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乱必须用重典 不杀无以平民愤

最近三鹿毒奶粉事件，轰动全球。事情并未了结，责任人尚未处理。这事是否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人们只有拭目以待。

法典、民主、人权都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必须根据当时的国情决定。这是第一条原则。

诸葛亮入蜀，制定刑法很严。法正问他，汉高祖约法三章，放宽刑法，很得民心，你为何严刑？诸葛亮说，当时老百姓苦于秦的暴政，需要宽松修养生息，所以宽仁大得民心；现在是纲纪松弛，社会秩序混乱，必须严格执法，才能整顿社会秩序。

观看当代，30年前因为十年浩劫，百姓穷困，废除“阶级斗争为纲”，法治宽容，扩大自由，大大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国民经济得以很快恢复。而现在，遍地都能见到官员贪腐，商业欺诈，伪劣假冒层出不穷，道德沦丧。不开杀戒，不足以起威慑作用。法制必须考虑国情形势，有人事事都要参照西方，说什么普世标准，甚至主张废除死刑，这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是有害的。

看看这些年触目惊心的事还少吗。大头娃娃，黑砖窑，齐二药，苏丹红，黑心月饼，以至最近的毒奶粉，等等等等。甚至销往国外的毒玩具，毒牙膏，毒水饺，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至于假酒，假药，猪肉注水，食物染色之类的造假更是数不胜数。如果还不严厉打击，后患无穷, 中国那里还有诚信。

第二，任何人，任何公司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

毒奶粉导致数万幼儿生病，以至于少数死亡。这样严重的事件，如果最后仍然心慈手软，大事化小，类似的事件一定还会发生。以上说的层出不穷的触目惊心的事件难道还不够吗？

谁造成损失谁赔偿，谁杀人谁抵命，自古这是的法律的基准。害死了那么多人，没人偿命无以服众。那么多幼儿生病住院，却要国家买单，用纳税人的钱替三鹿公司顶罪，毫无道理。为了救人政府先垫付医药费是可以的，但最终应由三鹿公司赔偿，三鹿因此破产是罪有应得。这么严重的事件还让它继续生存，仅仅整顿整顿然后又复活何以警示后人？那些从毒奶粉中获利的人仍然逍遥法外，法律的威严何在？

第三，加刑固然要考虑主观动机，更要考虑客观效果。

法律量刑要考虑主观动机固然必要，但客观效果同样重要。有杀人动机但受害者未死，量刑可以减轻。有害人之心并无杀人之心但致人死命，罪同杀人，不应轻饶。尤其在有严重后果时，更应看客观效果。像这次毒奶粉事件，为谋私利，官商勾结，也许有些官商事前不知道会这么严重，法律应该规定这不能成为减罪的理由。在当前乱象丛生道德沦丧的年代，必须严惩才能让那些做坏事的人有所收敛，事前必须顾及可能的后果。

毒奶粉事件的后果，除了导致数以万计的幼儿生病，数以万吨计的牛奶被销毁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以外，社会效果更是无法估量。正常的奶农无辜受害，质检部门额外派出数千人下基层质检，百姓对食品市场的失信和恐惧，国际市场对中国货的抵制……，不一而足。

所有后果都应由责任人承担。不杀几个责任人何以平民愤？

其实，现在的问题何止毒奶粉，伪劣假冒无处不在。食品和医药行业那么多，难道每个基层都派质检人员去监督？质检部门本身的官员有多少贪腐的？许多所谓“免检产品”都是贿赂官员得来的证书已是公开的秘密。还不严惩这些贪腐，这些奸商，何以体现执政为民？何以实现和谐社会？

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切莫套抄西方的法律条文。现在还是乱象丛生，守法还没有深入民心的年代，法必严才有效。像新加坡法制极严，随地吐痰吃口香糖都重罚，才换来今天的社会秩序。中国比星加坡更需要严刑。

治乱必须用重典！不杀无以平民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