姐为那一元钱的学费不知要哭多少次，班主任找她催学费，说：“你每天只要节约一分钱，一学期的学费就可以解决了。”四姐低头不语。老师哪里知道，除了买本子，四姐身上从来就没有过一分钱；她从什么地方来节约这一分钱呀？

四姐每天的饭几乎都是“两头摸黑，中间无着落”。再加上营养极度不良，又常蹲在田边地头采野菜，也患了严重的风湿病，双手痛得抬不起来。她顽强地和疾病斗争，硬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忍痛坚持每天抓住高高的粗树枝吊手臂，终于控制住病情。几年的中学生活，她从来没有穿过棉衣，冷了，抓紧课间休息的几分钟跳一跳来抵御寒冷。她也没有鞋穿，只好捡同学扔掉的破布鞋补好后勉强对付冬天，下雨天不管多冷，都把鞋装进书包里，赤脚走路，到了学校洗了脚才穿上，脚常冻得通红，僵硬麻木。可不管有多苦，有多难，她从来没有放弃过，总是竭尽努力，勤奋学习，中学毕业后，考上了成都地质学院，进入高等学府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