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情 1954年初，媽突然告訴我，她已向法院提出和父親離婚。我驚愕得目瞪口呆，問： “為什麼？” “要找到你父親，只能這樣了。” “他被關在監獄裡已經夠苦了，你這麼做豈不是雪上加霜，爹怎麼受得了？” “不會的，他能懂。”媽自信地說。 啊！我明白了，他們一定有過約定。 離婚書很快由成都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批覆下來，上面寫道：“李光普因反革命案於1951年3月扣捕，經判處徒刑，現在勞改中。” 我們終於有了父親的準確消息，他確實被判成了“反革命”，現在正在服刑。但父親為什麼被判刑，判了多少年，他如今在何處，卻仍然無法得知。就算這樣，我們也滿意了，父親還活着！就是好消息，只他要活着，就有希望，我們一定能等到團圓的那一天。 接着，媽動起送走弟弟的念頭來。她說，與其大家在一起餓死，還不如放弟弟一條生路，也給李家留下一條根。妹妹一聽，放聲大哭，這幾年，她帶弟弟的時候多，可以說，弟弟是在她的背上長大的，她堅決不肯把弟弟送人。 她哭着說：“不要送弟弟走，弟弟吃不了多少，我少吃一點就夠他吃了。” 我和婆婆也忍不住流淚。我知道媽想得很深，她不單是想讓弟弟過上好生活，主要是希望弟弟擺脫“賤民”的身份，不要被歧視，受屈辱，能夠過上一個孩子應該過的正常生活。 我們每天的兩頓飯變得更少了，妹妹瘦得連手上的筋都可以用指頭勾起來。眼看日子越來越難過，媽又提出送走弟弟的話題。 這次妹妹有了準備，她說：“媽，不要送弟弟走，我每天煮飯的時候都給弟弟留了一些米，以後我們沒有錢買米，弟弟也會有飯吃。” 她拿出一個盒子，裡面裝了好些米。妹妹太天真，那些她存起來的米已經生了蛀蟲，而且這一點點米怎能養大弟弟？其實媽又何嘗捨得弟弟，何嘗忍心送走這個連父親都沒見過的兒子？但現實是殘酷的，愛弟弟，就要為他找一個好家庭，讓他快快樂樂地長大，不要讓他和我們一起當“賤民”。 媽媽趁我們上學的時候，帶着弟弟去找準備收養他的那家人，門口，碰到一個鄰居。 鄰居問：“你來送孩子吧，這麼可愛的孩子，你怎麼忍心送人？” 媽說：“我是沒辦法呵，就給他一條活路吧。” “這家的女主人脾氣不大好，你要好好考慮呵！” 媽媽聽了，再也動不了腳，想了又想，又把弟弟抱回家。她終於下了決心，她說：“老天爺既然把兒子送來，就讓他和我們一起承受這份家庭的苦難吧，至少他還能得到全家最真摯、最無私的愛。送給別人，或許他可以過富裕的生活，但未必能獲得人間最珍貴的親情。有了真愛的滋養，他能在苦難中學會很多東西，這對他的長成未必沒有好處。”從此，我家的燈熄得更晚，燈下，我們苦織着全家的生命之“線”。 婆婆得到一個掙錢的消息，她聽說，每個星期天釀造廠都要找人剝胡豆。星期天一大早我和婆婆就帶着幾個盆子去到工廠，來剝胡豆的人真不少。廠里把用水泡軟的胡豆倒進一個大桶里，我們爭着去把胡豆搶進自己的盆子，剝掉濕漉漉的胡豆殼，工廠按交回去的重量給工錢。我們飛快地剝，心裡樂滋滋的。我一邊剝，眼睛的餘光始終不離開送胡豆出來的門，只要看見那裡有人影晃動，就飛一般衝過去，胡豆剛倒進大桶，我就拼命往自己盆里裝。剎時，胡豆桶被人團團圍住，人人都想往裡面擠，我彎腰去搶胡豆，背後又有人爬在我身上，從我頭頂上伸手去搶，還有人把我盆子裡的豆往她的盆里抓，我豈能讓到手的東西被搶走，於是又拼命搶回來。好一場激烈的搶豆大戰！當我端着滿滿的一盆胡豆出來，已是披頭散髮、汗流浹背了。一整天，我們要經歷好幾次這樣的大戰。婆婆腳小跑不動，她就在後面接過我裝滿胡豆的盆子，再把空盆遞給我。我個子小，又從人縫裡鑽進去搶，因此，總搶得比別人多。我們的辛苦得到了報賞，一天掙了兩毛錢！ 幹完活，拿着錢，我和婆婆雖然蓬頭詬面，腹中空空，卻興高采烈地回家。這時才發現大拇指的指甲和肉已經分開，疼痛鑽心，其他的手指都起了皺。一個星期過去，大拇指長好了，泡白泡皺的指頭換了一層皮。星期天，我們又急不可待地去搶胡豆，剝胡豆。現在，弟弟可以在中午用一分錢買一個小油餅，他終於能享受一日三餐了。 1954年初，媽所在的織毛衣小組合拼到毛衣針織廠，媽被轉到成都幸福童裝廠。這是個集體性質的小廠，在鹽市口，離我家約半個多小時的路程。在這裡，媽負責鎖扣眼和釘扣子，工作難度不大，全靠數量掙錢，而數量是需要時間來積累的。媽每天上班，下午還要背一包衣服回家，這包衣服比她的身體還大，約二十件吧。一件衣服最多六、七個扣子，做一件只能掙一分錢。婆婆忙完家務，戴上老光眼鏡，來幫着釘扣子，媽說油燈很暗，燈光不停的晃動，不讓她做。她就生氣，說：“我釘扣子，你可以少做點，大家都早點睡，有什麼不好？”說着，她又拿起衣服來做。我有空的時候也學着鎖扣眼，我們常常為能多做幾件衣服而高興，因為每一針、每一線都聯繫到全家的生活。 曙光 1954年夏天，成都七中從青龍街搬到城外磨子橋，那裡離家太遠，必須讀住讀才行。學校知道我的家很窮，由於我的成績還不錯，決定補助我伙食費，我才能夠繼續完成學業。 要開學了，媽媽把全家的生活費擠了又擠，打算給我買段布做襯衣。想到媽掙錢太不容易，一家人還要吃飯，我說：“還是不用買吧，我的舊衣服可以對付着穿，等明年考上大學再說。”媽卻堅持要買，她說：“眼看你高中就要畢業，這麼多年你都穿得破破爛爛，你父親知道了會心疼的。”聽媽這麼說，我的眼淚涌了出來，再不說什麼。 我們去看布料，那花色各異的布擺滿貨架，琳琅滿目，看得我眼花繚亂，覺得每一種布料都好看。我們走了一家又一家，就是下不了決心，最後選了一段最便宜的白底上有藍色小花的布，做成我那年夏天唯一的襯衣。同學們睡午覺的時候，我抓緊時間洗衣服，下午上課時，衣服幹了，又再穿。 雖然生活過得極其貧苦，婆婆卻一直讓我們有新鞋穿，她親手給我們做布鞋。自己做鞋，婆婆做得很辛苦。她要趁着夏天，把各種不能用的爛布，用漿糊一層一層粘在木板上，在太陽下曬乾，做成布殼，再把幾層布殼粘起來做出鞋底的上面部分，然後用很多層厚布粘在它下面，再用粗針、麻線密密地把鞋底扎一遍，鞋底才算完成。鞋邦是按樣式把布殼剪好，粘一塊黑布上去當鞋面，再用斜布條把鞋口縫好，最後把鞋邦和鞋底逢在一起，一雙新鞋就擺在面前了。想到婆婆一針一線做鞋，特別是扎鞋底時必須用力把線拉緊，她的手被麻線勒出一道道深深的痕跡，我總是穿得很小心。學校在城外，如果遇到下雨，要走約兩百米泥濘道路，我拎着鞋，赤腳走過這段路，到護城河邊洗乾淨腳，才穿上鞋回家。 深冬，日子就不好過了。我只有一床薄被子，晚上剛上床時還好，後半夜我被冷醒，發現自己縮成一團、全身酸痛，很想把腿伸直，可腳剛伸下去，下面的被窩象冰一樣涼，又趕快把腳蜷上來。實在熬不住了，我起來穿上衣服，希望能暖和一點，誰知穿上棉衣睡覺比不穿更冷，只覺得寒氣包圍着我，並從四面八方往身子裡鑽，我拉起被子把頭蒙住，只露出鼻孔，仍冷得直打哆嗦，我緊緊地蜷縮在被子裡，一分鐘、一秒鐘地盼天亮。所以，冬天我是起得最早的學生之一，這倒成了一件好事，我總是第一個衝出去舀熱水，不用排長隊。 可是，再冷我也不告訴媽媽，家裡沒有多餘的被子，說了只能讓她徒增煩惱。後來，我找一個被子薄的同學商量，兩人頭和腳顛倒着睡，兩床被子疊加起來，就不會挨凍了。但兩人擠在一張窄窄的單人床上，一點也動彈不得，下半夜竟覺得熱。就這樣，我們好歹熬過漫漫冬夜。 星期六是回家的好日子，家裡有等待我的親人，有熱騰騰的飯菜，還有暖暖的被窩；婆婆、妹妹和我擠在一張床上，多舒服呵。有一次，我和媽一起睡，半夜翻身，我的頭碰在床沿上，迷糊中我叫了一聲，媽媽馬上伸手過來抱着我，問：“怎麼啦？”其實，我並不痛，媽媽的愛撫讓我留戀，我又想起了父親，對父親的思念涌了上來，我什麼話都不說，越哭越傷心，把幾年來埋藏在心裡的牽掛、痛苦、辛酸、屈辱全哭出來。媽着急了，把我抱得更緊，我乾脆把頭攢在她懷裡痛哭。媽媽終於明白了我的心情，也緊緊地摟着我。不知什麼時候，我在媽媽溫暖的懷裡睡着了。 我讀住讀，媽媽每周給我兩分錢，我總是捨不得花。星期六回家，妹妹早就帶着弟弟等在門口，我抱起弟弟狠狠地親一口，再給他一分錢。他蹦蹦跳跳地去不遠處買一塊豆腐乾，分給我們吃，弟弟很懂事，總是選最小的。晚上，我們一邊鎖扣眼，一邊聽媽講故事，笑聲又蕩漾在這四面透風的破屋裡。星期天下午妹妹帶着弟弟送我，臨別時，我把另一分錢也給了弟弟。走出好遠，迴轉身，還看到站在寒風中朝我張望的一高一低兩個小小的身影。 媽和婆婆從來不過問我的學習情況，每學期的成績單足以給她們很大的安慰。1955年夏，中學畢業，我毫不猶豫選擇了師範學院，一是因為”教育救國”是父親的夢想，為了這個夢想，他曾努力追求過，延續父親的夢想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二是因為讀師範學院不但不交學費，吃飯也不收錢，這樣的大學我才上得起。我很幸運，考上了西南師範學院。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這所大學是西南最著名的師範大學，誰不想上好大學？我還年青，嚮往着去高等學府深造，希望有更好的發展機會，拿到錄取通知書，我高興得跳起來，抓着通知書瘋狂地在街上亂跑。婆婆大聲地叫：“小心哪，不要弄丟了重要文件。”我卻興奮得什麼都聽不到。 那幾天，成了全家人的節日，個個都喜孜孜的，媽的臉上也露出開心的笑容。婆婆看着我，說：“要是你爹知道，不知該有多高興啊！”興奮之餘，我們又陷入深深的憂愁之中。成都到重慶的火車，慢車票要八元多一張，就算再節約，到重慶上學至少也得準備十元錢才行，可我家連一點多餘的錢也沒有。媽媽仍然鎮定地說：“我來想辦法。”她拆了自己的毛衣給我織，讓我有兩件毛衣；還找出一段蘭布，用婆婆的舊長衫當里子，再把一些舊棉花翻新一遍，給我縫了件厚棉襖；又拆了婆婆的長衫給我做了一件厚襯衣；我的舊衣服還可以穿；布鞋和棉鞋婆婆早就準備好了。第一次一個人出遠門，我的行裝就只有這些了。一天，婆婆發現垃圾堆里有人扔了一口皮箱，箱底破了一條長口。媽媽說：“這皮箱扔得真是時候，好象專門給涵兒準備的。”她撿回來把破口補好，正好給我裝衣服。 媽媽到李靜軒伯伯家，向他們報告我考上大學的喜訊，他們立即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李伯母拿出幾年的積蓄，還賣了些衣服，湊夠了路費還剩兩元，叫我帶在身上。李伯伯說：“孩子出遠門，身上多少要有點錢才行。”他告訴媽，原屯懇委員會的伍柳村正在重慶政法學院任教，他將給伍柳村寫信去。 媽一定要寫張借條，李伯母卻堅決不同意。她說：“這錢是我們支持涵兒上大學的，給孩子錢，哪能要還？”媽說：“錢是還得了的東西，你們的情意卻永遠也還不清，請讓我們將來把能還的先還了，而把你們的情意永遠記在心裡。” 媽對我說：“涵兒，這十元錢對我們來說，遠勝過百萬、千萬，它包含着多少意義，你懂得嗎？”我點了點頭。我希望大學畢業後能報答李伯伯一家的大恩大德，可1957年，當年為劉文輝等草擬起義通電的李靜宣伯伯被打成“右派”，在嚴酷的鬥爭之後，他投河自盡了，不久，李伯母也傷心地隨他而去，我連報答他們的機會都沒有了。 全家在興奮中過了一個月，上學的時間臨近了，一股離愁悄然潛入每個人心裡。婆婆叮嚀我：“你一個人在外面，處處都要小心，你是個不長心眼的人，家庭成份又不好，處處忍讓點，千萬不要爭強好勝。”她又說：“你如遇到什麼難事，要學着敢於擔當，再難，也不要做出可憐像，常言道：三天不吃飯，還要裝個賣米漢。你要記住啊！”婆婆還叮嚀這，叮嚀那，似乎想把大學生活可能遇到的所有問題都幫我想到，雖然，她連大學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媽媽仍一如平常，看不出她情緒的起伏，只有在她反覆檢查我的行李和不時放點小東西進箱子時，才感受到她的關心和不舍。 弟弟問我：“大姐，你為什麼要跑到重慶去讀書呢？你不可以在成都嗎？” 我不知該怎麼回答，只好說：“重慶的大學好。” 弟弟聽了，驕傲地說：“我長大了，要到更遠的地方、讀更好的大學。” 離別的日子終於到了，一大早婆婆就心急火燎，不停地催促快走，怕錯過開車時間。她說：“做什麼事情都應該趕早不趕晚，要留有餘地。” 全家一起去了火車站。火車上，弟弟、妹妹好奇地東張西望，媽媽幫我放好行李，帶我去找廁所，教我如何保護好我的文件和那兩元錢。婆婆卻堅決不肯上車，她站在窗外，兩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不停地抹眼淚；我不敢看婆婆的淚眼，也不敢看媽和弟妹，拼命去想些其他的事情，極力壓抑着就要控制不住的感情。鈴聲催促送親友的人下車，火車徐徐開出成都站。看着月台上漸漸遠離的全家，我再也忍不住不舍之情，任由淚水在臉上奔流。火車帶着我離開溫暖的家，離開我最疼愛的弟弟，離開還沒有找到的父親。就這樣，我帶着全家的期望、帶着對家的眷戀、帶着父親老友的恩情，踏上前進之路。這時我才猛然想起，我連弟弟的照片都沒有一張，他已經四歲了，還沒照過一次像。我想，到了學校，一定叫媽寄一張弟弟的照片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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