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笔者完成本篇也是作为此系列收尾的最后文章后，感慨之余把本该作为结尾部分换置成文首，纯粹是处于内心发愿至此无意轻视为求中国源头而埋头苦干的考古学家们，或许他们为一方荒土一口墓穴奉献出青春或鬓髭皆白，他们中大多数是求实正直的学者，是笔者心中的伟人和民族的脊梁。中国不需要急功近利求证古迹而让世人看浅，无论如何中国拥有悠久文明不会被任何人怀疑，实事求是的考证会得到全世界人的尊敬，民族复兴若需要过去的悠久文明作衬托，留给今天要做的事何其之多？需要几代人踏踏实实地耕耘。

       1996年中国政府举国家之力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笔者已经在本系列第一篇作了阐述，这里从略。当时经过政府的周密组织，汇聚各学科近二百多名专家共同攻关，目标是对夏商周的断代加以研究而向世界公布华夏文明的源头结论。工程期间学者专家先后确定了西周早中晚期，商朝后期的准确时间和商朝、夏朝年代的基本历史框架，出版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以下称《2000简报》，到2022年6月最终出版《新版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以下称《2022总报》后，整个工程告以“竣工”。以下笔者针对这两份报告，综合世界历史学界对其评论的文献和知名学者在网上论文分析，为大家汇总揭示这两份报告的真实学术价值。

       对《2000简报》问世后首先发布“讨伐檄文”的是著名古汉学家，斯坦福大学终生教授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当时他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称“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严厉批评中国学术界所做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荒谬引起国内外轩然大波。《2000简报》和国际学界的正式交锋应该是三次，每次都被刷得“体无完肤”毫无还手之力。第一次是2000年11月在互联网上召开的亚洲学年会，工程代表向世界学界公布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即可遭到西方学者质疑。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而非信史，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和认可。在会有少数亚洲学者持中立态度，中国提出的根据是，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活动中心，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政权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由此推出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只能搁置。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为“文明”，世界学界对文明的定义首先是有文字，有大致三千至五千人以上聚集生活，和祭祀活动。会议的结论是“除非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中国史前和历史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度，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其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请中国学者立证。”

      《2000简报》与世界学界的第二次交锋是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特意邀请了“工程”的学者代表来美讨论。中方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考古学家张长寿先生、碳-14专家仇世华先生、天文学家张培瑜先生。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由于《2000简报》的公布在三年前，各方学者对质疑的学术准备显得很充分，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有误，它不符合民国王国维先生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定义，而“四分法”则是至今普遍得到学者认同的。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虽然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定论，但断定其为伪造必须同时提出证据。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而缺乏信服。另外，倪德卫教授的得意学生，芝加哥大学汉学教授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对“工程”学者的学术道德提出质疑，他的发言是：“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2000简报》关键考证年代的学术成果，这在中国国内媒体均作了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有学者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中国学者不至于这样孤陋寡闻？”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汉学家潘克尼尔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研究成果，而《2000简本》对此只字未提。夏含夷教授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要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先生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是韩国学者方善柱先生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对“公元前966年”有异议，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也许是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或者是中方专家没有足够的学术答辩准备，与会的“工程”学者对上述的质疑只能默认，但李学勤先生后来回忆时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先生辩解是《2000简报》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研究成果罗列是事实。张培瑜先生则承认国内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之处。

      《2000简报》与世界学界第三次交锋是同年4月12日开始的芝加哥大学学术研讨会，此次辩论之热烈远超前两次，反对中方“工程”的最有威力的“核爆”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蒋祖棣教授为其“量身定作”后来享誉学界的论文《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以下称《蒋祖棣批》。《蒋祖棣批》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祖棣先生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蒋祖棣先生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2000简报》公布的“拟合”数据，《蒋祖棣批》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蒋祖棣批》同时指出，“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虽然这些方法获取的范围要多出一，二百年，唯一的理由是“工程”要满足国家领导关于“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的指示要求”，即选择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蒋祖棣批》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已经是学界的共识。这里的“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学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如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人为猜测。《蒋祖棣批》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认为用间隔式断代法不如渐序式断代法更科学，比如陶器等生活用品的制造年限不可能随着王侯的更替而改变。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王侯年份。《蒋祖棣批》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祖棣批》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非常客观。“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是致命的。在会议上，蒋祖棣先生向中方代表（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先生对蒋祖棣先生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2000简报》的碳-14数据也持有疑问。张长寿先生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夏含夷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先生(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3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先生的观点也做了如实报道，报道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蒋祖棣批》也得到更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与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祖棣批》的批评，“工程” 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讨回应批评，但至今不了了之。据国内学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祖棣批》的质疑。其实《2000简报》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就持有异议。

       2022年横空出世的《2022总报》精装登场，这份总报与其说是对世界学界展现中国学者们对夏商周断代的研究成果，不如说是面向中国国内的一份“闭门造车”自娱读物，因为《2000简报》中被当时国际学界质疑的内容，在《2022总报》中丝毫没有更正或说明。著名学者许倬云教授在2003年为《蒋祖棣批》作出版按语时写到，执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人员存在“求功心切，遂致扭曲数据，强求结论”的问题。如今面对《2022总报》笔者认为这样的批评依然适合。二十多年过去了，有些学者在没有对过去的那份已经是“千疮百孔”毫无学术价值的东西作深刻反思或卧薪尝胆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的己方观点正确的那种“治学气概”。更何况这二十多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和新结论，尤其是石峁遗址的深入发觉，如2007年朱凤瀚教授对“觉公簋的西周青铜器铭文”的解释，2012年吴镇烽教授公布的西周青铜器“㽙簋”铭文的解释，这些都证明原来《2000简报》“夏商周年表”必须重新考订， 如果古文献作为文本，只能作为求证古文明的一种重要参考的话，作为始终“进行时”的考古作业，是反证古文献的真伪的重要依据，毕竟新的考古所展现出来的新文物，是实实在在的，可以通过与时俱进的科学手段加以证实，文物的考证能证实先前的设想是正确时，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但新的考古同样能颠覆原先富有逻辑的设想，这对于曾经为此而付出一生经历的考古学家，这是件极为痛苦的事情。最后笔者留给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后评语仅四个字：斯文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