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事的1958年

     1957年秋，妹妹考上西藏护士学校，就在大家为此高兴的时候，她突然大吐血，家里坑坑洼洼的泥地上积了一大滩血。妈妈急坏了，带她去看病，诊断结果是：浸润性肺结核。

     护士学校是上不成了，又没有钱去医院治病，吃了些中药、草药，过了一段时间，病情居然有好转。五八年初妹妹几经周折被分配到成都铜线厂当工人，但她的病没有痊愈，总是时好时坏，常常吐血。后来，她与同厂工人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她一直肺病缠身，三十多岁就因肺空洞、丧失劳动能力而提前退休。

     1958夏, 反右斗争再一次进行, 上级说: 有些埋藏得很深的“右派”尚混迹于人民群众中, 必须再一次清理。学校里今天这个系抓出来一个漏网大“右派”, 明天那个班也抓到一个漏网大“鲨鱼”, 大字报又挂满校园。 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没有逃过这一关, 经过斗争, 这位鸣放时被“右派”指责 、 才华横溢的同学成了“右派”。我茫然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 至此, 我们三十人的小班, “右派”分子增至五人!

     紧接着, 班干部找我谈话。这位姓付的干部年龄比我大得多, 平时总是笑嘻嘻地叫我“小鬼”,有时还亲热地拍拍我的肩。那晚，月亮被周围的黑云遮挡, 偶尔露出一缕白光, 教学楼象庞然大物巍然屹立, 个子小小的我在它面前显得非常渺小而不堪一击。这位“左派”把我叫到楼前的草坪上, 对我不关心政治、我行我素等进行了批评, 他一改平时温和的表情, 眼神象一道黑色的闪电逼视着我, 说: “你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 你必须从思想上和地主家庭划清界线, 象你现在这样只知道吃、喝、玩、乐, 是要犯大错误的。”真是疾言厉色。我木呆呆地站在他面前, 低下头以掩藏我那不能做到刀枪不入的眼睛,他的话越过我的头顶, 洒落在我身后的草地里。 听着听着, 我的思叙不知飘到哪里去了。但他正讲得喋喋不休、吐沫横飞, 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足足教育了我一个多小时。 可惜一片美丽的草坪, 被我们践踏了好一阵子, 真可惜。

     1958年夏，领导通知妈妈：上级决定“地主”一律到农村接受改造。妈去了离家几十里外的村子，一同去的有二十多人。到生产队的第一天，队领导就要求每人自报特长。妈唯一的手艺是织毛衣，虽然自己认为农村用不着这种本事，仍然老老实实报告。第二天分配工作，其他人都下田干活，妈被叫到仓库去。来到仓库，才知道队领导叫妈给他们织毛衣。从此，别人每天在田里一腿泥，累弯了腰，还要因做不好农活挨骂受气，妈却每天一家一家为队领导织毛衣。说起来妈的工作不算累，可是，领导穿新毛衣的愿望急切，要求妈妈织的速度要快。妈从早上开始织，坐下来就是一整天，也累得腰酸背痛。

     当时织毛衣用的是竹签，织快了，竹签容易断，又得重新削。而且，竹签的头很尖，每天不停地织，妈的两个手指头都被戳烂了，只好撕块布包着手指坚持织。到了晚上，这二十几个五十岁左右的人，全累得精疲力竭，攤在床上却睡不着觉。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呵，家里还有老有小，她们早已习惯了少言寡语，房里静得象没有人似的，各自闷闷地想心事。漫漫长夜，妈妈担心婆婆和弟弟，常常夜夜不能成眠。

     这段时间，街道办事处也要求“地主”参加义务劳动。婆婆正患感冒，头很疼，但她知道说了也无用，只是交待弟弟千万不能出门，就和一群“地主”在街道干部的督促下走了；这群人中婆婆年龄最大，她的小脚加劲快走，才勉强跟得上队伍。还没有到目的地，婆婆就全身颤抖，发起了高烧。

     带队的街道干部走过来，不耐烦地说：“你们这些地主婆花样真多，生病都会挑日子，你赖在这里干什么？”

     婆婆恭恭敬敬地说：“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啰唆什么，还不快滚！”

     婆婆抬腿就往回走，赶快“滚”之。

     婆婆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发着高烧，头痛欲裂。迷迷糊糊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家里还有孩子，孩子的妈不在家。”就是这句话，激发起她全部力量，拼命不让自己倒下，小脚一步步地挪动。一路上，她象踩在棉花上似的，身子歪歪倒倒地走着，实在走不动了，就靠着树干歇歇。当她摇晃着走进家门时，两脚一软，就坐到地上。弟弟看见满脸通红的婆婆，手忙脚乱地扶她躺到床上。几岁的孩子，除了送水和冷敷外，什么办法也没有。第二天上午，婆婆听到卖草药的吆喝声，叫弟弟扶她起来，买了些草药煎了喝下，才慢慢退了烧，渐渐好起来。

妈妈去农村一个多月，几个干部家的毛衣还没有织完，上级又突然下令全部撤回。妈妈回到幸福童装厂，仍做原来的工作。这个小厂的名字真好，“幸福”，多么诱人的字眼呵，但它对于我们来说却是那么遥不可及。

     这年秋弟弟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他这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孩子，因为家庭的原因，没有资格上正规小学，只能去民办小学读书。民办小学是当时刚出现的“新生事物”，专门接收没有资格上正规小学的孩子，这类学校校舍简陋，教师是街道上有点文化而又没工作的人。

那时为了让成都军区后勤部的“革命后代”们就近有个好学校读书，政府拆掉西胜街的一大片民房，修了一所小学。原来一条笔直的大街，现在，弯了个大弯子。在这里上学的，几乎都是军区和政府干部的子女。

     弟弟去民办小学，要从这所小学门前经过，经常被这里的孩子欺辱。弟弟从小就过惯了人下人的生活，被人欺负了也不回家说，直到他好几天没戴红领巾上学，被老师责问，才知道那些孩子抢走了他的红领巾。我们只好忍气吞声、节衣缩食，给弟弟再买一条，叫他绕开这个地方，多走一段路去上学。

     我们惹不起，只能选择躲得起。

     因为学校离家很远，遇上下大雨，即使弟弟戴着斗笠，也会被淋成落汤鸡。看着满身湿透的儿子，妈妈心疼地说：“你为什么不在街边躲一躲，偏要顶着大雨回家？”弟弟懂得妈的苦衷和苦心，他从不自暴自弃，总是集中精力努力学习，一直名列前茅。

     夏天, 毛泽东已经有新的部署, 他提出中国钢铁“超英赶美”的构想,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57年的钢产量实际上是535万吨, “翻一番”，也就成了1070万吨。刚过国庆，全民大炼钢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学校又停课了, 誓师大会上各系代表精神抖擞地发言, 决心当好党的“驯服工具”, 在大炼钢铁中大显身手, 报出来的炼钢数目, 一个系比一个系多, 简直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学校里到处拉起巨大的横幅, 上面写着“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 校园的各处坡地上挖成一排排炼钢炉, 它有一个不太雅的名字“鸡窝炉”。教师把家里姓“铁”的东西主动交出来, 学生们四处寻找“废铁”, 白天黑夜大家轮班炼钢。“鸡窝炉”的外形确实有点象个鸡窝, 勇士们把很多柴火放在铁件上, 点燃火, 开动鼓风机, 直至把铁融化结成一块疙瘩, 于是, 大家欢呼雀跃: 钢炼成了! 又继续再炼。整个校园从早到晚从晚到晨, 到处人声鼎沸、烟雾缭绕、炉火通明。激奋的人群唱着自编的炼钢歌:“鸡窝炉哟, 鸡窝炉哎,像是我家的老鸡母, 鸡母它生下了那么大个蛋哎, 鸡窝炉它一溜烟哎, 那么大块钢哎就出了那个炉啊!”

     大约闹腾了一个月左右, 炼出来的“钢”全是废铁, 学校又领命班师到綦江小鱼沱的深山野嶺, 打算在那里重起炉灶。

     我们用民兵师的名义, 以连、排等为建制, 每天从早到晚在山上砍树、割茅草, 做炼钢的准备工作。

      真是运气不好, 没有干几天, 我不知在哪里割破了手, 本也没有去注意, 但割破的地方很快就又红又肿又疼, 随队医生打了针却不见好转, 我的右手渐渐从手掌肿到手臂并失去知觉。排领导认为我这地主家庭出生的人，天生就带着好逸恶劳的本性, 肯定是在装病。我想, 手已成了这种样子, 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一定要去治病, 于是自己跋山到綦江铁矿医院求医, 医生检查后立即收住院。谁知这可闯了大祸, 有人居然胆敢蔑视排长的权威,自然没有好果子吃, 他们立即派人到医院, 以学校的名义告诉医生我是装病。谁知这个医生是“右派”, 哪敢为我争辩什么, 只好叫我出院。事情汇报到学校领导那里, 师长大怒, 竟有如此嚣张的学生! 于是决定待完成任务回校, 立即开除我的学籍。不久学校奉命撤回, 随即宣布学校大炼钢铁结束。

      綦江的任务结束了, 我又到医院看病, 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 我的整个右手臂已肿为紫色, 而且毫无知觉, 北碚医院的医生当然又收住入院。万万没有想到, 班长再一次派人去医院, 再一次声称我是装病。医生感到为难, 在班干部面前, 他们用装着滚烫开水的玻璃杯触及我的手臂, 皮肤烫出了泡, 我没有反应; 接着又用针刺我的手, 手上血泡直冒, 我还是没有感觉。医生做了最“明智”的处理, 把我转到第七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做进一步检查。那里的医生诊断为右臂神经丛损伤, 经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终于保住了我的右手。拿着医院的出院诊断书回校, 虽然有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的学籍到底还是保住了, 但我的手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到现在右手仍然还有些肿胀。

      1958年年底，媒体声称钢产量“1070万吨！”的任务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