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以前，“神龙兰亭”之名不见记载，但我们从宋人的记录中，仍能找到一些“神龙兰亭””的线索。唐兰先生考察宋代的《兰亭序》版本，认为神龙本《兰亭序》与北宋收藏家苏耆收藏的第二本是同一系统，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苏耆家的第二本于元祐戊辰（一八零零年）被米芾收藏。米芾关于这本《兰亭序》的书法特征，有着细致的描述：“……毫发备尽，'少长’字，世传众本皆不及。'长’字其中二笔相近，末后捺笔勾回，笔锋直至起笔处。'怀’字内折笔抹笔，皆转侧褊而见锋，'蹔’字内'斤’字，'足’字转笔，贼毫随之，于斫笔处贼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尝有也。”除此之外，米芾还在此本《兰亭序》后作有题跋，但是，米芾的题跋后来却被移到了另一本所谓褚遂良临本（兰亭八柱第二本）上。米芾所记苏耆家第二本《兰亭序》的这些特征，与现传神龙本《兰亭序》是吻合的，然而它们却并非同一本。

       宋代《定武兰亭》刻石的收藏者薛绍彭曾有一段题跋说：“旧见《兰亭》书，锋铓者与所传石本不类，世多疑之，尝以唐人集右军书校之，则出锋宜为近真，盖石本漫灭，不类其初也。”薛绍彭题跋中所提到的《兰亭序》，“锋铓”、“出锋”云云，也正是神龙本《兰亭序》的显著特征。薛绍彭将这本《兰亭序》与唐人怀仁所集《圣教序》进行比较后，认为这本“出锋”的更近真，而《定武兰亭》一类的石刻本则相差较大。

       另一关于神龙本《兰亭序》的线索，是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所记姜夔《稧帖偏旁考》：“'永’字无画，发笔处微折转，'和’字口下横笔稍出，'年’字悬笔上凑顶，'在’字左反剔，'岁’时有点，在'山’之下，戈画之右，'事’字脚斜拂，不挑，'流’字内'云 ’字处就回笔，不是点，'殊’字挑脚带横，'是’字下'疋’凡三转，不断，'趣’字波略反卷向上，'欣’字'欠’右一笔，作章草发笔之状，不是捺，'抱’字'已’开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点，'兴感’之感，戈边直作一笔，不是点，'未尝不’，'不’字下反挑处，有一阙，右法如此甚多，略举其大概，持此法，已足以观天下之《兰亭》矣。”

       姜夔的这段文字，比米芾所记更为细致，从姜夔的描述来看，也只有神龙本系统《兰亭序》更符合这些特征，姜夔认为“持此法，已足以观天下之《兰亭》矣。”实际上他的观点已经和薛绍彭完全一致，言下之意，只有符合这些特征的《兰亭序》，才更接近真本。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在宋代众多的《兰亭序》的版本中，一直有与现传神龙本《兰亭序》特征一致的版本流传，尽管我们并不能断定它就是现传神龙本，但至少说明神龙本《兰亭序》这一版本系统流传有绪，并不是宋末杨镇或明代丰坊向壁虚造。至于说神龙本《兰亭序》在两宋间其名不彰，影响远不及《定武兰亭》，完全因为它是墨迹本，仅被少数人收藏，秘而不宣，不像定武本那样一再翻刻，流传广泛，南宋时，成为士大夫家的必备法帖。

       最早将《兰亭序》与唐代书法进行比较的是宋代书法家、收藏家薛绍彭。喻蘅先生认为：“薛绍彭所说的'当时集王者’，无疑是指怀仁集右军书《大唐三藏圣教序》。”……“薛氏主张拿怀仁集书的标尺来检验，' 《兰亭》体类此者宜近真 ’这一卓越的见解，是当时解决聚讼问题的最好办法，他并不因为自己拥有定武原石而贬低别本，他指出'近真’的特点是'锋铓’、'出锋’，恰恰是定武本所无。”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立石于唐高宗咸亨三年（六七二年），是弘福寺僧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精心选辑而成，怀仁所用王羲之书法的来源，应是出自高宗御府，高宗御府收藏则源自太宗皇帝在贞观年间的大肆购求。这些王羲之书法，经过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鉴别，大部分应属可靠。在怀仁集刻《圣教序》时，《兰亭序》真迹已埋入昭陵，因此怀仁如选用《兰亭序》中的字，也应是贞观年间弘文馆拓书手所作的响拓本。朱关田先生《<兰亭序>在唐代的影响》一文中即持此观点。喻蘅先生在比较《兰亭序》与《圣教序》后认为：“大量字迹集中摹自《兰亭序》，构成《圣教序》的基本骨架。试以著名的唐摹墨迹和定武佳搨与《圣教序》集字作比较，只有冯承素'神龙本’与《圣教序》最相近，冯本可供参证的字多达八十八个，而其他摹刻本则相去悬殊。”

        《圣教序》中选用这么多神龙本《兰亭序》中的字，特别是神龙本《兰亭序》中独具特色的字，如“群”、“趣”、“迹”、“左”、“是”、“或”、“时”等，（图八）《圣教序》中对应的字在细节特征上与神龙本《兰亭序》高度一致，亦可说明神龙本《兰亭序》绝非后世伪造，而是可以追溯到唐高宗时代。至于神龙本《兰亭序》与《圣教序》相似的字在细节上存在的一些差异，应该考虑到现传《圣教序》最早的是宋拓本，已经是后来晚唐的重刻本，因此，出现一些差异也是正常的。怀仁所用《兰亭序》为弘文馆的响拓本，则神龙本《兰亭序》或其母本也应为弘文馆的响拓本，是当时太宗皇帝赐予皇太子诸王近臣之一本。

       另一件唐代书法，是小楷名迹《灵飞经》，《灵飞经》的流传，多见刻本而罕见墨迹本，所以一直未能引起人们注意到它与《兰亭序》的关系。从清末翁同龢所藏四十三行本残纸《灵飞经》墨迹本中，发现不少与神龙本《兰亭序》特征极为相似的字。而《灵飞经》因是小楷，与《兰亭序》在书体方面还存在着差异，但仔细观察，《灵飞经》中的许多字在用笔时却流露出十分娴熟的行书笔意，不仅如此，还有不少字与神龙本《兰亭序》中的字竟极为相似，几出一人之手。《灵飞经》的书写者曾深入学习过神龙本系统的《兰亭序》，熟练到几欲乱真的程度。

       据启功先生介绍，《灵飞经》上原有“开元”题记，袁桷、董其昌题为钟绍京书。在唐代开元年间学王羲之书法的高手，非普通士人所能。从《灵飞经》与神龙本《兰亭序》的比较，也可证明神龙本《兰亭序》在初、盛唐的存在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通过对以上作品与神龙本《兰亭序》的比较，可以看到怀仁集《圣教序》所用的唐贞观年间弘文馆拓书手所摹的《兰亭序》与现传神龙本《兰亭序》是同一系统。无论董其昌对《灵飞经》书写者的考证是否正确，但至少是唐开元年间学习过神龙本《兰亭序》的书法高手。笔者认为神龙本《兰亭序》和王羲之可靠的书法作品如《丧乱帖》、《平安、何如、奉橘帖》、《远宦帖》等等一样，同是唐摹善本。尽管其“神龙”小印并不一定是唐中宗时代所有，而是出于后来的收藏者所加，这种“真迹伪印”（此为疑伪）的现象并非神龙本《兰亭序》一例，因此，在主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不应被从证据所迷惑。

        写到此，笔者由衷感谢宋代的薛绍彭先生，是他大胆地对照《集右军书《大唐三藏圣教序》》来考证神龙《兰亭序》 的真相，为后人抹去覆盖在《兰亭序》上的陈灰，开拓出一条踏实与之接近的光明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