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00年前到30年前及以後和更以後

作者：生命之輕

　　我們要說的100年，是中國4000多年有文物可考的歷史中，社會變動最劇烈的100年。可是這100年變動的主線，經歷曲折，穿越迷霧，走到今天，竟然意外地簡明清晰，即走出帝制，走出秦制，走出一黨專制。

　　（一）

　　中國最不同於西方主流文明的地方是，2200年前就實現了從分封制（封建制）向統一大帝國的轉型。周天子分封的諸侯國，經過春秋戰國數百年的兼併戰爭，六國滅·，四海一，在秦始皇手上完成了統一。以後的中國，因農民起義、因外族入侵，分分合合，但爭奪的都是絕對皇權，帝制和郡縣制的文官治理體系自此成為社會的標配和歷史的主流，區別只在帝國的版圖大小。

　　而西方國家，德國直到1871年普法戰爭，才完成統一；日本也是到1870年代的明治維新，才實現廢藩置縣，歸政天皇。歐洲諸國統治者相互聯姻，形成家族，某位君王絕嗣，他（她）的外國家族成員也可以繼承王位，而女兒出嫁則可以帶着自己的領地併入他國，王位和版圖都沒有那麼神聖，改朝換代，有矩可循，很多情況下都不必訴諸戰爭與殺戮。即使後來通過軍事征服出現的、內部包含多種文明的大帝國，其結構依然可以是封建領主制，每個人只效忠自己的主子，並沒有普天之下、萬世一系、一竿子插到底的絕對皇權。此外，歐洲還有教權制衡着世俗王權，還有商人通過贖買而結成不附屬於領主的自由邦。總之，保存諸多差異的小共同體，就有了思想的空間、競爭的空間和進步的空間。羅素曾說：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

　　（二）

　　中華文明的早熟與早衰，深受我們祖先的生活環境和自然條件的影響：一是黃土高原易於開墾的土地，使中國早早進入相對安穩的農耕文明，從石器、木器、銅器到鐵器，產量增加，人口繁衍，小共同體擴張為大共同體，部落和部落聯盟演變為國家，從分封制的國家到大一統，其背後一是穩定的農業生產力，二是龐大的人口基數和統治者治理大共同體的能力。三是中國與其它先進文明的隔絕，中國核心地帶，北方是大漠，東方是大海，西方是高山，南方是瘴癘之地，周圍只有劫掠成性的落後民族。中華民族走不出去，守着相對安穩的“寒來暑往 秋收冬藏”的生活方式，被束縛於土地，也沒有走出去的動機。

　　我們和西方航海民族、游牧民族比，長期缺乏對外部世界的了解，缺少新鮮事物的刺激，缺乏來自其它文明的挑戰和啟發。面對年復一年的自然規律，和日復一日的社會人際關係，我們的祖先漸漸失去思考人與自然之本源的好奇。除了屈原的《天問》、老莊、和百家爭鳴時代的思想片段，中國人，曾是上千年的第一大經濟體，只是記錄和接受既成事實，對人類的科學、數學和哲學，幾無貢獻。中國人90%以上的聰明智慧都用在了享樂和人際關繫上，總算，前者派生出詩歌和圍棋，後者催生了儒家文明。

　　（三）

　　古人云：“食、色，性也”，什麼性？動物性。有人主張，西方人重色，所以有了輝煌的藝術（如弗洛伊德所主張），音樂、繪畫、雕塑、建築、古希臘的悲劇和史詩；中國人重食，為了口吃的打得不可開交，所以階級鬥爭綿延不絕。這是戲話，當不得真。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人口大國，戰國長平之戰，秦將白起一次坑殺趙國降卒就達20萬。戰爭、饑饉、瘟疫、天災，哪怕削去一個地區1/3甚至1/2的人口，幾十年就長回來了。顯然，光靠吃，是吃不出孩子的。

　　如果本能一樣，何以文明卻走向兩岔？你應該能想到答案，中國人只做不說，我們的文明從源頭上就帶着虛偽的基因。如果你比較中國神話的諸神和希臘神話的諸神，中國神靈都道貌岸然，奧林匹亞山上的諸神都重色重到淫亂無度。如果我們假定神話多是來自原始祖先的事跡，而人類的原始公社都經歷過群婚、亂婚的階段，我們只能認為希臘諸神的行為方式更接近歷史的真實，在陽具崇拜時代，性能力最強者就是部落的大神。而中國神話“為尊者諱”，缺少西方那種誠實的品格，我猜也有它的不得已——維護大共同體中的婚姻秩序，高效繁衍。如果進而聯想到，《聖經》中的“原罪”可能也源自原始公社的性交模式，那中國人的避諱文飾和選擇性遺忘，影響就更深遠，與神絕緣。公元7世紀才出現的伊斯蘭教，因已遠離原始公社，又允許多妻制，他們也自說自話地替上帝赦免了人類的“原罪”。

　　（四）

　　如果各民族的神都與祖先相關（如從最早的日本天皇家族演繹出日照大神），這裡的中國特色又是一個話題。古埃及人把死者的像畫在人形棺材上，經歷幾千年的歲月風塵，仍栩栩如生，這是一種真正的愛與不舍。而中國人對死者的敬畏，是怕他(她）還在我們中間作祟，送葬，祭祀，敬天法祖，只希望他一路走好去往另一世界，別再騷擾我們。中國人抽象不出靈魂的歸宿，很直觀地想象自己躺在墳墓里的感覺，假定死者的靈魂必是充滿怨恨的：為什麼你們都活着，就我死了？同時也假定另一世界一定不會善待他們，所以才需要我們定期給他們燒錢上供。這樣的祖宗保佑能有多大神通且不說，卻形成了 1）賄賂神明的傳統，泯滅了人可能有的宗教情感，2）各小共同體供奉自己的祖先，大共同體就難有統一的、制約現世首領的神明。中國人的信仰和文化建基於懼怕與假裝，不求真相，只求合宜，從眾，現實得近乎自欺欺人——祖上已心領了，貢品我們替他吃了吧。

　　（五）

　　出自東非大裂谷同一祖先的各種族，在遺傳基因變異上的差別，可以忽略不計。而自然環境的差異和人類對這個環境的生存反應，將各民族早期文明引向截然不同的方向。中國最早出現大一統的專制帝國，我以為是3個因素在起作用，早熟的農耕文明，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大共同體的治理過程，與其它先進文明的地理隔絕。大一統的推動力是治理水害、防禦邊患、還是純粹的君王兼併野心，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和走出帝制相關的是與治理大共同體相關聯的、形塑民族性格的文明特質——沒有個體、自由、權利的觀念，徹底地現實地活在當下，徹底的無神論，依附於共同體，只要合宜可以接受任何似是而非的觀念或附和眾人之說，崇拜權力，屈從暴力，富於心計而蔑視真理，缺乏自省、真誠和對他人苦難的同情，機會主義和流於形式，等等….

　　在愛琴海陽光下牧羊的古希臘人，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古中國人，他們後來形成的觀念發生碰撞之前，歷史流淌過了3000年。

　　(六)

　　我在此前的文章中說過：一部中國史，就是漢族核心地區不斷被異族入侵、統治和同化的歷史。中國人的隱忍屈從，兼容並包，實用主義，促成了中華文明的綿延不絕，一脈相傳。但中國人的悲哀就在不斷被周圍落後民族打敗，卻沒有新的文明、新的生產方式融合進來，只是使專制變得更野蠻，社會變得更虛偽，更固步自封，更萬馬齊喑。

　　事實上，一脈相傳，並不意味着比西方的文明更迭，少流血。從秦始皇到袁世凱，中國一共經歷過83個王朝（國號），408位皇帝，他們每一位的上位和倒台都大概率地伴隨殺戮和流血。中國一直在為喪失創新能力的大一統專制和治亂循環，付出代價，不僅是生命的代價，還有文明毀滅、社會停滯的代價。

　　一個專制王朝的崩盤無非三個原因：1）外族入侵，2）民眾造反，3）統治集團內部分裂內訌。到了明清兩朝，以前的藩鎮割據，宦官弄權，外戚掌朝，朋黨爭訟，都絕跡，專制皇權第3方面的危機基本被消除。李自成和太平天國兩次造反，連沒有社會進步意義的改朝換代都沒有實現。而滿清征服中國後，被落後民族打敗的噩夢也作到了頭。大一統專制將千秋萬代了嗎？終於，經歷了大航海時代和工業革命的西方先進文明來叩門了。

　　（七）

　　雖然西方文明的叩關只求貿易與交流，完全不同於古代鼙鼓動地、鐵騎奔突的異族征服，卻引起“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老大帝國的恐慌和抗拒。東鄰日本很快領悟和順從了西方的意圖，開埠通商，革故鼎新，還在佩里船長登岸處勒石紀事。中國呢，為保持閉關鎖國，不惜開戰，鬧出所謂“百年屈辱”，被日本遠遠甩開。屢戰屢敗，喪師辱國，割地賠款，變法維新，還是沒擋住西風東漸，民智啟蒙。曾堅信“不怕，有兵在”的清廷，最後還是敗於兵之手。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200年的家天下帝制，但經過1912~1949的博弈掙扎，中華民國到底也沒在大陸紮根，中國重回黨天下的帝制。

　　在大一統的“空窗期”，中國向何處去，取決於誰、用什麼體制能真正統一中國。從這個角度看，100年前的“五·四”思潮對後來的歷史進程有多大直接的影響，值得懷疑。愛國運動，無可厚非。馬關條約，割讓台灣，賠款2億兩，沒人遊行，因為那是你愛新覺羅家的國，我愛不着。巴黎和會，把德國在華權益讓與日本，不公，抗議，緊接着就在華盛頓和會上糾正，因為這個國已是民國——人民之國，“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做，誰做”? 有人說“愛國壓倒啟蒙”，導致國家主義之一種的馬列主義謬種流傳。是嗎？啟蒙運動早在清末就已啟動，並推動了清朝的垮台，而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迎接德先生（democracy）賽先生（sience），甚至白話文，都是自由主義、個性解放的啟蒙，是刷新虛偽繁瑣的舊文化，已不再是追究中國為什麼積貧積弱的國家主義啟蒙。其次，中國的馬列主義都是從日本傳入的，為什麼“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沒給日本帶來馬列主義，而它在中國漫長的專制文化中生根了呢？說到底，是當時還在摸索、過渡中的制度和社會狀況，決定了五·四的思想高度和它後來的影響，而不是反過來，五·四思潮決定了後來中國的重回帝制。

　　（八）

　　如果我們真要挑剔前人，五·四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只反對儒家道統，反對中國文化的虛偽和束縛人性，而忽略了帝制意識形態的內核——鼓吹“以天下奉一人”“視萬民如芻狗”的法家。數千年來，外儒內法，法家是皇室秘笈，對百姓宣講的都是君臣父子、禮義廉恥。可是你看看商鞅、韓非這些人鼓吹的極端利己和極權主義，赤裸裸地反人民，他們不裝，連君權神授都懶得說，我只告訴你怎麼嚴刑峻法讓舊貴族和人民屈從，所以2000多年後的毛澤東讚賞法家，實踐法家，鎮壓百姓、折辱知識分子，直言“百代都行秦政制”，我比秦始皇厲害1萬倍——秦始皇只坑了400個儒，我們鎮反殺了何止400萬！習近平最能聽得進去的就是這些，所以他也公然把人民共和國偷換成了“共產黨的家業”——我就以人民的名義以權謀私了，你能怎麼着吧。

　　五四一代以為清朝垮了，袁世凱敗了，帝制意識形態也灰飛煙滅了吧。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後來的反右與文革，想不到到了21世紀中國的諾獎得主還瘐死獄中。

　　（九）

　　讓中國重回帝制的馬列主義，在大一統的空窗期，怎麼就成了燎原之勢呢？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根子不在主義，在試圖重整河山的各派政治力量。當時割據一方的軍閥後面都站着外國勢力，欲統一中國的南方國民黨人也不得不依賴高舉反帝旗幟的蘇俄，於是有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接下來是國共合作、北伐、寧漢分裂、清共，中共一系列的武裝起義和在各省交界處建立根據地，武裝割據，然後十年內戰，直至日本人打進中國才停手，再次聯合。8年抗戰，國軍在正面戰場節節抵抗，中共在敵後“七分發展、兩分摩擦，一分抗戰”，逐步坐大。以後蘇軍將東北和大量裝備送給中共，而國民黨因抗戰勝利在“劫收”中迅速腐化，此消彼長，國民黨漸落下風。與蘇聯的暗中積極介入相比，美國對援助腐敗的國民黨漸失信心，最後撒手，中共席捲天下。

　　（十）

　　馬克思加秦始皇，共產主義加專制集權，這是雙重的發展創新：中國出現一種新帝制，馬克思主義出現一種新發展。按馬克思的設想，共產主義是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以至社會不再需要不再容忍不公平的產物，而在實踐中，只有各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一起發難，才會成功。列寧說，那得等到猴年馬月，在落後國家、資產階級力量最薄弱的環節，一國革命可以首先勝利，然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生產力，輸出革命，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澤東說，生產力高度發展和工人階級覺醒都不是必要條件，只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你愛怎麼發展愛怎麼折騰，都隨你，所以無產階級革命只能在有專制傳統和階級鬥爭傳統的落後國家實現，實現後還不能因發展生產力而變修，還得繼續革命，才能到達共產主義的彼岸。除了借用共產主義這個烏托邦，來代替“奉天承運”外，毛用中國式的專制思維，徹底改變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內涵。

　　（十一）

　　籠統地說列強，說帝國主義，忽略了中國近代史的一個異數：我們離歐美太遠，離俄、日太近。清朝垮台後，民國政府一直在掙扎，試圖建立起對全國的有效管治。此時，俄日對中國的侵略野心漸漸顯露。歐美從敲開清朝的國門起就知道，中國不是印度，它的經濟總量和治理能力，任何一國都不可能將它變為殖民地，而各國瓜分中國，各自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又糟蹋了這個潛在的最大市場。所以歐美，尤其美國，基本上是和中國站在一起，抵制俄日，儘可能地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俄日之間，侵略中國的策略也不同。日本是直接的領土野心，得了台灣，又想滿洲，最後全面侵華。他們認為，你中國打不過滿清能接受它的統治268年，為什麼不能接受日本統治？日本比滿清進步、強大，與中國也有更深的文化淵源。蘇俄呢，因為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首先勝利”，被全世界帝國主義圍剿，無力直接入侵中國，它的唯一希望是通過中共作它的代理人，把中國變成它的附屬國。

　　二戰，日本戰敗，滿洲光復，台灣回歸，中日之間的賬已經算清（釣魚島不過是捕魚權之爭，大不了還交還美國託管，擱置主權）。而中蘇之間的恩怨，源遠流長，即使到今天也遠未了斷。

　　（十二）

　　中共從建黨之初，就是靠蘇聯的盧布，它內部的自我認知也是共產國際中國支部，誰當頭都要莫斯科點頭。只是共產國際的瞎指揮，中心城市的總罷工和武裝起義，行不通，而老毛的占山為王，脅迫農民入伙的盜匪策略，柳暗花明（當然，打的是階級鬥爭的旗號，蘇維埃的旗號)。最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愚蠢，葬送了根據地，紅軍棄城而走。湘江之戰，中央紅軍損失了80%，電台也丟了，共產國際夠不着了，老毛在遵義上位。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想，紅軍最後能到達陝北，主要是蔣介石尾隨戰略，湘江之戰後紅軍大勢已去，中央軍追而不打，尾隨紅軍，順勢進入西南各省。和毛的“用兵如神”，沒半毛錢關係。但當老蔣準備最後收拾紅軍時，老毛後來千恩萬謝的日本人出手了，“七七事變”,尤其是此前的“西安事變”，老蔣被抓，只能收手。

　　（十三）

　　在打天下過程中，毛就堅信自己比斯大林、季諾維也夫高明，更懂中國國情，只是有求於人，不得不作低服小，甚至為了得到蘇聯二戰淘汰下來的武器，不顧新中國剛成立，就為斯大林、金日成打了一場朝鮮戰爭，死了50萬人，從此被綁上蘇聯戰車，也絕了渡海攻台的念想。

　　毛一生耿耿於懷於兩件事：1）早年，這個操一口誰也聽不懂的湖南話，滿腦子無政府主義胡言亂語的青年，被五四一代的北大學人輕慢；2）受了共產國際太多腌臢氣，莫斯科回來個鳥人就是爺，一句話就把國內同志的流血奮鬥都否了。前者種下了毛後來迫害知識分子的遠因，後者導致了中蘇最終決裂。

　　斯大林一死，毛覺得他應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老大，他一手締造了紅色中國，功績和思想都遠超包括赫魯曉夫在內的所有共產國家的領袖。可惜，中國經濟太不爭氣，工業基礎還要靠蘇聯援建。於是毛髮狠，大躍進，餓死3700萬人，造成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經濟災難。而為掩飾他的失敗，清除反對他胡來的黨內同志，毛一不做二不休，變本加厲地左轉、反修、把階級鬥爭從地富反壞右擴散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黨內走資派，遂有十年內亂。

　　（十四）

　　我以為，未來史家治史，應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分成兩部分，前朝與後朝，以文革結束，四人幫就擒斷代。因為前朝太另類，不僅是政權暴虐，而且形成一種長達27年非理性的社會運動，成了一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舉世無雙，帶有返祖傾向的半現代社會。而後朝，雖然繼承了一黨專政，但它的腐敗卻是否定前朝的產物，至少在動機上是人類理性可以理解的，它因體制性的以權謀私而色厲內荏，只能回歸傳統帝制，以專制暴政維穩，並無新奇之處。

　　前朝至少有5個特徵，今天已經看不到了。1）否定私有產權，在“一大二公”和奴隸勞動的基礎上，以政治運動的方式進行經濟建設；2）以翻舊賬的方式大搞階級鬥爭，形成一種全民互害體制；3）大規模迫害、羞辱知識分子，貶低他們的社會地位；4）全民狂熱的個人崇拜，一句“最高指示”，山河色變。5）鬥私批修，以強制思想改造，塑造共產主義新人。

　　所以我一點不同情，甚至有點鄙視，擔心文革重演的無病呻吟，我懷疑那些不甘被邊緣化的文革中人，內心深處可能還盼着重演，他們的一生已經定格在那個灰暗的年代。真正清理文革，要到發動文革的黨下台，你若捨不得黨下台，就別混淆視聽。明擺着，朝代變了，沒有上面5條，你演的了嗎？

　　（十五）

　　後朝開國，有一個撥亂反正、去毛化的開明期，拋棄階級鬥爭為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平反冤假錯案，給知識分子恢復名譽，解散人民公社，開放私人經營，給公民以遷徙自由，恢復高考，知青回城，對外開放，提振教育科研，等等，幾乎是對前朝的全面逆轉。三十年前的天安門事件，就是開明期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的自然結果，不幸它也導致了開明期的終結。接下來，是後朝的腐敗期和反動期，向帝制的本色回歸。

　　中國人勢利，惟以成敗論英雄，這是文化底色，你沒法指望他們有更高境界。6·4清場是因為學生們太過激，不知見好就收嗎？如果你對比蘇聯東歐，為什麼人家都成功了，唯我向隅？一個最明顯的區別就是，人家一上來就非常明確地提出社會轉型，共產黨下台，理由就一條，你那一套70多年不能讓我們過上好日子。中國學生可沒提打倒一黨專政，共產黨讓賢，至多是要李鵬下台，鄧小平退休，卻遭殺身之禍。那個扮演先知的名嘴，唾沫四濺地告訴你，這就是中國國情，狼說你該死，你就得死，誰讓你到河邊來喝水？老實在家呆着不什麼事都沒了嗎？

　　（十六）

　　其實我們如果退回到當年的時空，民眾和學生確實還沉浸在後文革-解放思想的 euphoria（欣快感）中，他們覺得剔除四人幫那樣的壞共產黨，換上胡、趙那樣為百姓着想的好共產黨，中國就會變好，共產黨沒理由反對，鄧小平改革開放前8年不是都在遵從人民的意願，改正毛時代的錯誤嗎？後朝開明期，當時社會矛盾還非常初級，轉型的形勢遠未成熟。那時的官倒，現在看簡直算不上事，只要“民倒”也放開，就沒人在乎了，何必非要“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呢？鄧小平的物價闖關，引起通脹，於是民眾被動員，誤以為都是官倒、康華、鄧朴方造成的，文革那種“造反有理”、有道伐無道的勁就上來了。誰是壞共產黨，你們老百姓要作黨的主？而且用文革方式？這就槓上了。

　　共產黨里除了鄧小平還有陳雲那另外七老，他們不喜歡改革開放，不喜歡在自由化的道路上走得太遠。這不，出事了吧，都是你老鄧支持胡趙搞自由化惹的禍。你要麼認錯下台，中國回到不折騰的文革前17年，要麼收拾掉資產階級自由化，保住改革開放。鄧選擇後者，武力清場，幹了老毛七六4·5都沒敢幹的事，中國民眾和全世界都傻了眼，保守派也沒話說了。

　　“天有常情事有緣”，我們不割斷歷史看六四的話，是當時的時勢和民情民心，引發了黨內的逼宮和反逼宮，政變和反政變。真正的焦點不在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而在鄧小平與保守派元老之間。現在的研究者只說民眾不過激就如何如何，而不說黨內保守派，不反自由化，不給市場化改革設置那麼多障礙（如價格雙軌制），後面很多矛盾（價格並軌-通脹）豈不根本不會發生？這就是中國體制內學者的官本位思維取向，“臀部的封建紋章”。

　　（十七）

　　六四清場幾天后，老布什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在北京見到鄧小平。他代表了全世界的疑慮，正在掙脫暴虐毛時代的中國何以犯下如此罪行？接下來準備怎麼走？老鄧作了怎樣的解釋和承諾，不得而知。但是對六四的定性漸趨溫和，也沒有發生對學生的大規模清算，方勵之夫婦走出了美國大使館，被捕的學運領袖在關押若干年後陸續被流放到美國，而保守派元老屬意的李鵬、鄧力群都沒有上位，從上海找來了滑頭的江澤民。保守派希望回到不折騰的前朝，沒有發生。相反，以武力清場獲得絕對話語權的老鄧，慎了3年後，開始南巡，重啟經濟改革，而且講明，不許討論姓社姓資。被治理整頓和國際制裁壓抑3年的中國經濟，在私有化、市場化的推動下，煥發生機。保守派元老徹底失聲。

　　89六四的後續發展，證明了我的判斷，事件的真正焦點，不在鄧-趙之間，在鄧-陳之間。鄧動武，要的是保住自己的權力，保住代表他歷史地位的改革開放，不是要回到前朝。誰能削去鄧的權力？顯然不是趙和學生，是兩宮太后中的另一宮。在如何平息學運上鄧-趙意見相左，在堅持改革開放上，方向一致。所以學運過去後，鄧多次希望趙寫個檢查，出來工作，說趙的13大報告“一個字都不能改”。但趙不能認同殺人，堅守底線至死。

　　當然，耀邦跌倒後，鄧-陳之間也有一個默契，永遠擱置政治體制改革。所以說學生的偏執導致黨內改革派被一網打盡，政治體制改革成為不可能，其實是欲加之罪。兩宮太后在六四前就定的事，趙不倒或復出，也一樣做不了。周孝正說鄧已同意中央委員差額選舉，每屆遞增5%，被六四斷送。每屆5%，20屆黨代會，100年，才差額選舉，候選人還是主席團和資格審查委員會提名，這叫政治體制改革？騙鬼去吧。為了抹黑六四，討好當局，周名嘴也太不愛惜羽毛了。

　　（十八）

　　30年前的以後，可以說3件事——權貴私有化，經濟崛起，拋棄韜光養晦展現“厲害了我的國”。看起來是3件事，其實也有一個前後一貫的邏輯敘事。

　　權貴私有化起初是說改制，搞活，卸下財政包袱，克服國企的所有者缺位和效率低下，其實就是分贓。前朝以革命的名義化私為公，壟斷了全社會的生產資源，後朝以改革的名義化公為私，說是走市場化道路，以符合入世的標準。他們總能找到冒充全社會利益的說辭。胡平說，槍都開了，人都殺了，這點以權謀私還不敢嗎？不討論姓資姓社，也不是因蘇東變天“覺今是而昨非”，是我們既然靠暴力把持政權，靠政權攫取利益，何必還要用意識形態作繭自縛？保守派元老也別裝了，權貴私有化也有你家的份。陳雲家的孩子，王震家的孩子，回家和老爺子一說，都懂了。

　　分贓避免了休克療法，產權明晰同時保持原有工業體系和供應鏈的完整，無縫對接到市場條件下持續運作，有利於經濟，提高了資源利用的效率。且資本的自由化伴隨着僱傭勞動的自由化，自由得一無所有的農民工可以自由遷徙，才取代了鐵飯碗時代的下崗國企員工，讓中國進化到象狄更斯時代一樣黑暗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中國人的發財熱望和血汗工廠制度，當然也吸引了國際資本，世紀之交，朱鎔基承諾一切先加入WTO再說的策略，讓外部資金和技術如潮水般湧入，同時使中國的外部市場如天際線般廣闊，出口傾銷，連年翻番，基建樓盤，大干快上狠撈，成就了中國經濟的跨越式增長。

　　何以南巡 + 改制 + 入世締造的權貴資本主義盛世如此短暫？何以新主上位不能繼續韜光養晦“悶聲發大財”“不折騰”？何以非和美國叫板走上資本輸出、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之路？內外矛盾使然。矛盾的總根子就在中國特色，市場+專制。市場絕不意味着黨國放棄控制，相反，市場意味着只要是權力就能控制，就能牟利尋租，就能體制性腐敗。發散性的腐敗是不是經濟的潤滑劑？和前朝的計劃經濟比，是，和民主法治國家比，不是，它增加交易成本，它也腐蝕體制本身。你看，反腐的發條一擰緊，就出現懶政怠政亂政，乃至高級黑低級紅。從中國特色的源頭說，權貴私有化就沒有合法性，而且沒辦法逆取順守，重回法制的軌道，只能眼看着法紀崩頹、社會潰敗、貧富分化、環境破壞、人心萎靡。既然這不是你要的中國夢，你要執政下去又不能不做事，國內的改革，老大說了，不能改的堅決不改，那只能搞國家主義，用舉國體制對外擴張，讓厲害國麻痹國人的不滿，然後引起外部世界的反彈。紅色帝國從盛世轉入末世。

　　（十九）

　　終於要說更以後了。兩句話：1）專制帝國不會永垂不朽，中國的歷史已經證明；2）中共和民眾，現在是“麻稈打狼，兩頭害怕”，但長期地看，民眾的害怕會越來越少，中共的害怕會越來越多，駱駝早晚被稻草壓倒。理由呢？a）不管當下的中國民眾多麼畏葸冥頑，科技在進步，信息分布越來越平均和透明，中共的宣傳，他們的用心，他們到底有多大能耐，大家只會越看越清楚。b）更真誠、更少私心、更不畏懼的新一代不斷登上舞台。

　　還記得前面總結的導致專制王朝崩盤的三個原因嗎？1）外族入侵，這在戰後國際秩序下，已不可能；2）民眾造反，至少六四不是，他們當時還沒意識到中國需要社會轉型（而三年大饑荒，整村整村的人餓死，也沒人敢搶縣裡的糧食局）；3）統治集團內訌，前朝的覆滅是一個典型。六四，是另一個由於人民的抗議所引起的統治集團內部的危機，雖然它以最極端的手段成功控制了局面，避免了崩盤，但人民的流血種下對專制的仇恨，而且它使這種極端手段難以再用。

　　在今天全球化的形勢下，三個因素都會發生變形，形成新的組合。外族入侵可能變形為對紅色帝國的共同抵制，變形為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以及包括意識形態、人權和地緣政治的冷戰；民眾造反可能變形為維權、公民抗命、不合作、網絡輿論乃至大規模街頭抗爭；這些內外因素又會和統治集團內的紛爭、不同步、錯判、甚至動搖相結合，生出多姿多彩的內訌、內耗、對峙和決裂。今天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太多元了，所以才導致習越集權，中共的統治力越減弱，越來越多的常委、局委成為旁觀者，偶爾上台跑一圈龍套。都拜託你啦。習老大呢，外有川普，內部離心，手足無措，為了顯示他還在管事，甚至能想出改地名的荒唐事。

　　設想，如果將來北京出現了香港反送中的一幕，習能調的動部隊嗎？部隊願意為他殺人嗎？部隊為什麼不趁機作好人，學袁世凱，逼老大和示威者談判，由他們掌控局面呢？那從習的博弈策略想，與其被部隊出賣，將來被人民審判，何不從一開始就由我向示威者讓步呢？以前人們總惋惜，以今天共產黨的腐敗，如果是當年國共內戰的形勢，共產黨早垮了。今天我們應慶幸，未來的轉型，不是內戰的形勢，是清廷不得不退位，8·19蘇聯軍隊欣然倒戈，東歐國家的共產黨領袖自請下台的形勢。

　　6·4的最大意義就在它使屠殺變得沒有意義，因為你以流血希望保住的政權因你的瘋狂而變得沒有存在意義。你習老大可以發瘋（從他曬書單的裝逼范兒，也未必），具體執行者、扣動扳機的人呢？當年的當事人，從鄧家楊家的後人到“共和國衛士”都一致保持着意味深長的沉默，你能猜想他們的感受嗎？所以和平轉型將是大概率事件。剩下的事，就看麻稈和狼，誰先不怕了。

　　（二十）

　　什麼是真正的中國特色？它從哪裡來？本文一直追溯到中華文明的起源。從人類的立場、普世的立場，它是一個好的特色嗎？房龍在《人類的故事》中說，人類是所有物種中最後出現在地球上的，卻是唯一能用自己的大腦改變自然的物種。但在人類進化的億萬年間，我們的很多祖先只是“默默地活着，悄悄地死去，什麼都沒留下”。如果有一種文明，反對普世價值，反對人生而平等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說，孩子們，你們已經獲得溫飽，別要求更多啦，默默地活着，悄悄地死去吧··· 這是符合人性的特色嗎？由這種特色產生的制度，值得維護嗎？我們那樣活法對得起我們進化了億萬年的大腦嗎？

　　王東嶽先生說，文化是一種生存現象，是智性動物以智性方式對其生活環境的反應。他還說，越原始的人類文化越受自然條件的影響，越現代的文化受的影響越淡薄。看看我們周圍的生存環境，已是互聯網和移動通訊的時代，我們還能說是原始的人類文化，還要恪守農業文明的特色、恪守帝制的傳統嗎？中國人一向標榜自己聰明，什麼是聰明？不是抖機靈，不是唯利是圖，是同情心和學習能力。如果我們中國人還自認為是有學習能力的智性動物，而不是行為被遺傳基因所規定的低級生命，請對周圍已經改變了的生活環境，作出智性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