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探索（五） 【按：本文是1984年一位無名作者所作。蒙一位老幹部欣賞和薦引，曾於1985年呈送中南海體改辦。一介草民，人微言輕，但爾後二十多年的改革實踐，證明了觀點的正確。雖因時代的局限，有的內容難免過時或略顯不足，而重讀仍覺可資借鑑。為尊重原作，未作修改抄錄如下，以饗讀者。】 第五章 城市的等級差別亟待消除 1. 城市的現狀及其成因 隨着工業的發展，農村人口過剩，湧入城市，使城市人口增長，這是任何發達國家都經歷過的歷史階段。由於城市人口擁擠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如失業增多，住房困難，地價猛漲，物價昂貴，犯罪率高，空氣污染等，這又造成一種反壓力，使工業遷往遠郊，人們不喜歡大城市，從而達到新的平衡。 我國從五十年代起，城市壓力就不斷增加，這完全是生產發展的正常現象。人民政府預見到人口過多會帶來的社會問題，為了防患於未然，採取了行政命令——限制戶口的措施。這無異於築了一道堤，擋住了湧入城市的“人流”這股“洪水”。這種措施是不得已的，可惜沒有及時採取疏導的辦法讓“洪水”流走，以恢復城鄉的“水位差”。而只注意了加強城市的整頓以消除資本主義國家城市的弊病。其結果反而是減小了人口離開城市的反壓力，湧入城市的壓力卻有增無已，“水位差”越來越高。現在，僅從各種渠道“滲漏”進來的“人流”就夠多的了。如果挖開這道“防人口堤”，取消戶口限制，其人口爆炸的嚴重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這種狀態的形成雖然有一定的客觀原因，但人為造成的等級差別也不可忽視。這就是在政策上使城市處於一種優越的地位，也就是特殊化。自五十年代中期實行戶口限制以來，特別是三年困難和十年文革動亂時期，城鄉差別越來越突出。為了保證首都供應，地方上往往是“勒緊褲帶”。理由是北京是毛主席和黨中央所在地。上行下效，省、地、縣委所在地都比轄區內的其他地方為好。這些城市的居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沾了光。似乎誰也不懷疑這是正當的，然而，理由果真充分嗎？ 過去我們說北京是全國的政治、經濟（包括金融、工業、商業、交通）和文化中心。政治有中心，無可非議。經濟和文化中心究竟是什麼意思比較含糊。今天不再這麼提是很正確的。並不是中心轉移了。事實上經濟和文化應該有合理的布局，不應該是台階式的結構，所以沒有什麼必要搞什麼地方是中心。各個省會和地委所在地把自己看成是中心的概念都應該修正。這種中心論是把自己放在一個特殊的地位，是物質供應得到優厚的理論根據。（順便提一句，美國的首都和絕大多數州府都不是在轄區內的經濟繁榮的大城市，多是些不知名的中小城市。） 除了地位之外，城鎮之間還有許多人所共知的差別。例如，大城市政治相對穩定，政策貫徹得較好，不擔心某些地方的“土皇帝”一手遮天；工資較高，而物價反而較低；物資供應較豐富和穩定；文化生活較豐富；教育及醫療水平較高等等。這些都是使人們留戀大城市的理由。現在人民心目中的第一等城市是北京、上海，第二等是其他大城市和省會，然後的次序是中等城市，小城鎮，農村、邊遠地區。這種等級絕不是心理上的，戶口政策已在法律上確認了這種等級存在。雖然大家早已習以為常，見怪不驚。然而“等級”這個“精怪”還在不斷作祟，切不可掉以輕心。 2. 等級差別的惡果 城鎮的等級差別已經在許多方面引起了嚴重後果，成為各項改革工作的巨大絆腳石，成為四化的桎梏。例如： 城市人口的壓力空前強大，如果不是靠強制的戶口政策，會立即出現“人口爆炸”。許多地方人口密度早已超過了自然條件（空間、水、綠地等）允許的合理限度。 戶口問題已成為“開後門”的一個重要方面，惡化了社會風氣，腐蝕了不少幹部。有人公然說，一個北京戶口值一千元，一個成都戶口值四百元。這絕不是無中生有的笑話。 大城市許多單位知識分子成堆。而地方廠礦、三線和邊遠地區人才匱乏，卻以各種形式向城市倒流。這不能歸咎於個人覺悟不高，許多實際問題，愈是小地方，愈是無人解決。 不少三線的廠和研究所，由於所在地區生活條件太苦，人心不穩，正處在岌岌可危的境地。儘管許多廠具有比城市相類廠更先進的設備，卻阻止不了人員的流失。有些正積極準備搬回一二線。 有些本來不應該設在大城市的單位，也以各種理由要求設立在大城市。 許多人員老化，而又難以實現新陳代謝，關鍵是許多人不願離開大城市。某些重點任務，真正需要的人卻調不來，除單位的本位主義以外，戶口也是重要原因。人才的真正合理調配十分困難。 高校考試已暴露出考生志向的極不正常狀態，尤以上海為最。考中專難於考大學，原因是中專畢業後可以留上海。一些國家迫切需要的專業，考生很少。重點高校考生人數不如某些非重點。還有不少投考研究生的，目的在於藉此流入大城市。嚴酷的等級現實正在腐蝕着青年一代的崇高理想。 許多幹部（包括高幹）調到地方任要職，家屬仍留在大城市。大量退休幹部更不用說，可見人心所向。 從以上現象反映一個社會側面，足以說明這不是一個小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的一個毒瘤，嚴重影響了人口和工業的合理布局，嚴重妨礙了技術的擴散和人才的交流，妨礙了知識分子的合理使用，減少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增加了城市的社會問題，擴大了沿海和內地，城市與農村的兩極分化，從而嚴重地影響了改革與四化的進程。 但是，這些現象決不能簡單地歸之於思想覺悟不高，單純依靠加強政治工作是不會奏效的。當然，不能指望在現階段着手消滅城鄉差別，但是消滅那些人為的差別，取消城市的特殊待遇，縮小大小城市之間，城鄉之間生活的差距，則不僅是應該的，也是可能的。 3. 幾點建議 要取消任何特殊化的關鍵都是要制定政策的人想得通，所以最重要的是認識上的統一。要清醒地認識到城市的特殊化對改革帶來的阻力，應以全黨利益和社會主義的利益為重，拋掉個人可能從這種特殊地位上得到的好處。為了消除城鎮人為的差別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取消城市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北京的特殊地位。制定出逐步實施的步驟。 宣傳上，什麼都把北京放在第一位的提法應重新考慮。逐步改變人們在心理上“什麼都是北京好”的概念。比如說，要把北京治理成全國最文明，治安最好的城市就是很不現實的。要使北京成為文明安全的城市當然應該，但一個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比所有中小城市的治安都好，是完全不切實際的。 報紙上應多宣傳中小城市的成就，例如抓幾個治安最好的城市，生活水平高的中小城市，加以典型報道。最好每個省都抓一兩個先進的中小城市經常宣傳，使人覺得這些中小城市比大城市好。 應重點發展中小城市。優先發展以重要的三線廠、所的所在地為中心的小城市，以避免這些單位因遷移或垮台而造成的更大損失。 加強後進地區（近期內尤其要加強有大批城裡人遷徙的地區）的教育、醫療衛生工作，增加文化設施，如電影及電視廣播。 中小城鎮及偏僻地區的商店，可大力推廣日用商品的零售訂貨方式，並多設樣品櫃或樣本，以減緩小城市商品品種匱乏的狀態。緊俏商品可優先供應小地方。 實行“企業無省界”的政策，以利於先進企業將技術帶到後進的地區。 城市的建設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即市政經費應取之於地方稅。發達城市還應該支援發展比較慢的地區。 城鎮居民和三個月以上的臨時戶口都應繳納居住稅（與工資改革同時進行）。大城市應比小城市多納稅。 大學畢業生實行農村、艱苦地區義務服務制。例如三年左右，視地區艱苦程度適當增減（例如去新疆可減為兩年，西藏一年，而條件好的城郊則增為四年）。至少像師範，醫學院這類院系可這樣做。至於農林或其他定向培養的更不待說。其中必定有些人會對工作和地區產生感情而志願留下，這有助於人才的合理布局。因為國家為培養大學生付出了很多代價，對社會盡點義務是完全合理的。“義務”並非不拿工資，相反可提前轉正。並可立法：只有服務期滿才能取得分配城市或自由應聘的資格。因任何原因不去或滯留者，應增長其服務期，或課以“教育稅”。對多數人來說，要去艱苦而陌生的地區一輩子，未免強人所難。一部分人被分配去，另一部分不去則不公平，也刺激了畢業分配上的“開後門”。一律短期義務比較合理。 對那些支援農村和三線的職工實行“保留遷回城市權”的制度，直到完全實現遷徙自由為止。以消除“一旦離城市，永無回頭日”的心理狀態。同時取消人才單位所有制，促進自由流動。 鼓勵離退休幹部遷回原籍或附近，待遇上給予優惠。 中央應經常派出“巡迴大臣”，深入偏僻地區，體察民情，嚴懲“土皇帝”，以消除群眾認為中央政策在小地方無法貫徹的顧慮。 【山脊匹夫評註：經過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城鄉的等級差別總算有所縮小，鄉下人允許進城。作者的有些論點顯然已經過時。但是發展的不平衡仍然嚴重存在，完全消除等級差別和遷徙自由仍然任重道遠。尤其是，各級政府仍然重點發展政府所在的城市，而不注意合理布局。大城市還在不斷膨脹。如高校都集中在首都和省城。北京本來高校就很多，改革開放以後又增加了不少，高校已超過一百家，如此集中世界絕無僅有。各地政府及政府部門駐京辦事機構多達927家。今年中央規定全部撤銷縣級駐京辦。即使允許保留的駐京機構也未必有必要，如今通訊很方便，根本無需設立機構在京。其實早就有知情人說，駐京辦的真正的職能是刺探中央的情報和拉關係。還有為當地政府官員赴京提供生活方便，至於有的駐京辦竟綁架上訪人員強行送回原籍就更為可惡，已經犯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