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近二十多年來有關郭店楚簡中《老子》甲乙丙本研究考證結果的學術小結，特別是日本漢學界研究成果的分析。因筆者能力有限，對其成果不作深入考評。謹作此文為後進研究者提供對照與參考。 本文分以下部分：

          一，至今為止《老子》即《道德經》的注釋和考證歷史。

          二，日本漢學至郭店楚簡《老子》之學術成就

          三，郭店楚簡《老子》成書年代之爭論

          四，郭店楚簡《老子》文本研究

          五，結尾

          <一>至今為止《老子》即《道德經》的注釋和考證歷史。

          作為享譽世界的中國古典思想學說《老子》，自後漢三國以來一直被稱作《道德經》至今。完整成書見世追溯於三國曹魏時代經學家王弼字輔嗣所作《道德經注》，傳說此著在後漢時代已有多本多家註解，但完整流傳至今唯王弼本《道德經》，關於王弼注釋《道德經》，參照劉勰《文心雕龍 論說》：

          “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途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無》，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論之英也”、“若夫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文公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為式矣”。

         清代經學史中注釋《老子》達近世之頂峰， 以校訂、考證為主的有: 紀昀《老子道德經校訂》、盧文弨《音義考證》、黃文蓮《道德經訂注》、畢沅《老子道德經考異》、任兆麟《老子述記》等，其中以 畢沅《老子道德經考異》最為全面可觀。以訓詁釋義方式進行詮釋有： 李中馥《老子注》、鍾靈《道德經注》、袁佑《老子別注》、錢仁起《道德經別注》等。考據大師錢大昕則從義理詮釋老子思想為“救世之作”可謂又開一片天地，他在《老子》一文中闡述：周道先禮而後刑, 其弊至於臣強而君弱。老氏知後之矯其失者必以刑名進也, 故曰‘天將救之, 以慈衛之’, 又曰‘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懼之’, 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其二, 以質救周之文勝，在老子生活的時代人多利器, 國家滋昏，戰亂頻仍, 諸候交攻,如此動盪社會老子主張返璞歸真, 或“小國寡民”, 或“無為而治”。其次清代學者首次提出“以儒釋道”，他們認為老莊哲學並非與儒家背道而馳，主要著作有：胡與高的《道德經編注》，汪縉的《讀道德經私記》， 宋常星的《道德經講義》、紀大奎的《老子約說》等。

         民國時代研究《老子》以嚴復開始更多地嘗試西方哲學，思想學理論來詮釋老莊思想，胡適，錢穆，王力等大家雖沒有從文本出發加以考據，但引用新的方法論揭示老莊思想何嘗不是一種嶄新思考。四九年後，在台灣出現有曾仕強先生等研究家外，大陸似乎早早擱而之置。

         關於《老子》研究，古今中外無外乎兩種徑路：1，以懷疑精神的實證主義，對文本批判為前提的研究，無論是考據，訓詁，校勘等。2，藉助老子來啟示現實人生。即利用老子思想批判現實社會，建設理想社會或表達人生中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矛盾。日本漢學研究《老子》在明治維新以後這兩條徑路上都產生了傑出的學者，前者以狩野直喜和武內義雄為代表 ，後者有田岡嶺雲，長谷川如是閒，幸田露伴，夏目漱石等。 明治以前的日本漢學幾乎是中國學術的追趕者，中國哲學金石學家赤塚忠在總結日本學術發展史時說，“近代為止，中國幾乎是日本所知道的唯一的先進文化國家，雖然在不同時期有着盛衰，但其思想以及制度，文學，風俗等都被當做典範接受，成為我國傳統文化一部分。”而研究《老子》無論研究角度怎樣幾乎都是註疏體形式，對某一本書注釋過程的研究，稱為“章句之學”，某一人的研究為“學案式研究”，這些都是不注重思想的源流，和發展，不注重不同思想之間的相互關係。 而明治時代以後，日本漢學由“舊漢學”轉變成“新漢學”，中國歷史，思想不再是日本單一嚮往學習的對象，他們在系統接受了西方治學方法後，用幾乎全新的眼光再視漢學時所持的是平視客觀的眼光。日本近代學者比中國學者更早開始運用西方學術框架，如哲學，政治學，倫理學社會學來分析中國諸子思想，就研究方法即懷疑精神，實證主義，文本批判，後來還有所謂“高等批判”。

         <二>日本漢學至郭店楚簡《老子》之學術成就

          明治維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為止，日本文史哲學界產生了京都學派說，它相對於東京大學為中心，治學理念傾向政府“大東亞思想”，是一個相對客觀務實的學派。這一學派中漢學古典思想學界的領軍人物當屬狩野直喜。京都學派時代對老子其人其書的研究大致概括如下：第一老子其人在歷史上不存在，其書成於戰國時代學者之手，至漢代憑空製造出老子這個人物，並為其有《老子》之著述。第二老子其人在歷史上生存過，《道德經》的作者就是老子，這些不加懷疑，但史記所記載之事完全虛構，而且他是戰國時代人，其出生不僅晚於孔子，甚至遠遠晚於孟子。和《史記》所述老聃沒有關係。第三老子和《道德經》沒有關係，撰寫《道德經》的人是《史記。老子列傳》所見的太史儋。第四雖然不像前面那幾種說法明確，但這是戰國時代的人剽竊《莊子》即其他書的內容而借老子之名作成的一部書，第五這是英國十九後期拉克伯里等西方中國學者所倡導的，老子深遠的世界觀和重視實踐道德，排除空想，追求實際的孔孟等其他一般的中國思想全然不同，因此老子之學源於印度，即老子思想是從外國來中國的傳道者。

         狩野直人是老子研究史上第一個對此問題作出系統研究的人，他批判以上五種觀點，他認為歷史上有老子這樣的人，《老子》這部書主要內容也的確是春秋晚期老子這個人所著，但有過後人修改增補痕跡。他研究《老子》在上世紀初，當時中國國內學者還沒有這樣的思考，包括考古發掘研究沒有形成，所以狩野直人的研究是非常前衛。例如，老子是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縣>厲鄉曲仁里人。狩野考察《史記老子列傳》《史記孔子世家》《史記高祖本紀》，認為《史記》中用“縣，鄉，里”來描寫一個人的出生地就只有這三個人，可見老子在歷史上的真實性。狩野的研究方法先收集當時所能利用的所有材料，分析當時的所有觀點，考慮到問題的所有方面，然後從橫向和縱向作冷靜的客觀地分析得去出權威的結論。，狩野也是在日本較早對“道”的概念作出哲學總結，從倫理學政治學角度對老子作出研究的人。他是將中國訓詁，校勘和西方科學分析結合比較好的學者。

        作為狩野直人的弟子武內義雄繼承了老師的研究思路並作了更大的開拓。其學術特徵是“先精緻的文本批判，後作動態思想史建構。”也就是首先對專題文獻的詳盡解讀，其次是思想脈絡上的宏觀把握。武內義雄在其名著《老子原始》對《史記、老子列傳》加以分析。將其分為七段，1，所謂孔子問禮，是“道家後學虛構的架空之事，而非事實”2，老子西行“五千言”說法是後世虛構。3，老萊子才是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老子是宋國隱士。西遊是因為太史儋入秦。通過對老子之子孫段干崇德考證，通過對老子學生關尹與楊朱時代考證，推算老子生活於周威烈王至顯王初年，即公元前425-368年。

         《老子原始》裡還認為《老子》五千言非一人所為理由如下：1.五千言重，相同意思語句重複甚多，寥寥五千言如此重複豈一人一時所作？2，五千言文體不一，有句句押韻如賦如騷。有的似頌讚或散文。3，用韻之處，有同一文字而異音者，可見不是同一時期同一地方的人所作。4，五千言所述有不少文章不是純道家，有的類似法家言有的類似兵家言，有的似神仙言，前後矛盾。5，《老子》受《周書》，《黃帝書》影響，結論當形成在秦以後。以上論點受實證主義學風影響，與歐洲漢學比較接近，但由於他熟悉中國古典文獻，他的成就在西方之上。這種學風要求與材料保持距離，以懷疑眼光冷靜態度精緻技巧去探索所有可能性，和二十世紀出盛行“疑古學派比較接近。和武內同時代的著名著作還有木村英一《老子的新研究》島邦男的《老子校正》金谷治《老子：無知無欲的勸說》楠山春樹《老字傳說的研究》等。

         郭店楚簡《老子》的發掘問世之時，池田知久已經形成了成熟的學術框架，所以一九九八年在郭店楚簡完成翻譯的初步工作後不久，池田知久的《郭店楚簡老子新研究》成書問世，而在此之前已經有《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研究》《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道家思想的新研究-莊子為中心》《問道-老子思想細讀》等，池田作為當代日本《老子》研究的重要人物，其研究風格大致為：1，繼承武內義雄的實證主義研究，專注文本批判，重視材料搜集細節的處理。一切從頭開始不輕信旁證，絲毫沒有大陸有些學者通過文本要振興“民族文化自信”的思維傾向。2，繼承津田左右吉特點，具有整體把握宏觀視野，這在當今中外漢學研究日益瑣碎化實屬難得。3，就《郭店楚簡<老子>新研究》而言第一條更為明顯。

         例如第六編《郭店楚簡《老子》各章上中下段出發》是池田擱置現有文本成果，重新組織材料加以研究的例證，從各段落的仔細分析，觀察其和馬王堆帛書和王弼今本的文本狀態和思想痕跡。這一方法是池田先生最早嘗試也將其推向極致。王弼今本的八十一章《老子》是非常後起的文本，早先老子其實並沒有固定章節，民國學者馬敘倫就曾經將今本分成一百多個段落，打亂之後重新考察《老子》內在脈絡。池田先生的分析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即首先考察這些段落的文本特徵，如是否有標誌性章節符號，因為這些符號是古人所加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然後進行文句的詳細對照和思想條分縷析。比如王弼今本第五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龠與？，，，，，，而郭店《老子》只有中段“天地之間，其猶橐龠與？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經過池田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後世《老子》文本，上段和中段之間，只不過是用“天地”一個共通詞彙才好不容易聯繫起來，而下段沒有任何關聯。所以郭店甲本第五章出現只具中段，而缺乏上段，下段的形態十分正常，可以說這才是《老子》本來面貌，也就是從郭店甲本到馬王堆甲乙本成書為止的過程，很有可能上段下段的文章被新杜撰出來，或者從其他地方找到插到中段前後，總之文本的不確定性恰好證明了《老子》有過一個動態形成的過程，《老子》思想的複雜性亦在於此，而這一過程正好和時代發展脈絡呼應。過去曾有學者做過如此零星分析但不徹底，所以池田先生得出很難推翻的結論：在郭店楚簡《老子》的時代，相當於王弼今本《老子》還沒有完全成書。池田先生以一種近乎死板的方式，一方面竭力保留出土文獻的原始面貌，無比尊重文本自身透露的信息，一方面把整個認證過程有條不紊的呈現出來，這是一種以坦白的態度接受讀者“挑剔”。池田的得出的觀點簡明扼要，但證明這一觀點的材料如此豐富和繁雜，使得讀者被他巨量的引文和注釋所震撼。

         通過郭店楚簡《老子》分析，池田先生結論和沒有看到過郭店《老子》的武內義雄觀點一致，即《老子》最終成書要晚於漢初，《老子》並非不可拆分，相反它是一部充滿張力的文本，同時《老子》即便存在早期戰國思想痕跡，但其大部分思想仍然是在戰國中期或者晚期時代形成，《老子》不可能是一時一地一人之作。只有承認《老子》的動態性，現有的矛盾才能解釋。

               <   待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