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回眸北齋之浮世繪世界》之後和網友聊起了中國名畫《千里江山圖》。此畫在好幾年前展出時已引來爭議不斷，其原因還是作品本事留給後人信息太少，有更多的質疑空間。只從感性上提出判斷只能是存疑，不可能得出顛覆性結論。在波瀾平息之後，冷靜梳理其中的來龍去脈，尤其是從客觀的文本出發而不是停留在主觀判斷，方可得出合理的推理結果。筆者覺得很有必要從文本出發，對此畫作以客觀徹底的考證。

         首先梳理一下這畫的名稱和作者的由來。依照目前僅存的線索，追記《千里江山圖》名稱的出處是乾隆皇帝在此畫被列入《石渠寶笈》的四十一年後某日，在畫上題跋的頭一句“千里江山望無垠”而得到的。也就是在這之前沒有文獻提到過這畫叫什麼名字。其次作者“王希孟”之姓氏也不是處自於宋朝。畫後邊第一幅跋是蔡京所書，他提到一個青年人名叫“希孟”的朝廷畫院學生。至於“王”的出處是明末清初的收藏此畫的梁清標，在裝裱修復此畫時，其好友宋犖作詩一首“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親傳筆法精，進得一圖身便死，空教腸斷太師京。”中而得知。在兩宋留存下來的任何文本上，沒有一處寫有王希孟這位作畫學子。以上關於跋和收藏流程將在下文詳敘。 

         《千里江山圖》是中國畫中的“絹本青綠山水畫”，它有別於普通的水墨山水畫。主要特徵為工筆和重彩。其青綠的顏料是來自呈色穩固的礦物如石青、石綠。青綠山水起先受敦煌繪畫影響，因顏料調配遠比毛筆沾墨複雜，至隋唐和北宋末年的宮廷開始流行。所謂絹本，即繪製在薄而堅韌的絲織品上，若放大後可見絲織品的紋路。很多絹本的古畫經過時間的推移和多次重裱，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扭曲，這是絲織物的特性導致，如果按其年代看這幅《千里江山圖》保存已經算相當好了。古人對娟制繪畫有“娟八紙千”的說法，即娟八百年，紙能保存千年，娟製品時間長了就會斷裂，這幅畫又使用了大量的礦物顏料來上色，每次展開都會有不同程度的脫落，青綠山水畫的歷史大致創至於隋朝大畫家展子虔，經唐代的李思訓，李昭道父子，之後就是宋代的趙伯駒，趙伯驌兄弟，這幾位都是歷代青綠山水畫的代表人物，後來元朝趙孟頫，明朝的董其昌，包括近代的張大千也有青綠山水的繪畫作品。

         關於《千里江山圖》的組成部分，主畫長約11.9米，是名畫《清明上河圖》的兩倍多，寬約51厘米大致是書桌的寬度。整幅畫共三款跋，清乾隆皇帝的題詩直接在主畫上，後隔水緊接着是北宋蔡京寫的跋，接着是元朝溥光和尚的題跋。整幅畫一共有三十九方印，這些印中最多的是明末清初和此畫有密切關係的大收藏家梁清標之印，還有清乾隆皇帝相關的印，和此畫歷史有相當關係的印有三方：1，“康壽殿寶”是南宋初高宗趙構的吳皇后宅邸收藏印。2，“輯熙殿寶”是南宋宋理宗印，此印已相當模糊，而被乾隆的“三希堂精鑒印”壓在下面是極為少見，這也是乾隆皇帝這樣壓印的唯一一次。3，“壽國公圖書印”是最接近蔡京跋的上方有一個印章，這是金朝壽國公高汝礪的印章。如果先設定這三方印不是偽作，同時也假定蔡京的跋和李溥光的跋和此畫有關聯的前提下，我們可以推定出這幅畫的收藏流程：

        一位叫希孟的十八歲學畫的院生花了半年時間由學畫到畫成此畫獻給宋徽宗，宋徽宗賜給了當時宰相蔡京，蔡京題跋日期是1113年5月24日。此畫後來落到了金朝壽國公高汝礪手上，高汝礪得壽國公稱號是1220年到1224年，也就是高汝礪只可能在生命最後四年在這幅畫上蓋上此印。接着按照印章被南宋趙構和理宗趙昀收藏。最後到元朝李溥光收藏，李題跋落款日期是1304年1月9日。最後落到明末清初大收藏家梁清標手中，筆者這裡欲補充的是梁清標其履歷比較隱藏詭異，此人在崇禎末得進士後依照陳寅恪先生考證是“庶吉士，未經授職”，而在康熙年間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官運亨通”和其向清廷奉上收藏書畫不無關係。《千里江山圖》被編入清《石渠寶笈》初編，《石渠寶笈》這是清代乾隆嘉慶年間大型著錄文獻，初編成書於乾隆10年，作為中國書畫著錄史上集大成的曠世巨著，書中所著錄的作品匯集了清皇室收藏最鼎盛時期的所有作品。清末此畫被溥儀帶出宮，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回歸故宮博物院。需在此加注的是，由李溥光到梁清標中間間隔約三百餘年，毫無任何印章或跋文的佐證，這三百多年猶如穿越時光隧道，無任何歷史印記。

       2017年至2018年以美術史學家曹星原教授為首的“偽作”論和以故宮博物院餘輝先生“國寶”論展開了激烈的學術論戰。曹教授從娟本的破損，跋的高低和文字的勾描以及繪圖之不合理性等認證了畫作拙劣，而余先生在做了多出解釋同時也抬出了徐邦達先生和啟功先生等老一輩書畫鑑定家對此畫的評判，大有作“擋箭牌”之勢而對具體問題沒有正面答覆。這些存疑部分雖屬於物理性“硬傷” 也可用語言來搪塞。而針對文字文本的質疑和解讀相對少了些，在此筆者通過現有文本作以解剖分析，嘗試揭露此畫的真面目。

            首先《千里江山圖》的宏偉構圖和氣勢正如乾隆皇帝所稱道的“千里江山望無垠” 來形容毫無誇張，但從細小部分描寫，此畫的技法高低相差太大，可以說不是同一人完成的，嚴格地說是兩人以上在不同時代完成的。

                          以下的高清局部：作者在描寫山巒中房屋的遠景和河流中的波紋可以看出是一位接近宋代畫風技法老道的丹青能手。

                          以下的高清局部：一批樹幹和樹林的描寫或者說是二次塗抹，技法低劣到無法形容。從感性上還把此畫捧作中國十大名畫，不會在嘲笑另外九幅嗎？

                其次我們從三款跋加以分析，寫在正畫左側開端的清乾隆皇帝的跋：

          “千里江山望無垠，元氣淋漓運以神。北宋院誠鮮二本，三唐法總弗多皴。可驚當世王和趙，已評一堂君若臣。曷不自思作人者，爾時調鼎作何人。丙午新正月御題。”

          從跋中可以得出，梁清標將此畫獻給內府時，已經有了畫後兩個跋，乾隆皇帝是在庫存《石渠寶笈》的收錄評語下觀賞此畫是無疑的。其中第三句“北宋院誠鮮二本”，按照前句的語順可以解讀，類似這樣的“千里江山望無垠”的大風景畫，還有一幅來自北宋，有專家認為可能指趙伯駒的《江山秋色圖》，但趙伯駒這幅名畫有非常明細的收藏軌跡，乾隆絕不會看錯，也就是類似這樣的大山大江的宋畫當然也可能是水墨畫，乾隆看到過第二幅。“曷不自思作人者，爾時調鼎作何人。”中，所謂“調鼎人”指輔佐皇帝的重臣，多數人認為乾隆這裡在諷刺北宋奸臣蔡京，筆者認為研究古人立場決不能帶任何現在的“階級”感情，此處沒有充分依據乾隆皇帝在譏諷蔡京，以乾隆的地位，他要譏諷蔡京幾句還要“轉彎抹角”地用“調鼎人”嗎？並且依據蔡京跋的內容，蔡京是從宋徽宗那裡賜得此畫，不是他將此畫獻上去，也沒有一句奉承拍馬的文句，即誰看了這畫就要罵上蔡京幾句也不符邏輯。而將此畫獻入清內府的梁清標倒是乾隆的爺爺康熙帝的“調鼎人”，乾隆是否在諷刺梁清標“作假”，要知道乾隆身邊是有一批如梁詩正這樣大學問家的，從乾隆題這個跋是《千里江山圖》編入《石渠寶笈》後四十一年，這不符合乾隆對鍾愛書畫給予肯定的習慣，而因為是自己爺爺時代評定下來的文物，自己不想翻案的可能性反而大。這點對於乾隆皇帝不是孤證。以上除去一些個人猜測，留給後人的確切信息是，乾隆不是很喜歡這幅畫，只是自己已年歸古稀，為此畫提個跋有個交代而已。

           《千里江山圖》正畫後隔水的兩款跋，僅從文字內容看沒有和正畫有什麼關聯，這裡的關聯指的是比如對畫內容的描述，對作者或繪畫技法的讚美什麼。而上述乾隆皇帝的跋第一句就點到大江大山的元素是和畫相關聯的語句。如果假定後兩款跋和正畫沒有關係，舉出實例證明之，那麼假釋便可成立。

             先看蔡京的跋：

                         “政和三年閏四月八日賜。希孟年十八歲，昔在畫學為生徒，召入禁中文書庫，數以畫獻，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誨諭之，親授其法，不逾半歲，乃以此圖進。上嘉之，因以賜臣京，謂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略加註解為：公元1113年5月24日獲得賞賜。十八歲的希孟以前是學繪畫的學徒，後招進內府管理文書倉庫。曾多次獻畫給皇上，而未得到肯定。皇上覺得他有天賦，親自教他繪畫技法，不到半年就畫了這幅畫獻了上去。皇上表揚了他，高興之餘將此畫賜給臣蔡京並說，天下人才都是培養出來的。

           跋中提到一位希孟的少年，以蔡京作為一朝宰相的地位，提起一名年輕畫徒，按照古文習慣是不會略去姓氏直呼名字，在唐宋時代，除非關係近至父子或師徒，即便是友人關係也須稱姓氏字氏，比如“諸葛孔明”等。其次，“希”字在中國古代屬於少見姓氏，明宋濂《方氏族譜序》有記載。這款跋中明確寫了，這位少年受到皇上親自調教，不到半年完成此畫，按照曹星原教授在中央美院的調查，這樣一幅近12米長的工筆畫，從構思到動筆，再到調色塗色以一個人之力半年顯然是完不成的。還有宋徽宗是歷史上少有的書畫大師，他繪畫專長還是在花鳥工筆，山水工筆倒是少見，即“親授其法”可能指的是花鳥工筆。這就證明了，蔡京的跋和這幅《千里江山圖》是兩碼事。最後既然這幅畫是宋徽宗賜給蔡京，那麼從賜給那天開始此畫就離開宋內務府而有蔡京私人所藏，宋徽宗時代的內府書畫目錄《宣和畫譜》中沒有希孟和其任何記錄也是情理之中的。言而總之，蔡京的跋被後來修復裝裱時按在後隔水，沒有一條和正畫有關聯得理由，僅僅是擺在一起而已。如果以上成立，那麼希孟也和此畫毫無相干。

          再看李溥光的跋：

                         “予自志學之歲，獲睹此卷，迄今已近百過。其功夫巧密處，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所謂一回拈出一回新也。又其設色鮮明，布置宏遠，使王晉卿、趙千里見之，亦當短氣。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獨步千載，殆眾星之孤月耳。具眼知音之士，必以予言為不妄雲。大德七年冬十二月才生魄昭文館大學士雪庵溥光謹題”

          傳說《千里江山圖》至元代被臨濟宗高僧李溥光所藏，卷後接紙有他在大德七年（1303年） 的題跋。但是從跋文的行文口吻看，溥光和尚不像是藏家、只是有很多機緣觀看此圖而已。特別是“自志學之歲獲觀此卷”一句說明是“獲觀”而不是“獲得”、“獲藏”。“志學”一詞出於《論語·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即他自從十五歲起就有很多機會欣賞此作品。如果說溥光住在元大都（今天的北京）而他的字已經獲得相當高的認知度並屢屢為街市商店題書匾額並獲得趙孟頫賞識，那麼他的年齡估計不會小於三十歲。所以他十五歲時第一次看見他說的“丹青小景”的時間，正好是南宋覆滅的1279年。再次細細推敲這個跋文也感到矛盾重重,一方面他對作品形容為“功夫巧密，設色鮮明，布置宏遠。使王詵，趙伯駒見之亦當短氣。”筆者無法想象李溥光看過多少王詵，趙伯駒的青綠山水畫，就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兩位可不是普通畫家，要王，趙看到這畫自嘆不如，是在開玩笑了。所以曹星原教授提出這跋是梁清標作假不是沒有道理。另一方面又說這件作品是“丹青小景”。難道溥光看到的不是我們看到的這件長達約十二米，寬達三分之一真人尺寸的巨幅作品嗎？難道他看到的真的只是一張“小景”而不是我們面對的《千里江山圖》嗎？

          再者，溥光題跋的年款是1303年，他受到趙孟頫舉薦入宮擔當昭文館大學士的時間是在至元年間（1264-1294），而趙孟頫本人於至元23年（1286年）經程鉅夫推薦出仕，所以溥光最早仕元年代不能早於1286年。近年在拍賣中浮出水面的溥光《書韓昌黎山石詩卷》的年款恰好也是1286年，簽名則是雪庵道人。也說明他入仕時間只可能在1287-1294年間，再說，至元末，忽必烈死後，趙孟頫告假回到了江南。溥光進昭文館可能是1290年之後，趙孟頫已經在元朝朝廷作了幾年即在朝廷說話有分量之後，忽必烈去世之前。

          還有，略介紹一下元朝昭文館，這不是個現代人熟悉的機構。藉故宮元代美術研究專家金運昌先生敘述：“元朝的‘昭文館大學士，從二品，亦至元時所設，’......昭文館是管理圖書、學士活動的內廷機構，涉及的事務有收藏、修撰、對校圖籍等職能，有時參議朝遷制度和禮儀改革等要政。官拜昭文館大學土者類似於今天的“中科院”，李溥光還涉及佛教經文的校對和講經。即所謂“昭文館大學士”大致是一個帶有榮譽性的虛銜。”既然溥光的職務是榮譽性的，因此不同於柯九思在奎章閣專務書畫鑑定，很可能也沒有資格在宮廷收藏的作品上題跋。那麼可以說溥光題跋了的”丹青小景“沒有進入元代宮廷收藏，再從他的跋文上下內容判斷，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件作品是宮廷收藏，更沒說是誰畫的，畫的是什麼。因此，從對溥光的跋文的分析，筆者也得出與分析蔡京的跋文同樣的結果：無法確定跋文與《千里江山圖》有關。

          能夠佐證這幅《千里江山圖》的年代只有正畫上的上文提到的三方重要印章。“康壽殿寶”和“輯熙殿寶”分別是南宋內府高宗趙構和理宗趙昀時代的印，值得再提一筆的是，理宗“輯熙殿寶”已經迷糊不清，被乾隆“三希堂精鑒印”壓在下面極為少見，是否在乾隆皇帝眼裡，這方印就是偽造？最奇怪的是另一方印，正如上文提到的，“壽國公圖書印”是金國高汝礪得壽國公稱號是1220年到1224年之間按下的，但是金國攻下北宋汴京將朝內寶物洗劫一空，這幅沒有在蔡京手上還在內府的《千里江山圖》落到金國高汝礪手裡是合理的，接下來怎麼又到了南宋趙構府里的呢？因為南宋從沒打贏過金國。還有一種可能《千里江山圖》由北宋內府轉移到南宋內府也是合理的，那麼筆者得出以下結論，“康壽殿寶”*和“輯熙殿寶”兩方印和“壽國公圖書印”一方印中必有一方是偽造的，而且偽造得露出馬腳。

          當筆者完成本文針對名為《千里江山圖》的分析之後，忽想起了去年在國內風靡一時的舞劇《只此青綠》，此劇確實是一部遠離紅色，回歸傳統的好劇，可惜劇中又聯繫起王希孟和《千里江山圖》使筆者痛感當今史學界應有的責任心何在？一個已經疑點重重的古畫，和一個虛無縹緲可能是個大謊言的歷史還放肆其錯誤之宣揚。誰能站出來說句實話？或許有人無奈有人麻木不仁。本文何以冠以“劣作”？起因不是完全針對主畫，而是此畫在以後的多次裝裱修復完全出於個人目的，張冠李戴地拼湊玷污了原畫。以筆者個人對《千里江山圖》的思考，至少以下幾點可以證明此畫出自於北宋宮廷可能性很高，首先用礦物的石青石綠這樣濃墨重彩地塗抹是接近唐代敦煌風格，到了南宋趙伯駒手裡，更會注重青綠和水墨之間的和諧，筆意更加高超。其次，以當時社會的條件，大量使用石青石綠作畫也只能是在書畫皇帝宋徽宗眼下，即使是蔡京這樣的大臣，宰相府內也未必會搭起顏料作坊鋪得出這樣作畫的排場，一般地方畫工就更不用提了。

           另外筆者尤其注意梁清標這個人物，清代《石渠寶笈》的大部分書畫國寶都是出自梁清標之手，比如展子虔《遊春圖》，陸機《平復帖》，周舫《簪花仕女圖》閻立本《步輦圖》，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等，梁大有一手遮天之勢，而他的時代正是明清更替，贗品泛濫的時代。近代民國收藏大家也都在意梁清標的印章，似乎經他之手的古畫都八九不離十，這是很危險的陷阱。和梁清標同時代的翰林院士，大學問家詞人朱彝尊在《曝書亭集》寫詩描寫過梁清標可以把古代的零碎殘破的山水畫，裝裱成為一軸軸古代沒有人見過的令人信服“新古畫”：

                  梅邊亭子竹邊風，添種梁園一撚紅。

                  不獨裝池稱絕藝，畫圖兼似虎頭工。

                  過眼煙雲記未曾，香廚爭級理簽勝。

                  殘山剩水成完幅，想象張龍樹不能。

          可見梁清標利用裱工替他拼接作品，修復作品，借筆復原損毀了的作品，更是利用裱工替他臨摹勾描偽款贗跋已不是什麼新鮮事，於是乎經他之手後來被視為國寶之中到底有沒有贗品？在時代已經有高清攝影可以不損傷原作條件的今天，完全有必要包括《千里江山圖》加以重新客觀地審核研究，給今人一個答案，給後人有個交代，力所今天之能澄清一個接近沒有瑕疵的中國美術史，這才是矜持故國文化鍥而不捨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