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五） 【按：本文是1984年一位无名作者所作。蒙一位老干部欣赏和荐引，曾于1985年呈送中南海体改办。一介草民，人微言轻，但尔后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了观点的正确。虽因时代的局限，有的内容难免过时或略显不足，而重读仍觉可资借鉴。为尊重原作，未作修改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第五章 城市的等级差别亟待消除 1. 城市的现状及其成因 随着工业的发展，农村人口过剩，涌入城市，使城市人口增长，这是任何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历史阶段。由于城市人口拥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失业增多，住房困难，地价猛涨，物价昂贵，犯罪率高，空气污染等，这又造成一种反压力，使工业迁往远郊，人们不喜欢大城市，从而达到新的平衡。 我国从五十年代起，城市压力就不断增加，这完全是生产发展的正常现象。人民政府预见到人口过多会带来的社会问题，为了防患于未然，采取了行政命令——限制户口的措施。这无异于筑了一道堤，挡住了涌入城市的“人流”这股“洪水”。这种措施是不得已的，可惜没有及时采取疏导的办法让“洪水”流走，以恢复城乡的“水位差”。而只注意了加强城市的整顿以消除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的弊病。其结果反而是减小了人口离开城市的反压力，涌入城市的压力却有增无已，“水位差”越来越高。现在，仅从各种渠道“渗漏”进来的“人流”就够多的了。如果挖开这道“防人口堤”，取消户口限制，其人口爆炸的严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种状态的形成虽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人为造成的等级差别也不可忽视。这就是在政策上使城市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也就是特殊化。自五十年代中期实行户口限制以来，特别是三年困难和十年文革动乱时期，城乡差别越来越突出。为了保证首都供应，地方上往往是“勒紧裤带”。理由是北京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上行下效，省、地、县委所在地都比辖区内的其他地方为好。这些城市的居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沾了光。似乎谁也不怀疑这是正当的，然而，理由果真充分吗？ 过去我们说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包括金融、工业、商业、交通）和文化中心。政治有中心，无可非议。经济和文化中心究竟是什么意思比较含糊。今天不再这么提是很正确的。并不是中心转移了。事实上经济和文化应该有合理的布局，不应该是台阶式的结构，所以没有什么必要搞什么地方是中心。各个省会和地委所在地把自己看成是中心的概念都应该修正。这种中心论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是物质供应得到优厚的理论根据。（顺便提一句，美国的首都和绝大多数州府都不是在辖区内的经济繁荣的大城市，多是些不知名的中小城市。） 除了地位之外，城镇之间还有许多人所共知的差别。例如，大城市政治相对稳定，政策贯彻得较好，不担心某些地方的“土皇帝”一手遮天；工资较高，而物价反而较低；物资供应较丰富和稳定；文化生活较丰富；教育及医疗水平较高等等。这些都是使人们留恋大城市的理由。现在人民心目中的第一等城市是北京、上海，第二等是其他大城市和省会，然后的次序是中等城市，小城镇，农村、边远地区。这种等级绝不是心理上的，户口政策已在法律上确认了这种等级存在。虽然大家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惊。然而“等级”这个“精怪”还在不断作祟，切不可掉以轻心。 2. 等级差别的恶果 城镇的等级差别已经在许多方面引起了严重后果，成为各项改革工作的巨大绊脚石，成为四化的桎梏。例如： 城市人口的压力空前强大，如果不是靠强制的户口政策，会立即出现“人口爆炸”。许多地方人口密度早已超过了自然条件（空间、水、绿地等）允许的合理限度。 户口问题已成为“开后门”的一个重要方面，恶化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不少干部。有人公然说，一个北京户口值一千元，一个成都户口值四百元。这绝不是无中生有的笑话。 大城市许多单位知识分子成堆。而地方厂矿、三线和边远地区人才匮乏，却以各种形式向城市倒流。这不能归咎于个人觉悟不高，许多实际问题，愈是小地方，愈是无人解决。 不少三线的厂和研究所，由于所在地区生活条件太苦，人心不稳，正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尽管许多厂具有比城市相类厂更先进的设备，却阻止不了人员的流失。有些正积极准备搬回一二线。 有些本来不应该设在大城市的单位，也以各种理由要求设立在大城市。 许多人员老化，而又难以实现新陈代谢，关键是许多人不愿离开大城市。某些重点任务，真正需要的人却调不来，除单位的本位主义以外，户口也是重要原因。人才的真正合理调配十分困难。 高校考试已暴露出考生志向的极不正常状态，尤以上海为最。考中专难于考大学，原因是中专毕业后可以留上海。一些国家迫切需要的专业，考生很少。重点高校考生人数不如某些非重点。还有不少投考研究生的，目的在于借此流入大城市。严酷的等级现实正在腐蚀着青年一代的崇高理想。 许多干部（包括高干）调到地方任要职，家属仍留在大城市。大量退休干部更不用说，可见人心所向。 从以上现象反映一个社会侧面，足以说明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毒瘤，严重影响了人口和工业的合理布局，严重妨碍了技术的扩散和人才的交流，妨碍了知识分子的合理使用，减少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城市的社会问题，扩大了沿海和内地，城市与农村的两极分化，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改革与四化的进程。 但是，这些现象决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思想觉悟不高，单纯依靠加强政治工作是不会奏效的。当然，不能指望在现阶段着手消灭城乡差别，但是消灭那些人为的差别，取消城市的特殊待遇，缩小大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生活的差距，则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 3. 几点建议 要取消任何特殊化的关键都是要制定政策的人想得通，所以最重要的是认识上的统一。要清醒地认识到城市的特殊化对改革带来的阻力，应以全党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利益为重，抛掉个人可能从这种特殊地位上得到的好处。为了消除城镇人为的差别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取消城市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北京的特殊地位。制定出逐步实施的步骤。 宣传上，什么都把北京放在第一位的提法应重新考虑。逐步改变人们在心理上“什么都是北京好”的概念。比如说，要把北京治理成全国最文明，治安最好的城市就是很不现实的。要使北京成为文明安全的城市当然应该，但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比所有中小城市的治安都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报纸上应多宣传中小城市的成就，例如抓几个治安最好的城市，生活水平高的中小城市，加以典型报道。最好每个省都抓一两个先进的中小城市经常宣传，使人觉得这些中小城市比大城市好。 应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优先发展以重要的三线厂、所的所在地为中心的小城市，以避免这些单位因迁移或垮台而造成的更大损失。 加强后进地区（近期内尤其要加强有大批城里人迁徙的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工作，增加文化设施，如电影及电视广播。 中小城镇及偏僻地区的商店，可大力推广日用商品的零售订货方式，并多设样品柜或样本，以减缓小城市商品品种匮乏的状态。紧俏商品可优先供应小地方。 实行“企业无省界”的政策，以利于先进企业将技术带到后进的地区。 城市的建设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即市政经费应取之于地方税。发达城市还应该支援发展比较慢的地区。 城镇居民和三个月以上的临时户口都应缴纳居住税（与工资改革同时进行）。大城市应比小城市多纳税。 大学毕业生实行农村、艰苦地区义务服务制。例如三年左右，视地区艰苦程度适当增减（例如去新疆可减为两年，西藏一年，而条件好的城郊则增为四年）。至少像师范，医学院这类院系可这样做。至于农林或其他定向培养的更不待说。其中必定有些人会对工作和地区产生感情而志愿留下，这有助于人才的合理布局。因为国家为培养大学生付出了很多代价，对社会尽点义务是完全合理的。“义务”并非不拿工资，相反可提前转正。并可立法：只有服务期满才能取得分配城市或自由应聘的资格。因任何原因不去或滞留者，应增长其服务期，或课以“教育税”。对多数人来说，要去艰苦而陌生的地区一辈子，未免强人所难。一部分人被分配去，另一部分不去则不公平，也刺激了毕业分配上的“开后门”。一律短期义务比较合理。 对那些支援农村和三线的职工实行“保留迁回城市权”的制度，直到完全实现迁徙自由为止。以消除“一旦离城市，永无回头日”的心理状态。同时取消人才单位所有制，促进自由流动。 鼓励离退休干部迁回原籍或附近，待遇上给予优惠。 中央应经常派出“巡回大臣”，深入偏僻地区，体察民情，严惩“土皇帝”，以消除群众认为中央政策在小地方无法贯彻的顾虑。 【山脊匹夫评注：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城乡的等级差别总算有所缩小，乡下人允许进城。作者的有些论点显然已经过时。但是发展的不平衡仍然严重存在，完全消除等级差别和迁徙自由仍然任重道远。尤其是，各级政府仍然重点发展政府所在的城市，而不注意合理布局。大城市还在不断膨胀。如高校都集中在首都和省城。北京本来高校就很多，改革开放以后又增加了不少，高校已超过一百家，如此集中世界绝无仅有。各地政府及政府部门驻京办事机构多达927家。今年中央规定全部撤销县级驻京办。即使允许保留的驻京机构也未必有必要，如今通讯很方便，根本无需设立机构在京。其实早就有知情人说，驻京办的真正的职能是刺探中央的情报和拉关系。还有为当地政府官员赴京提供生活方便，至于有的驻京办竟绑架上访人员强行送回原籍就更为可恶，已经犯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