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飞机频频狂轰滥炸成都, 父亲非常担心。他不敢把我们留在危险中, 于是匆忙将母亲先送到乡下亲戚家安顿好, 等到父亲再到医院来接我, 发现奶妈坐在医院门前的台阶上哭,而我却已不知去向。父亲又气又急, 紧急调动各方面关系与美国人交涉, 终于把我找了回来, 原来, 美国人把我送到医院附近他们办的孤儿院去了。小时候, 我曾多次找父亲的麻烦,说：“当年你们是不是弄错了人, 我是别人的孩子吧?”父亲急了, 忙说：“你右手臂上有蚕豆大一颗胎记, 背上还贴着李妹妹三个字, 怎么可能会错呢?” 感谢父母, 他们用最真挚的爱情把我带到人间。

日本人的轰炸, 除了把我送进了孤儿院, 还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两个画面。一幅是防空洞, 里面挤满了人, 大家鸦雀无声地坐在地上, 或抱个小包袱, 或拎个小箱子。我紧挨着婆婆, 焦急地盼望着听到解除警报的消息。另一幅是紧急警报凄厉的鸣叫声中, 狭窄的城门处一片混乱, 汽车、人力车和拼命往城外跑的人群挤成一团, 谁的前进速度都很慢。我那时太小, 头脑里只留下这两幅没头没尾的画面。

还有几件听婆婆说的事, 一直存在记忆深处。一是日本飞机轰炸少城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公园宽广而树多, 可供藏身的地方不少, 每次轰炸, 很多人就躲进去, 那里一直很安全。一天晚上, 空袭警报又拉响了, 人们争先恐后地跑进公园。公园里一片漆黑、鸦雀无声, 一对老夫妻, 每次都带着小孙子在这里躲藏, 这次, 孙子却大声啼哭, 周围的人怕孩子的哭声招来炸弹, 都责备老夫妻俩。孙子大哭不止, 二老只好带着孙子离开公园, 另觅躲藏处。很快, 日机飞临成都上空, 突然公园里几道白光射向夜空, 这是汉奸用电筒向空中发信号, 十几架飞机在公园上空盘旋片刻, 炸弹全扔进公园。顿时, 炸弹声呼啸而来, 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铺天盖地, 公园变成人间地狱, 房屋倒塌、火光四起、血肉横飞、血流成河, 到处是残缺的人体, 树上、房屋上都挂着残肢, 其惨烈之状、恐怖之状令成都市民个个为之痛心、为之震怒。在大骂日本人和汉奸之时, 都不约而同地想起那对老夫妻, 想不到小孙子的啼哭竟救了一家人的命。41年7月27日, 大批日本飞机对华西坝到少城一带进行地毯式轰炸, 爆炸声震耳欲聋, 到处都在燃烧, 尸横大街小巷, 惨绝人寰。

后来我们搬到在乡下去住, 满以为到了乡下就能安全, 然而, 我们想错了。日本人在纵横轰炸成都市区后, 把目标转移到乡下, 一天, 日本飞机窜到成都西郊上空, 一边投掷炸弹, 一边俯冲扫射, 我的表舅, 躲在河边, 以河岸做掩护, 一块弹片飞来, 削去他半个脑袋, 鲜血染红了河水。又一次, 警报拉响了, 幺爸李万均和朋友几人躲至西门外王建墓附近一户农家, 初, 打算躲进屋后竹林内, 因有恶犬狂吠, 怕遭来日机, 回头想跑出宅外, 刚出屋门, 见田坎上全是挤在一起拼命逃跑的人群, 而日机已临空, 又赶紧回到门侧牛圈内。炸弹竟在后竹林和牛圈土墙外爆炸, 相距仅两三米, 幸有土墙阻挡, 几人均未有伤亡, 而逃跑在田坝上的人群, 除炸弹外, 还遭到日机低空扫射, 尸横遍野。我大哥的外公就是在这次跑出农宅后遭日机扫射而死亡的。

2

我有比较清楚的记忆，应该是从五至七岁在西昌那段日子开始，那之前的事，只是些模糊印象。小时候，我和妹妹李国芹生活在婆婆爷爷的身边，妈妈和父亲都不在我们的生活里。一天，婆婆突然大声说：“涵儿，妈妈回来了。”我不知所措，赶快躲在婆婆身后。婆婆说：“你们看涵儿，妈妈回来了，居然还不好意思起来。”

原来妈妈和父亲一起去了西昌，这次妈妈回成都，是来看望婆婆和爷爷，处理一些家事；因为父亲很想念我，要带我去西昌团聚。

一九四四年初，我们一行人分乘几辆轿车和一辆卡车前往西昌，道路很不好走，车开得很慢。这条泥路有长长的一段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曾有汽车在这危险的路段上滑下山崖，车毁人亡。当我们乘坐的汽车经过险路时，妈妈紧紧抱着我，吓得脸色苍白全身是汗。走了两天，离西昌不远了，前面的道路塌方，车队停下来，找了一个大院子住下。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惊呆了，天地之间已成了白茫茫的一片。高耸的雪峰融入雪雾迷茫的天际，山坡上到处是凝成千姿百态的硕大冰块，晶莹剔透。又粗又长的冰柱从山岩上、屋檐上挂下来；远远近近的树木被冰雪包裹着，有的象一丛丛纯白的珊瑚，有的象一堆堆洁白的绒花，我觉得好象进入了神话中那美丽而神秘的国度，兴奋地冲出门想跑进这童话般的世界，一脚踩着路面上的薄冰，狠狠地滑了一跤，只得乖乖地回屋。

大家在房间里烤火，一个叔叔耸着肩、搓着手，不停地唸：“嗖嗖冷，冷嗖嗖”。我们被困在这里几天，消息传到父亲那里，父亲急得大发脾气，下令赶快疏通公路，并亲自乘车沿崎岖山路来接我们。

当我们进入西昌时，驻西昌卫戍司令刘元瑄派出的一连骑兵和八县彝族头人出城十里相迎。当时，鞭炮齐鸣、鲜花簇拥、盛况空前。父亲抱我坐在他腿上，另一只手搂着妈妈，兴高采烈地说：“看看，多少人来欢迎我们，这里是我们的另一个家啊。”

到了西昌，气温和路上迥然不同，干燥而暖和，蓝天白云之下，空气特别清新。我们住在西康省银行西昌分行后面的院子里。父亲已买来了一辆外形是汽车的四轮脚踏车，大红色的车身油光铮亮，我从父亲怀里跳下来，兴奋地坐进汽车，汽车便平稳地往前滑动。父亲看我这么高兴，拍拍妈的肩，也满脸堆笑。父亲引领着我骑着汽车到花园，我下车和父亲拉着手跑来跑去。我的父亲简直就象个孩子，我一点也不怕他，还专门和他淘气。

父亲告诉我说：“乖孩子，你千万不能一个人出街，彝族人经常会进城抢小孩去当娃子，他们孩子，上前一把抓住夹在手臂下，用身上披的查尔瓦裹着就跑，你可要小心啊！”听了这种事，我的兴奋劲吓得一下子就没有了。

开始的新鲜感很快就过去了，又不能随便上街玩，即使出去，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小小一个西昌城，极为落后而简单，还很脏。父亲每天要去“办公”，妈妈经常要接待朋友，我有些寂寞了。父亲看出我不太愉快，去刚建成的公园里借了两只小白兔回来。兔子养在花园里，我每天喂它们，父亲“办公”回家，也陪我喂兔子。只要有父亲在，我就在院子里雀跃奔跳，追得兔子满园跑，父亲说：“乖乖，那兔子是红眼睛，专门和小孩子作对，让我来帮你。”胖胖的父亲笨拙地和我一起追来追去，而兔子却突然不知去向。

妈妈大笑起来，说：“光普，我看兔子把你当成大狗熊，早就躲起来了。”父亲走过去，一把抱起妈妈就跑，说：“哈哈！我总算抓到一个我要的小东西。”他们说笑着，毫不在乎佣人们看见。我则跟在后面又叫又闹，大有嫉妒之意。

晚上，我们有时去俱乐部玩，俱乐部的字音，和成都人说的扎萝卜相同，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要去扎萝卜呢？原来，那里有点象现在的夜总会，平常认识的叔叔、阿姨，好多都在里面。我们只是坐下来吃些小点心，听听唱歌，轻松地和朋友聊天。父亲喜欢把我抱起来坐在他的膝上，我也喜欢依偎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躺在父亲怀里的幸福，象水，静静地流进我心里；象火，迅速地漫延到我全身；象一首动人的歌，让我陶醉；象一幅美丽的画，任我感受。

那时，西康举办过一次运动会，我还记得运动会的发奖仪式。妈妈笑展明眸，款款走向得奖的运动员，给他们颁奖。妈妈沐浴在在阳光里，带着一身耀人的光彩，显得那么漂亮、那么高贵、那么从容，我使劲给妈妈拍手。

那天晚上，我趴在父亲身上，问：“爹，为什么我长得没有妈妈漂亮？”

父亲捧起我的脸微笑，说：“我的乖乖，你妈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礼物，你也是老天爷送我的礼物，不过，你长得更象我。难道你不就愿意象爹吗？”

“我当然愿意象你，但我还是想漂亮点。”我翘着嘴唇，撒起娇来。

“傻孩子，你在我眼里是最美的，你是我的无价之宝。你的漂亮在你的眼神里，在我的心坎里。”父亲的话我听不懂，心想，管他漂亮不漂亮，真要是什么都能象父亲，就是我最大的幸运。

2007年，我在凉山州档案局保存的旧档案里，找到父亲当年批准修建体育场的批文和父亲在屯委会其它文件上的批示。这些父亲的手迹，记录了父亲在西昌工作的历史，成了我的宝贝。父亲的照片和其他属于父亲的一切，随着一次次运动的清洗，早已踪影全无，唯有我心里父亲的形象永远不会模糊。

我六岁生日那天，吃过早饭，父亲和妈妈一脸的神秘，叫我去花园看看。带着好奇走到花园，哇！我高兴得跳了起来，那里有一匹全身雪白的小马，多漂亮的一头温顺的小马啊，身上已配着崭新的马鞍。它毛色发亮，正低头吃草呢，原来这就是我的生日礼物！我转身冲回去，跳进父亲的怀抱，把头倒在妈的臂弯里。父母抱着我走进花园，小心地把我放在马鞍上，他们牵着小马在花园里缓缓而行。我骑在小马身上神气活现，高兴得大喊大叫，看起来父母的快乐更胜过我。这个生日礼物，让我非常震动也非常感动，我象掉进蜜罐子里，被甜蜜包围起来。从此，我每天骑马玩（当然，每次都有人牵着），喂我的小马吃草，和这匹白马成了好朋友，白兔就还给公园了。

这年下半年，蒋介石夫妻来到西昌。父亲每天都很忙，妈妈也少在家。他们不带我参加常去的宴会，到我家来的叔叔们脸上都多了一份严肃，我过得很不开心。家里的空气有些凝重，我知道父亲一定遇到为难的事了。

这期间父母都很忙，他们必须一起小心翼翼地去接待蒋介石夫妇，随时准备恭听蒋公的训导。仅管父亲对蒋介石的压力感到不满，妈妈对宋美龄的风度和气质仍大加赞扬。那时，父亲的很多外交工作都由妈帮忙协调，妈妈也因能介入父亲的公事、助丈夫一臂之力而感到高兴。后来我看到当地一本刊物封面上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生活照，对妈妈说：“宋美龄长得不怎么漂亮嘛。”妈妈却说：“你一个小孩子能懂什么，她非常有风度，比照片漂亮多了。”蒋介石夫妻离开西昌后，我们的生活才又恢复常态。

一天晚上，父母跟我开玩笑，他们说：“涵儿，你长大了不能嫁，得给我们当管家。”说着，把保险柜的钥匙挂在我胸前，而且，居然就让它一直挂在我脖子上。春节快到了，一天，父母不在家，西昌的老百姓正好自发地组织起来拜年，拜年的队伍打扮成戏剧里的人物，还有人走高翘，有人装扮成蚌壳精、鲤鱼精，在队伍中轻歌漫舞。一大队人吹吹打打，一路表演，一路放鞭炮，浩浩荡荡来到省银行前拜年。我激动起来，取下钥匙打开保险柜，抓起两大叠钞票，向拜年的人群抛去。人群哗然，使劲向我欢呼，我则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父母回来，妈妈说：“你太有点胆大妄为了。”父亲却含笑望着我，一脸欣赏的表情，说：“涵儿真了不起，是个好管家，将来我一定不会嫁你。”说完，哈哈大笑。

西昌那段生活，还有一件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就是去邛海“打野鸭”。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行动，屯垦委员会的人都参加了。我们全家都不会用枪，坐在船队的最后面。只见远远的对面也有很多船，缓缓地往我们这边划过来，据说是要把野鸭赶过来。我站在船头，看见我们前面的船也不少，大家全都不出声，轻轻地放桨，慢慢地划船。湖上一点声音都没有，野鸭被两支船队夹在中间的一片水面上，它们似乎还什么都还没有感觉到，正成群结队地漫游于水面，有的把头伸进水里觅食，有的转过头用嘴理羽毛，有的扑打着翅膀戏水，好一派悠闲自得的神态，不知到灾难就要降临。两边的船队越来越近，突然，前面枪声大作，野鸭们象听到号令一样，一齐“噗噗”地扇动翅膀，贴着水面直冲云天，在高高的蓝天上，它们看起来就象一群小鸟。瞬间发生的一切令我目不暇接，水面即已空空如也，一些笨鸭被击中，人们争先恐后地划船过去拾起来，并送了一支到我们船上。抱着耷拉着脖子的野鸭，看到它忧伤的眼神，我的情绪低落下来，心里泛起一股淡淡的悲哀。接下来划船比赛的热烈气氛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大家在欢笑声中，尽情地释放自己的热情。父亲说，屯委会的人辛苦工作一年，组织大家到大自然中放松一下，也算是给自己和大家的一次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