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萬維讀到兩篇博客，當然都是知識分子（大學教授？）的筆墨。一篇是回國遊記 （“樂呵呵的中年生活”），一篇是對資本主義的猛烈批判 （“從美國大選論資產階級專政”）。

有人享樂快活如神仙，俺決不是嫉妒左右橫豎看不順眼的那種人。同時本人在西方也算是有點左傾思想可以接受對資本主義的猛烈批判。當然俺在中國政治話語場裡卻屬於自由主義流派，可以輕易被人定為“敵對分子。”像我這樣在西方屬於左派在中國被人打為“右派”者其實大有人在，萬維博客高手“阿妞不牛”應該也算是其中的一員。記得六七十年前，有個著名的政治流派稱為“托派”就是西方的左派在蘇俄被定為“右派。”

我還真拿不準我是否應該在人家特別高興的時候，這樣去提醒：不錯中國大城市的生活是大致趕上了西方，但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少人說，要了解中國你還必須生活在鄉下。西方早四五十年就消滅了城鄉差別，這方面中國大概還需要再作幾十年的努力。再者，中國的貧富懸殊大概還超過了令萬人詛咒的美國。

下面是那位玩得特別開心知識分子的描寫：

“我這次旅遊，算得上是最好的一種，也只有在中國內地才可能有如此舒服愜意的機緣，這也只能發生在社會主義的偉大中國。。。就連游泳池的更衣櫃裡也備了礦泉水，洗浴用品都是高級的，而且是長池，這在美國的高級賓館裡想都不敢想。吃的就更不用說，天天山珍海味和各種名目的玩樂項目，讓人享受不盡全是正能量的豐富多彩的節目。。。晚上的宴會是在希爾頓的豪華餐廳舉辦的，都喝高了，無論男女。在回賓館的路上，人們還情不自禁地在大巴上載歌載舞，興奮得找不到北呢。”

俺是充分肯定國內經濟成就的，與國內80多歲高齡的老爸每周通話，一個經常共同的話題就是我們那個省城的高速發展。不過除了省城，好像省里別的城市與西方還是有明顯的距離。

每次回國，我都為省城巨大可喜的變化感到由衷的高興，俺這位對民族主義比較警惕的分子都會有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回國少不了跟親戚朋友聚個餐，喝了點酒有時可以無話不談。酒足飯飽，我的一個當工人的表弟忍不住開始責備鄧公：“讓一部分人先富，先富的錢袋子又不是天下掉下來，還不是從別人窮人那偷來搶來。”

我選擇了沉默。如果對方是知識分子，我也許會說，財富是可以創造出來的，比如說生產工具改進後，產品可以大大增加。貿易也可以促進生產，一個新行業的興起好像也可以創造財富。“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這一句話記不清了是不是鄧公的名言。

不過昨天當我讀到中國留洋的知識分子寫出下面這種低級的“馬克思主義”思維的時候，我還真是驚訝：“看到有幾個不是靠違背社會基本道義、違背真正的誠信原則，靠從別人的腰包里掏錢才‘成功的？’”

這位知識分子的口吻怎麼與我那位當普通工人的表弟竟如出一轍？也許，不大大降低馬克思主義的水平就達不到宣傳效果？作者很可能是位學者，有以下幾個句子為證：

“與暴力政治不同的是，暴力對信息的控制是一種微分模型；而資本對信息的控制則是一種積分模型，也就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演變。。。但可悲的是，絕大部分民眾並不具有對非線性模型進行分析和認知的基本能力。許多人最多也就能思考單一變量的變化對系統的發展影響。”

面對這位學者的“馬克思主義思維”，我能說些什麼呢？

第一， 馬克思主義是歷史唯物主義，它強調歷史是發展向前的，資本主義對農耕社會而言是巨大的歷史進步。歷史進步與技術和生產工具的改進密不可分；社會主義必須繼承資本主義的一切文明成果。

第二，財富雖然與剝削密切相關，但同時也與科學技術創新和生產工具的改進緊密相連。社會是一個多方面組合的系統，連比爾蓋茨都抱怨美國搞實業艱難，與中國比較，美國醫保和律師費用太高，沉重打擊着創業的積極性。

第三，資本主義也分為多種類型，現在最重要大概就是三種差別很大：以美國為代表的類型，強調資本自由流動大力扶植創新創業；以別的西方發達國家為代表的類型，強調普通國民的福利，創業不能以犧牲普通國民福利作為代價；與中國為代表的類型，私人創業受推崇但國家投入有限，同時權貴資本主義兩頭通吃如日中天。

哪一種資本主義是較好的選擇？其實受剝削也是種自由，不願意可以創業做老闆或天天家裡蹲享受社保。吃社保舒服但自我感覺不妙中國人也害怕給後代樹立這種榜樣。創業有可能逃避剝削也有希望一炮打響，但其中的勞累幸苦很可能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資本主義是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但是天空中出現了一丁點那種傳統社會主義的曙光嗎？

資產階級專政用來描述美國社會也許還能給人一點啟示作用，用來描述法國那種工會時時要罷工的國度，用來描述北歐那種經濟文化民主政治和社會福利都高度發達的地區，是不是有些風馬牛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