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说了很久，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说得多的是要从外向型转为内需型，这当然是不错的。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任何事情都要立足于自身，不可太依赖外人。除此之外，转型应该还有更多的内涵。本文对几个有争议的或模糊的问题谈谈看法。一是国进民退，二是消费经济，三是与国际接轨。（本文是几个月前写的，因故暂时搁笔，现重新整理发表。） （一）评“国進民退” 从什么角度看国进民退 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起，就有一种舆论认为“国進民退”。这主要是一些精英阶层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以批评的态度提出这个问题，认为这是改革的倒退。最近在温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还有记者追问，温总理的回答是不存在国進民退的问题。此前和现在都有政府官员或相关的经济学家用统计数字说明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实际是超过国有经济的。 如果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看，只要老板对职工好，谁在乎老板是国企老总还是民企老总？在他们看，争论“国進民退”不过是民企老板以及代表资本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较劲。但是这些老百姓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声音总是比较弱。 那些批评“国進民退”的人说，2008年，政府4万亿救市方案，几乎都让国企拿走，垄断范围在扩大，连钢铁、房地产这些原本逐渐民营化的产业都被国企吞并。在他们看来，民营化才是正确的改革方向。说得尖锐一点，他们认为应该全盘资本主义化，彻底放弃社会主义，放弃国企。这未尝不是走到了另一极端。 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众认为所谓国企不过是官僚资本，加强国企不过是利用政府的行政权力为官僚利益集团谋利而已。由于对贪官污吏的反感，也就迁怒于国企。但是往深一层看，问题的实质并不是国進民退，而是国非国，民非民（国企非国企，民企非民企）。 国（企）非国（企） 国企顾名思义是国家的企业，是为国家的利益服务的。然而许多国企已经变质，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它们的老总和私企的老总一样，唯利是图。 “经济学家”们把“唯利是图”改用时髦的话叫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精明的经济师的守则。所以房地产的高利润吸引了财大气粗的国企一窝蜂地投机房地产，据统计127家央企中就有94家经营房地产，占有房地产业的大部分，吹大房地产的泡沫，它们“功不可没”。“地王”也大都出自央企之手。直到2010年看到房地产的泡沫的巨大危险性，中央才禁止七十八个国企从事房地产。欧洲许多国家都有不少国有企业，但是经营房地产是不允许的。 国企按理说应该比私人资本家有较多的社会责任感，然而像“三鹿”这样的企业竟用三聚氰胺祸害百姓，谁还认为国企比民企好？ 另一个为所欲为的例子是去年第四季度，有些地方的电业局为了“节能减排”，擅自拉闸限电，让许多居民和工厂都无电可用。这种荒诞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美国的电业公司都是私营的，而且在一个地区范围内基本上也是垄断的，却绝不允许无端停电，甚至有时还会自动减价，虽然这种情况不多，但我也遇到过一次。这些私营企业受到的监督比中国国有企业受到的监督还多。这就足以说明国（企）非国（企）。而在中国，国企得到政府的撑腰，社会责任感还不如美国的民企，所以就特别引起反感。 民（企）非民（企） 让我们再看看民企又如何。民企中有话语权的当然是那些财大气粗的富豪，据统计现在中国亿万富翁有三千多，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高干子弟，据说有2932个，大部分是房地产或建筑之类。他们到底算民企还是官僚资产阶级？那些埋怨国進民退的“经济学家”说政府四万亿投资都到了“铁公机”，如果不投入国企，转投入民企是那些人受益不是很清楚吗？ 还有埋怨小企业被国企兼并了，甚至抱怨山西的小煤矿被兼并，是国進民退的证据。当然不能说山西的煤矿个个都是“黑砖窑”，但是那些煤矿主都在北京买豪宅，那个不是吸饱了矿工的血汗？值得同情吗？“民企”想兼并通钢，结果一个高管被工人“打死”，该如何评判？那些高唱民主，主张私有化的“学者”是不是也应该重视通钢工人（显然是通钢员工的多数）的民意，和看到民企唯利是图的一面。 至于支持中小企业那倒是应该的，因为涉及众多百姓的就业，经济学家口头上也打支持中小企业的牌子，然而数量多，具体的操作却不是什么国進民退的问题。 效率和腐败 批国進民退的理论认为：国企效率低，国企老总容易产生腐败。从形式上看，这两个论点都有一定道理。不过我们还可以从不同角度看这个问题。 认为国企效率低的主要论据是说：人都有私心，私企老板一定兢兢业业注重效益，所以一定精打细算，国企老总管的不是自己的钱，所以不那么用心。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两个影响效率的原因。私企是独裁的管理，老板拍板就可以，不像国企常常有较多的规章制约。事实上独裁的效率总比民主的效率高，所以世界上所有军队都是独裁的,，“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在任何军队都是铁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国企总要比私企有更多的社会责任。私企往往唯利是图，对安全和环保总是能省便省，贿赂地方官的成本比环保的成本低就采取前者，对效率不高或不听话的员工说开除就开除，偷税漏税更是常事。国企却不能这样放肆，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职工是不能开除的，于是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还要管吃喝拉撒，生老病死，还要支付退休职工的退休金，所以包袱重重。你会说，现在国企未必有社会责任感，一样唯利是图，不错，这正是我前面说的“国非国”。但是平均来说民企的社会责任感比国企更糟，伪劣假冒，假药毒食品层出不穷，不一而足。因此，决不能把效率作为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 再说国企腐败的问题。最近听闻一个国企老总让情妇裹款一亿多出国被曝光。确实，当下中国腐败之事太多。但是这是否可以说民企老总比国企老总更清廉？如果一个民企老总把巨款给情妇，谁也不会认为这有错，更没有罪。事实上，台湾巨富王永庆让他的三姨太管理海外业务，没有任何人会批判他。道理太简单了，因为他们是拿自己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怎么任人唯亲也无人置喙。就好象世界上许多总统贪污被起诉，然而中国几千年贪官不断，却没有说那一个皇帝贪污，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还用得着贪污吗？如果这不能得出结论说帝制比共和更好。那么也就不能说私企比国企更高尚。 由此看来，尽管国企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却不能说民企比国企好。因为计划经济的弊端，有的人就认为市场化最好全盘私有化，这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发达国家都或多或少有国企，美国是国企最少的，连“美联储”在名义上都是民企，但事实上是国家控制的，美联储主席就是总统任命的。欧洲的诸多国有企业，尤其是北欧就更不用说了。 藏富于民好吗？ 在批评“国進民退”的言论中，还有一个颇为蛊惑人心的说辞，说现在是国富民穷，应该学习西方和日本“藏富于民”。让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高收入当然无可非议，但是那要看具体是什么措施。比如取消农业税，家电下乡等惠民政策，就是为了改善农民生活。但是弱势群体无所谓富，自然也谈不上“藏富”。但是那些批评国進民退的经济学家所指望的是国家应该把更多的优惠投入民企，让民企富起来。似乎有多少中国富豪进入世界500富豪的行列是多么值得推崇的事情。所以，所谓“藏富于民”其本质不过是“藏富于民企老总”。 民企老总当然其中不乏佼佼者，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但是总的来说，那是少数。比尔盖茨到中国意欲劝富豪捐钱搞公益，结果仅一人响应，此人还有人在背后中伤。 （二）评“消费经济” 消费经济的后果 物质匮乏的时候，生产是为了消费的需要。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生产过剩，需求不足，就鼓励消费，于是消费是为了生产。这好象是悖论，然而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这样做的。美国政府多次用减税的办法来刺激消费。 本世纪初，IT 行业泡沫破裂引起金融危机时，格林斯潘一再降低联邦利率以刺激房地产的需求，于是房价飞涨。一段时间内，经济的确上去了，不过却形成了房地产的新泡沫，次贷危机导致了更大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当人们有消费的需求又在财力许可范围内时是根本无需鼓励的。所以鼓励消费实质是鼓励超前消费，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可以促进生产。从长期来说，超过财力的消费无论是国家或个人都是不可取的。看看今日美国，国债越欠越多，不更多地举债，日子就没法过。日本的国债更是高达GDP的两倍。 欧洲有些国家更差，冰岛、希腊、爱尔兰、葡萄牙都面临国家破产的危机。中国的古训就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当希腊政府欲降低工资，法国要延长退休年限以减少政府开支时，都遇到全国性的罢工以示反对。 可见靠超前消费拉动经济的战略都是短视的，无异于饮鸩止渴。中国总体来说还是穷国，而且人均资源匮乏，更不应该鼓励超前消费，恰恰相反，应该鼓励节约。 中国国情和消费习惯 经济转型要从外向型转为内需型当然是对的。但是有不少经济学家沿用美国经济学家的思路，似乎总是以美国马首是瞻。他们认为中国内需不足乃是老百姓消费不够。大致认为原因有二，一是老百姓穷，因此应该“藏富于民”；二是消费意愿不强乃是因为社会保障不够，储蓄是为了防老、防病和为子女上学准备。不能说这些看法没有道理，确实老百姓还穷，社会保障也还不到位。不过我认为有仔细分析之必要。 中国人穷当然是事实，目前人均GDP排名还在100位之后。但是穷主要是广大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工人农民和农民工，所以把人均GDP拉下来了。至于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和公务员却未必穷。 看看不同人群的消费。处于贫穷一端的工人农民勉强解决了温饱，要他们增加消费没有多大意义，与其说鼓励他们增加消费，不如说是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极端的是所谓大腕、大牌、大款老总之类的富豪，他们的消费是一般人不可企及的，要他们增加消费也没有意义。这贫富两极就不去议论了。 介乎中间的阶层。“缺钱的”主要是年轻人，他们赶时尚，追潮流，月薪几千还不够用；尤其是不合理的房价，买房成为他们的噩梦，职场的竞争也使他们倍感压力。比较安稳的是公务员和高级白领，难怪报考公务员总是趋之若鹜，动辄数千比一，显然供过于求，但是公务员的待遇绝不会如市场规则因供过于求而降低，因为这是当权者控制的，不受市场规则左右。 至于中老年人的消费习惯大不相同，他们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贫穷和匮乏，养成了节约的习惯。比如能坐公共汽车就不打的。有一次聚会散场很晚，公车已很稀少，众人劝一个老太太打的回家，她却坚持等了二十分钟还是乘公车回去。其实这位老太经济很宽裕。还有许多退休老人，普通平民，退休金并不高，不过一千左右或稍多一点，但他（她）们没有高档消费，也不旅游，最多打打小麻将，收入并不高，还说钱花不完。活得很愉快，又何必鼓励他（她）们去增加消费呢。 至于那些级别较高的离退休人员，尤其部队里高干，月入上万的不稀奇，房子宽敞，无买房之虑，钱根本用不完。他们和公务员一样，工资还在不断上调。但是这并不会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许多人余钱不知如何处理，便去炒股或投资买房，有两三套以上公寓的不稀奇。把钱给子孙买房更是很普遍的事。 本文想说的是，根据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提出鼓励消费以促进生产的口号或政策即不切合实际，也是错误的方向。恰恰相反，中国目前不应该鼓励消费，而应该继续鼓励节约，包括鼓励年轻人增加节约意识，不要学超前消费，不要羡慕那些大款们的奢侈。 中国别看现在“有钱”，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实际上底子很薄。过去常说 “地大物博”，其实中国是人均占有的资源很匮乏的国家，能源和钢铁是工业的命脉，而其原料石油和铁矿石严重依赖进口，连水资源都严重不足。我们有什么资格装富，鼓励人民尽情消费？ 评国富民穷 有一种舆论认为现在是国富民穷，而鼓吹应该藏富于民。“民穷”上面已作了分析，“藏富于民”本质是“藏富于民企老总”在上面已有说明。再说“国富”，中国真是国富吗？国家财政收入年年增加是事实，但是说富却谈不上。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也不能说富（下面再说）。中国一百多年的战乱和折腾破坏，要做的事情太多。无论交通、水利、教育、医疗、社保、国防，都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交通水利是发展经济的基础，教育医疗社保都是惠民的必需，国防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这些都是要花大钱的，而且也只有国家来承担。那个地区交通不便，发展就很困难。民众教育水平不高，就难脱贫。军队不现代化，国家安全就无保障。 拿交通来说，当然不能否认有了长足的进步。别看现在高铁搞得很热火，但是从基层来看，现在只是做到了县县通公路，和美国基本上是家家通公路的情况相比有天壤之别。尤其中国中西部大部分是山区，要做到家家通公路谈何容易。水利情况似乎更严重，据说有几千个水库都是危库，亟待维修。更别说南水北调之类的大型水利工程。中国水资源的极度匮乏是极大的问题，应该说是危机。至于教育医疗社保，看看西部那些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医院的设备水平，就知道还有多少工作要做。国防就不用多说了，一艘航母造价就以百亿美元计。 总之，中国远远谈不上富裕。国家太需要钱。当然，钱应该用在刀刃上，用在“三公”上的钱应该好好清理，下大决心压缩，不能怕得罪利益集团。国家和个人都应该提倡节约，而不是鼓励消费。增加建设（以上说的六项）开支，就是扩大内需的最好手段。 总之，建设比消费更重要，国家比个人更需要钱，国富才能民富。 消费经济的悖论 房地产和汽车是美国的两大支柱产业，它们带动了一大批相关的其他产业。当中国人民温饱解决之后，自然会提升对房产和汽车的需求，于是这两个行业也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由于中国发展太快而极不平衡，两极分化非常严重，使这两个行业都出现问题。房地产的人为炒作造成太多的泡沫，不合理的房价早已怨声载道。 汽车产业的飞速发展同样带来诸多不平衡。大城市的交通堵塞日益严重，于是又限制发牌照和限单双号之类。上海一个汽车牌照就要几万，北京牌照要抽签。汽车还引起汽油的紧张及空气的污染等等。这都反映出靠房地产和汽车消费来拉动经济的负面效应。 一方面为了拉动消费增加内需，鼓励买房买车，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的泡沫和交通拥堵，又限制买房买车，岂不是矛盾。房地产的泡沫是由于过多游资的炒作，重拳加以控制完全必要。汽车消费加以限制也是无奈。问题的关键是房地产和汽车消费在经济发展中占的比重太大，应该压缩，而应把GDP的更多份额投入其他方面的建设，即交通水利教育医疗，以及社保国防。换句话说，应该让国家有更多钱（如抽更多税）。这和某些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反。 （三）评“与国际接轨” 与国际接轨的口号说了多年。至于它的含义和不同人的理解却很含糊。（这里“国际”其实只是指发达国家，从来没有人会理解成与发展中国家接轨。）当我们打开国门要融入国际社会，与国际接轨是必要的，这应该主要是法律层面，比如加入WTO，就不得不同意国际的一些“游戏规则”。但是不必也不可能一切“向国际看齐”，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是必要的，同时也要看到其缺点，不可一概照搬。以下从几个层面浅谈笔者看法。 法律接轨 在国际贸易中，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这无须多说，这应该是所谓接轨的实实在在的内容。法律的其他方面，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法律不够健全，百姓的法律意识也不强，尤其是文革期间完全无法无天的状态，中国在建立和健全法律方面，确实有向先进国家（法律体系比较完备）学习之必要，或者说要接轨。但是也要看到西方法律的弊端，一味盲目照搬却不可取，例如律师制度的商业化就是变味（参看拙文“从李庄伪证案看法律的堕落”）。我会在以后另文讨论，此不赘述。 工资接轨 许多官员出国考察，回国盛赞西方工资之高和住房之宽，对比自己总认为没有“与国际接轨”。其实这种所谓考察都是走马观花，仅见皮毛。许多美国人到中国旅游回来也盛赞中国的繁荣和进步，同样没有看到深层次的问题。一次我与邻居谈及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她说美国也是一样。 有人习惯于用美国人的工资（毛收入）与自己的实际收入折算成美元相比，其实这不反映真正的生活水平。事实上，中国与美国同一层次的人群比较，中国并不算穷，美国的白领，乃至教授和院士都请不起保姆。美国的公务员，以富裕程度衡量绝对不算社会的上层，更没有灰色收入。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汽车是美国人的生活必需品，交通费占开支的比重往往超过吃穿，而中国每年几千亿的公车费却没有算进他们的个人收入。 美国人的储蓄率远低于中国，因为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太多余钱。美国生活水平总的来说比中国高是事实，但是美国与中国富裕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弱势群体身上，美国中产阶级占多数，穷人比例较小，而中国穷人仍然是人口的大多数，而且美国穷人比起中国穷人的生活好得太多。 有些崇洋的经济学家学美国的样，说要鼓励消费要提高工资。那些不差钱的年年涨工资。结果是游资增加，去炒房炒股，增加通货膨胀危险。真差钱的人的收入不在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所以应该降低公务员工资的增幅，使其增幅低于弱势群体的平均增幅，因为后者才是真差钱的群体，且是人口的大多数，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才能真正提高内需。无疑这个建议会遇到多数官员的反对，但是那些私心较少有良知的官员应该会支持。当然，政府还是采取了惠民政策以提高弱势群体生活水平，如取消农业税，家电下乡，提高最低工资等等，这些应该肯定。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当时因为文革期间的极左路线和平均主义思潮泛滥，这样提是现实主义的态度。今天温饱已解决，中上层基本不差钱的情况，不能再强调少数人先富，应当更倾斜于“共同富裕”。据报道，中国已成为奢侈品最大消费国，以及进入世界500富豪的中国人超过日本人，这绝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而是相反，值得深思。 金融接轨 金融接轨是“与国际接轨”的最大问题。有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说明中国的强大，我看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慎重。上世纪末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之所以受影响较少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金融还没有完全融入国际，与国际保持了距离。 中国对国际金融的活动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吗？中国自己的金融系统健全吗？对付国际的金融大鳄的炒作有足够的经验吗？对待国际上的金融大风大浪是参与其中博弈好，还是保持距离好？尽管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真能掌控国际金融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与其能在国际上呼风唤雨，还不如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是好事也是包袱。三万亿的外汇储备虽多，可是想买的买不到，哪怕你出价高，别人就以国家安全为由拒之门外。想投资也找不到地方，于是只好买美国国债，后者似乎还算可靠，其实不然。美国的债台高筑，靠发新债卷还旧债，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是不可避免的，那时外汇储备同样贬值。二战之后，美元成为国际货币，那时美元是金本位，35美元可兑换一盎司黄金。可是当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危机时，美国就宣布取消金本位，黄金立刻上涨十倍。现在一盎司黄金已值一千多美元，（最新消息说黄金突破每盎司1700 美元），说明美元已经贬值了几十倍。旧戏重演看来也难以避免。所以如何减持外汇，把钱花出去，以促进经济发展，或转化为物质储备才是当务之急。 目前欧洲和美国经济都陷于困境，中国金融与国际接轨更要慎重。 山脊匹夫 写于2011年8月 博客 http://blog.creaders.net/ridgem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