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是个少年才子，做这首诗的时候才17岁。据说这首诗当时很流行，老索很不以为然。 本来在感慨独在异乡的失落，却突然来了个时空转换，想当然以为他的兄弟们像他一样失落。由此我推断这首诗是他回家以后写给兄弟们看的，有套近乎之嫌。本来吗，古今文人们在文中诗里使劲挤别人眼泪的现象是很多的，王维年少成名，模仿在起步阶段是难免的。后来这种现象受到了铁骨文人辛弃疾的严厉批评，“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骂得很痛快。吹嘘少年天才的历史故事在宋以后不多见了，想必与退思先生和稼轩居士的批评有关。不过，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两句实在是千古佳句，即使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它仍然常常拨动离乡远人心头的失落与彷徨。

    历史上中国人出国留学只是从近代才开始的。以前朝代都是别国越洋过海来中国求学，翻山越岭出国求学的好像只有一个唐三藏先生。八十年代以后至2000年前出国的人背景和目的比较相似，和2000年以来出国的小留学生有很大不同。所以前20年中出国的人可以算作一代。这些人热衷于讨论海归海不归的问题。

    在2008年《海归的意义》一文中，老索探讨了近代以来海归派对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海归们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他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并不是他们拥有的中国社会缺乏的先进的知识和思想，而是海归们所特有的把外来的知识和思想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的实践能力•••海归们跨跃了双重文化，结合了中西知识和思想，他们的知识并不一定也不可能是最先进的（最先进的东西外国人接触不到），但是，他们面对中国现实的时候，他们知道现实的落后与不足，以及别国类似的好的做法，他们可以很自然地找出改进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他们优于本土人仕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能力”。老索还声称：“不改变歧视性的海归政策，海归就不可能多起来。没有大批海归回国，先进的理念就形不成气候，健康的学术和政治气氛就创造不出来，产业商业就走不出内斗的圈圈，传统的倦怠的社会精神面貌就不可能改观，即使人们都发财了，落后愚昧的沉疴烂痒还会翻腾，娶妾未必不是时尚，当官也可试试当皇帝，中国社会即使不出戈尔马乔夫，但也不能保证不出袁世凯”。文章的结尾有些杞人忧天：“二十世纪，如果没有大批海归回国，中国恐怕早已为洋人买办控制，成为帝国主义的完全的殖民地了。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二十一世纪，如果没有大批海归回国，中国会不会再次为洋人买办控制，成为新帝国主义的赚钱热土？”

    当今中国社会的进步体现在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政府的政策水平。中国对海归的政策是非常宽松和优惠的，各种扶持基金和个人待遇都是在海外或者其它国家（如印度）很难得到的，对于学有所长、追求事业的人来说是绝好的机会。但是如果你仅是一介技术蓝领，没有专才或专利，却也想挤这班车，则是自寻烦恼，中国人民还不至于傻到连逐利一族都收留的地步！

    当然，中国人民不傻不等于办事精明。中国政府近年来在海外做了大量的宣传招聘工作，在国内以高成本推出许多具体政策来吸引海归，好不容易在海外营造出了一个人心思归的氛围，而且确实有许多海外人仕跃跃欲试准备上路，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却不料最近国内连出怪事，为这场来之不易的盛事罩上了阴云。据说国内有一名打假斗士，喜欢与人切磋论文抄袭、文凭造假、教授真伪等事务，专门和知识分子斗狠；据说天津大学有位海归教授曾经因为美国警察钓鱼执法惹上过麻烦，在被这位打假斗仕曝光后，天津大学把这位怀揣多项专利的年青教授送走了。我们都不是当事人，无法对具体事情作出评判。但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个“千金买马头”的故事，燕昭王知道了这个故事之后，他拜一个能力不突出的人为师，求贤若渴之心天下皆知，结果招来连诸葛亮都佩服的乐毅等一干治国治军大才。我猜天津大学的决策人小时候肯定没有读过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书。当腐败如海啸、二奶变小仨、食品科学含量超高的情况下有人为了事业毅然回去的时候，国内居然给海归们摆了一道，让人不由自主想到那个什么坊一类的东西。如果你真有骨气打假，找几个官博士练练，海外老少爷们会佩服你。人无完人，取其所长；国有大政，攻心为上；包容宽厚，英雄荟萃；人心所向，事业终成。中国的事大多坏在那些不识大体的爱国贼们手里！海归们除了专业专利之外，别的方面当然敌不过土派，但海归们有一样本事土派们学不去，那就是“出走”（当然土派也有走法，叫“潜逃”）。

    当年我们为什么要出国？老索有一篇自己比较喜欢的文章《为了自由和尊严》，在那里我这样回答道：“我们这代读书人的追求，其实和赵刚他们那一代人差不多。为了自由和尊严，上一代人选择了革命，我们选择了出走。所不同的是，上一代人的追求是坚定的，崇高的，代价高昂的，而我们的追求是游移不定和自私的，就像旧社会相爱的男女逃婚一样，逃脱了就是解放，逃不成也能活下去，只是不开心罢了”。并不是许多人赞同这种说法的。但是我有一种验证的办法来证明这种解释是否最合乎事实本质。美国经济危机中许多正在享受生活的中国人被下岗了。当月儿爬上树梢来、左手握右手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一定想过要不要回国！就像十几年前考虑能不能出国一样！驱使你有这种想法的背后最原始的动力或者本能是什么？----自由和尊严！有些问题可以解释，有些答案需要领悟，有些人即使得到答案也不认识。但有一点不需要解释谁都明白，那就是感觉，感觉好不好，心理舒服不舒服，是我们做决定时最终起作用的因素。八十年代以后出来这批人，谁没有受过苦忍受过煎熬？但是只要明天有希望，我们什么都能受得了。我们都过来了，我们成熟了，坚强了，我们正处在人生不多有的干事业的黄金时期。于是祖国向我们招手了。可是如果我们感觉那里的明天仍然像沙尘暴下的天空一样，谁敢舍家弃业冒然去创业？你能受得了随处可见的无礼与蛮横吗？你能经得起流言与嫉妒的烧烤吗？你能搞得清像发菜一样的关系和埋着地雷的事务吗？我问过几位回去又回来的海归们的感受，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答道：“累”！是身体的疲累还是心理的失望，我不得而知。但二次出走这个事实不能不让待归者们心生忧虑。

    人在异乡，拖家带口，每一分钱都得自己挣来，就业不容易，生活不轻松，做一个普通雇员，谈不上事业与成就感，即使做到经理或VP一级，上头哪天变了天，给你难受，让你走人没商量。漂亮心爱的大房子，说不定哪天就不属于自己了。失落与彷徨，是他乡异客的明月。待归者的失落与归来者的累，你愿意受累还是愿意继续欣赏异乡孤独的明月？

    男人生来是为事业活着的。“好男儿志在四方”，哪里能够施展他的才华，他就愿意去哪里。掐着指头数数，这世界上哪个国家最适合个人发展？哪个国家最适合有志者创业？在美国生活多年，我觉得，美国最好的东西不是它吹捧的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而是它的企业制度。几百年稳定的发展，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保护企业、鼓励创业的经济社会法律环境，只要你有才，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发展空间让你尽情施展，你的成果是受保护的，你的财产是安全的，“官”在企业家面前是一文不值的东西，你的人生价值尽可以在你的奋斗中实现，而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国内有这样的条件和环境吗？答案是显然的。可你为什么会考虑回去？只有一个原因，爱国！

    爱国的表达方式有多种多样，但不一定要通过嘴巴说出来，也不一定要去机场挥挥小旗欢迎领导人来表示爱国。近代留洋生许多选择归国效力，没回国的也为国内做了许多好事。身在异乡，他们不曾忘祖，是中华文化熏陶的结果，和主义信仰没什么必然联系。钱学森当年并不了解共产主义，但新中国拯救民族、追求公平、为大众谋利益的壮举感动了他，赢得了他的信任。由于他杰出的贡献，新中国在民族自立的道路上方才迈出了大大的一步。自文革以来，许多事情都变样了。传统的社会道德被摧毁了，人们之间的互信没有了，让别人理解自己变得很难，人家一定要让你把心割下来给他看，才会相信你的真心；由于大部分人都没有把自己的心割下来的胆量，他们就不停地口头表示自己是真心的，于是中国社会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其它语种没法翻译的语言，它的特点是激昂但空洞，通篇不及一物但可以把一个人置于死地或者棒上天堂（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打倒”这个词在英语里怎么翻合适）。由于做研究的对像必须是具体的，即使抽象研究也必须基于具体事物，囿于职业习惯，知识分子们的忠心表白显然不会那么生动激昂，于是他们总是被当作怀疑的对像，即使你事实上做着爱国的事，他们仍然可以怀疑你的忠诚。这种现象仍然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存在着，漫延着。前些日有一位仁兄发贴，讲了他办中国签证的故事，在几经周折不成功的情况下，他拿出了和胡总的合影，事情就这样奇迹般地办成了。在老索看来，对人预设的不信任态度，本身就是对人尊严的侮辱；它是动物界保护自己的自然本能，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如果你此行正好是回国探路，经过几个关口的热脸贴上冷屁股，除了后悔自己以往没有抓住与领导人合影的机会之外，你还有多少耐心和热情为你的祖国创业去？！

    曾听到老海归们告诫新海归，要重新溶入本土文化，适应社会。但是，“海归们所特有的把外来的知识和思想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的实践能力”是优良的种子，需要良好的土壤发育才能结果。他们有干事业的急切心情，所谓的“适应”、实则是浪费他们宝贵的事业年华、让千里马架辕！所谓的“适应”常常是被要求配合领导假公济私、或者喝酒应酬逛窑子（把你拉下水涂黑之后，海龟和土鳖还有区别吗？）。《东方》我全看了。钱学森钱三强他们是精英天才这不假，但是如果没有总理给他们撑着保护伞，他们决无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也许早已经被文革的历史车轮压死了。另一个海归傅作恭因为没有三钱们的通天关系，在文革中不是不明不白地死了吗？！今天的中国务实多了，不再折腾了，创业环境和科研条件比从前好多了，但是官商社会人心险恶的现实也是海归们所不适应不擅长、内心忌惮的。海归时代也意味着某些领域和部门的利益调整，海归们带来的不单是新的技术和管理，还有国家配套投下的大笔资金，海归们在享受到事业上风光的同时，也许已经坐在了风口浪尖上了。在某些地方，在实验室建起来以后，赶走一个海龟，就意味着一帮土鳖的胜利！要让海归们没有后顾之忧，不至于因“累”而再次出国，政府需要为他们提供像钱学森他们那样的保护伞，不但要有创业扶持政策，还要有相关保护政策，让他们有真正回家的感觉，而不必担心被掏尽剥光后一脚踢开。

    伟人没有了，权威腐败了，当今世界谁怕谁，还真变成了现实社会的一个真命题。烦做异乡客，海归是正途，但是如果你命不好落户的是天津大学那样的婆家，纵使你两袖清风六根清静，除了您那点石成金的技术造化，连张和名人的合影都没有，您免不了还会有被出走的命运。如果发生在姚教授身上的仅仅是天大的一时糊涂，补救还来得及，国家一级的研究机构把他聘过去，让“千金买马头”的典故成为当代美谈，海归时代的来临可能就不远了，王维的名诗就得改写成

    躲在异乡为看客，每逢招聘如相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虚位且待返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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