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诗唱罢，来讲段历史故事。话说1870年发生在天津的“天津教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双方当事人一方是天津民众，一方是法国为首的洋人教会。此次事件使时任直隶总督有“中兴名将”美称的曾国藩名声扫地，带着“卖国贼、汉奸、软骨头“的骂名离开人世。那么这次中法争端的起因和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
自从清末天津条约开放传教以来，传教士开始在各地进行教传工作，但由于教会接受了大量的中国人作为教民，这些人素质低下，其中不少是地方上不法地痞，入教只是为了找个洋人的靠山，以图为非作歹，经常使教会卷入和当地人之间莫名其妙的冲突中。
在中国，直到现在社会上都有不少人一直从事一些丧尽天良的罪恶勾当，比如拐卖儿童,这是中国区别于其它国家的一大特色，其实这从清朝时就早就盛行了。1870年6月间，天津地区就多次发生儿童失踪案件，失踪儿童多达数百人。又有一些平日里就喜欢不负责任乱说的中国人发挥超凡的想象力在社会上散布谣言，说是这些儿童都是洋人用迷药给拐走的，都被拐到望海楼边上的育婴堂去了，说洋人拐孩子的目的是要挖眼掏心，做洋药的引子，洋人吃了孩子眼睛配的药可以明目，吃了孩子心脏配的药可以延年益寿。这些鬼话在愚昧无知中国人居然大有市场，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
全世界有华人呆的地方保证就有黑社会，天津当地有个民间黑社会组织，叫“水火会”，老大叫徐汉龙，手下有七八百人之多，在清朝末年的乱世，竟然明目张胆地代替政府职能私设公堂，审理案件，随意处决他们所怀疑的人。可见这些人多么野蛮多么无法无天。事有凑巧，一天，水火会抓住了一个叫武兰珍的坏人，并从其身上搜出迷药，徐汉龙严刑逼问迷药是从哪里来的，武兰珍挺刑不过，就信口胡说是望海楼边上的法国天主教堂给的。同时又有当地民众向“水火会”反映，说晚上看见教堂有人向外面搬运口袋，至于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他们其实并未看清，但这些人一贯喜欢想当然，就一口咬定“里面肯定装的是死小孩”。徐汉龙自以为掌握了洋人拐卖儿童的确凿证据，事情涉及洋人自己无力处理，就纠集了数百名失去孩子的家长，浩浩荡荡跑去向天津知府张光藻报案。
张光藻58岁，正盼着到60岁可以退休，最怕接手涉及洋人的案件引火烧身，又怕得罪民众，有心不管这事，但面对数百几乎疯狂的暴民，又怕出乱子，只好带着几百人去见上级领导，天津道台周家勋。周也是一样的想法，自己不敢处理，又带着这些人去见天津地区最高长官，三口通商大臣，满人崇厚。
崇厚和洋人打交道多年，对洋人十分了解，听完情况，大骂这些刁民一派胡言，认为洋人尤其是那些传教士是最文明最善良的最讲道理的，洋人开办育婴堂，已经收留了上百的弃儿流浪儿，给儿童好吃好喝，洗澡穿衣，照顾得无微不至，根本不可能去拐卖有父母的儿童，而且从没听说过西药是用人体器官做药引子的荒唐说法，更不可能杀人配药，纯属无稽之谈，是中国刁民发挥想象力编出来的谎话。要说洋人对儿童有什么不好，只有一点，就是强迫他们说法文唱法国歌。
但刁民们坚持自己有人证，一口咬定失踪孩子还在教堂关着，赖在衙门里不走。无奈之下，崇厚、周家勋、张光藻只得带着数百人前去教堂找洋人对质。神父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问武兰珍是教堂里哪个人卖给他的迷药，又是在什么地方卖给他的？武兰珍说是教堂里一个叫王三的中国教民在教堂的左侧铁门边卖给他的。神父马上带大家去左边小门，这才发现教堂除正门是铁门外，其余边门都是木门，显然武兰珍在说谎。神父又马上召集教堂所有中外人员立即集合，拿着花名册，当着大家的面逐一核对，查不到一个叫王三的，武兰珍也未能指认出哪一个是王三。到此，事实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三位官员羞愧难当，连连向神父陪不是，灰溜溜地带着民众出了教堂，自己扬长而去。
而这些民众在水火会的煽动下，依然相信是教会干的，在教堂外赖着不走，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理智不清，倒还情有可原，但中国人中不乏有惟恐天下不乱的好事者、无业流民、地痞无赖等，闻讯纷纷赶来声援起哄。不多时教堂外就聚集了上万人。
也合该倒霉，教堂里面的洋人很文明，只是把门关着闷不做声，其实这样矛盾很可能就快解决了。但没想到加入教会的中国人中也有很多本来就是暴徒，信上帝是假，抱洋人大腿是真，仗着有洋人的势力可以撑腰，就在门里大骂门外的暴民，要他们“滚蛋”。双方展开激烈的对骂，群情激愤下教堂外的暴民开始向教堂扔砖头和脏东西。神父见势不妙，马上派人从后门逃出去向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求救。丰问讯大惊，急忙跑到崇厚那里要求派兵Z压。这丰大业向来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肮脏、愚昧、野蛮，和崇厚说话很不客气，指令他马上派出洋枪队前往教堂弹压。崇厚原本是十足的洋奴，按理说“洋枪队”就是英法向他投资办的，他应该派兵，但他又十分重视自己的面子，觉得自己是堂堂的二品大员，丰大业在自己的属下面前这么傲慢地向自己下命令很让自己丢脸，若老老实实派了兵，以后在下属面前没了威严，支支吾吾不肯派兵，丰大业脾气暴躁，拔出手枪向崇厚威胁，并不是真要打崇厚，只是击中了崇厚身边的花瓶，破碎的花瓶划伤了崇厚的脖子，崇厚等人吓得抱头鼠窜。
丰大业无奈，只好带着秘书西蒙心急火燎地亲自前往教堂，在教堂边的浮桥上正巧遇见前来疏散民众的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指责刘杰办事不力，这么长时间还不能把民众赶走，刘杰反唇相讥，说自己已经尽力了，一语不合，双方口角起来，丰大业情绪失控，又把手枪拔出来向刘杰射击，可他枪法太差，没打中刘杰，却打死了刘杰身边当随从的侄子刘七。津人好斗成性，围观的中国人当中有喜欢生事的，乘机乱呼：“洋人把咱敬爱的县太爷给打死了，为县太爷报仇的时候到了！”后面的人群信以为真，疯狂地扑向丰大业，不是说将丰大业扭送官府，而是自己动手，十秒种之内把丰大业和西蒙揍成了肉饼。
暴民们看打死了洋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转身杀向教堂，扯烂法国国旗，焚毁望海楼天主堂、育婴堂和法国领事馆，杀死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顺带把与此事无关的当地英、美、西班牙、俄国传教士开办的6座基督教堂也一并捣毁，杀死教士无数，甚至把附近前来天津旅游的外国游客也一并杀死，抢劫了身上的财物，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
这就是史称“天津教案”的起因和过程，又称“火烧望海楼”。6月24日，英法等国得知消息后，派出法国第三舰队和英国第五舰队来到天津大沽口进行威胁，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最最强烈的抗议，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惩办肇事者，赔偿损失，并要求处死相关的渎职官员，否则就要打进北京。清廷惊恐万状，西太后吓得麻了爪，指令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前来处理。经他调查，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传教士用中国婴儿制造药材的说法纯属流言，而一些中国地痞流氓入了洋教后恃洋人为后台为非作歹伤害平民的事实是真，认定“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人心而消弭祸端”、“刁风不可长”。
他向清廷汇报说：“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致积疑生忿，激成大变。……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贴，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贴虚实辨明白。此次应查挖眼剖心，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其事。”
于是清廷同意按照洋人的要求处理，杀16人，流放25人，向各国赔银50余万两。唯一向洋人据理力争讨价还价的是不让相关官员抵命，最后法国人让了步，同意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中国派崇厚去法国“谢罪”了事。
按说曾国藩的处理结果还算公允，但朝野的爱国愤青们不干了，他们认为应乘机利用这种爱国情绪打击洋人，说什么要“激其忠义奋发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则无以制夷人”，纷纷上书指责曾国藩对外妥协，对内镇压，以曾的好友左宗棠和名义上的弟子李鸿章为首的众人，大骂曾国藩是“卖国贼、汉奸、软骨头”，使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国贼了，以至在北京的“湖南同乡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全被击毁。
曾国藩闻讯，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不久就去世了。从此以后，西方社会认定中国人是“暴民”、“匪徒”，直到现在CNN还这么骂我们。诸位可看，上面这些中国人，要么是伤天害理拐卖儿童的人贩子，要么就是投靠某政治势力想抱粗腿为非作歹的歹徒，要么就是专事造谣惑众的油嘴，要么就是危害一方无法无天的黑社会，要么就是起哄捣乱擅长打砸抢的坏分子，要么就是愚昧无知偏听偏信是非不分的低能儿。里面找得出几个好人？你说不算暴民算什么？CNN难道说错了吗？
奇怪的是，现在我们对这种搞打砸抢的“天津事件”依旧认定为“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没有半点自我检讨，既然如此，现在爱国青年呼吁抵制家乐福这样的文明行动，相比之下就“更和平更爱国更有理”了，我们又有什么必要担心的呢？应该大张旗鼓地进行下去才是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