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近二十多年來有關郭店楚簡中《老子》甲乙丙本研究考證結果的學術小結，特別是日本漢學界研究成果的分析。因筆者能力有限，對其成果不作深入考評。謹作此文為後進研究者提供對照與參考。 本文分以下部分：

                一，至今為止《老子》即《道德經》的注釋和考證歷史。

                二，日本漢學至郭店楚簡《老子》之學術成就

                三，郭店楚簡《老子》成書年代之爭論

                四，郭店楚簡《老子》文本研究

                五，結尾

         <三>  郭店楚簡《老子》成書年代之爭論

        郭店楚簡於1993 年出土於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至今尚存有 804枚，有字簡則存 730 枚。經專家的整理，判定其中包含了道家與儒家著作，考古界推斷該墓下葬年代約爲戰國中期偏晚，故郭店楚簡亦可推測爲戰國中期以前，甚至有些可溯及於孔孟之間的古代文獻。因此，郭店楚簡的面世在中國古典哲學史、思想史帶來了巨大的衝擊，追思由民國時代形成的“疑古派”學者曾提出的許多觀點，在郭店楚簡的出土之後不得不加以重新檢討。 隨着上世紀七十年代馬王堆帛書《老子》和九十年代郭店楚簡《老子》的考古發現，《老子》文本考證有了全新的據證。羅列歷代所代表的《老子》文本，由舊至新如下：

            戰國中期郭店楚本              

            漢馬王堆帛書甲乙本           

            漢代中期北大漢簡本

            漢代河上公本

            漢代嚴遵本<僅《德經》部分>

            據傳出自項羽妾墓的傅奕本<唐代，原本屬於漢代>

            敦煌道教想爾注本

            三國時代《道德經》王弼譯本  <下文簡稱今本>

         日本學界當初針對郭店楚簡的反應卻與中國學界有所不同。淺野裕一曾將當時日本學者對新出土資料的態度分為三種：1，將郭店簡與上博簡視爲完全的贗物，對之保持靜觀擱置評論。2，雖將郭店和上博簡視爲真物看待，卻認為其成書於戰國最末期以後。3，與第2立場相仿，將郭店和上博簡視為真物，並視其為戰國中期後半（約 公元前300年）的寫本，並需重新檢討古代思想史。無論哪一種立場皆與歷史學界早就積極利用出土文獻有所不同，至今二十多年來郭店楚簡在日本的中國思想史研究上似仍未獲得統一的學術評價。然而，日本學者研究郭店楚簡的成果既豐富又仔細。即使部分著作已有中文翻譯版，但仍有大部分未被中國學界所知。

       首先，日本學者如何看待郭店楚簡《老子》的成書年代，與上博簡、清華簡、北大漢簡等“非發掘簡”不同，郭店楚簡的出土地點、時間相當明確。郭店一號楚墓雖然缺乏可供斷代的確切紀年資料，但其下葬年代卻可從墓葬形制與出土器物兩方面推斷為公元前四世紀至前三世紀初即戰國中期偏晚。中國著名學者  李學勤更進一步指出其下葬年代不晚於公元前三百年， 彭浩亦認為郭店約在公元前三百年下葬。郭店楚簡《老子》成書年代亦不會晚於戰國中期。然而在日本學者之間卻至少有兩種看法出現分歧：一為池田知久等的“戰國後期到末期說”，另一則以淺野裕一等“戰國中期偏晚說”。

      池田知久在《楚地出土資料和中國古代文化・序》一文中指出：當今郭店楚簡的研究有個不得不解決的橫在世界各國研究者面前的大問題，那就是郭店一號楚墓下葬年代大致在何時的問題，相信中國文物出版社《郭店楚墓竹簡》所發表的“戰國中期偏晚”說，即公元前 300 年是許多學者在研究上無法突破的原因。但池田知久認為：關於郭店一號楚墓的下葬年代，雖定論為戰國中期偏晚，但僅限於中國大陸地區，除了公元前300年左右說之外尚有不同意見。其原因之一是郭店楚墓下葬年代之推定提供基準的包山二號楚墓的下葬年代很難確定，故亦無法判斷郭店一號楚墓的下葬年代，因為郭店楚墓在隨葬器物及墓葬的形式上與包山二號楚墓很近似但又稍新。其次池田質疑中國大陸“考古類型學”的精密度。他批評其對郭店楚墓年代的推定上作取樣調查而抽取的出土器物件數過少，對於同一器物研究者判斷也有不同，有的定為春秋時代有時定為戰國時代等等。另外，池田知久也不滿郭店簡、上博簡碳十四測定的結果至今尚未公布。關於與郭店楚簡同個時代、相同地域出土的上博簡，中國現代青銅器研究專家馬承源認為是戰國晚期的竹簡。《史記・六國年表》在秦昭王37年即楚頃襄王21年（公元前278年）記載“白起拔郢”，許多學者認為在此之後郢都一帶的楚式墓葬完全消失，因而此年即為郭店一號楚墓下葬年代的下限。但池田卻認為上述判斷不合理，在“白起拔郢”之後完全有可能再出現楚式墓葬。另外，池田探討《窮達以時》，針對其與《荀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說苑》、《孔子家語》等的文章表現和思想內涵進行比較，而最後亦認為《窮達以時》成書於《荀子・天論》與《呂氏春秋》編纂之間， 既然如此，郭店楚墓下葬年代也不可能在《荀子》之前。

      根據以上理由，池田不贊成《郭店楚墓竹簡》針對郭店一號楚墓下葬年代的說法，並認為要多角度多方位地探求與中國古代思想史之事實相符合的更為合理的見解。”無獨有偶韓國東亞學學者李承律亦曾從兩個方面進行討論郭店一號楚墓下葬年代的問題：首先是關於考古類型學李指出，除了包山二號楚墓之外其他楚墓無法當作年代推定的基準，並且先進行研究判斷出土器物年代早晚的基準也未明確。其次是“白起拔郢”問題上李承律認為“秦拔郢時，郢都一帶由白起徹底破壞而沒落於廢墟，根據這種見解而區分推定楚墓的時期與年代而以所謂考古類型學為方法論的現今楚墓研究，其方法論本身就有需要根本性改善。”李承律更批評道：根據考古類型學而認為郭店楚簡為孔孟之間的研究，終究會導致“向《史記》時代的倒退”的結果。李提倡應首先分析資料本身的內在邏輯與作者言論，接著，一方面關注思想的互動、歷史發展、政治社會背景等，另一方面與其他文獻資料或出土文獻之間進行比較，而探究郭店楚簡的資料性質、思想性質以及思想史上的地位、意義等。另外，池田知久曾撰寫《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一書，主張思孟學派所謂的“五行”與馬王堆《五行》截然不同，並推測《五行》成書於漢高祖、惠帝時期，以孟子、荀子的思想為中心，同時折衷很多先秦至漢初儒家的各種思想，進而又吸收儒家以外的諸子百家思想，由某位儒家學者所作文獻，郭店《五行》出土之後，池田雖改其成書年代為戰國後期，但是他對《五行》作者身份的看法未變，既然如此，郭店楚墓下葬年代不可提早於戰國中期偏晚，必定是《五行》成書的戰國後期之後。

        與此同時日本學界也有站在“戰國同期偏晚說”一面，代表者是淺野裕一，淺野主要批判池田知久派所提倡“思想史的編年”這種研究方法，淺野認為其所謂的“思想史的編年”是以《論語》、《孟子》、《荀子》等傳統文獻作指標，若其與某個思想相似，就視為成立於同一時代，此方法確在分析存在於特定時代的思想時有效，但若分析對象長期（或每個時代）存在便不會發揮效能，其次《論語》、《孟子》、《荀子》等指標不僅極少，每個指標的前後情形又未明，所以實際上制定詳細思想樣式演變的編年是不科學的。另外淺野亦討論疑古派、釋古派失敗原因，淺野認為《史記》作為敘述春秋戰國的文獻資料，在質與量均是最高最古唯一無二。然而疑古派、釋古派的學者雖無可推翻《史記》敘述的證據，但他們相信自己的方法才是“科學”，對《史記》加以質疑甚至否定其內容，結果將導致他們學說的論證看似縝密實有欠陷。所以淺野對《史記》的看法也與池田、李等截然不同。淺野曾指出過，馬王堆帛書《五行》屬思孟學派的思想文獻，並且他將其分為“經1”“經2”與“說”三個部分，而認為皆成書於孟子以前。可見淺野與池田原來針對馬王堆帛書《五行》的說法也完全不同。就淺野而言郭店楚墓下葬於戰國中期偏晚，這種說法也是印證他對《五行》的看法。

       總之池田說與淺野說之間的歧異呈現在三個論點上：第一針對中國考古學的評價。第二針對《史記》的評價。第三研究方法的選擇不同。此亦可謂是兩人對近代以來日本中國學的態度之不同。池田看重近代以來日本漢學成果，雖有新的資料但將其鑲嵌近代以來“疑古”學者所編之思想史框架中。淺野則與之不同，因爲有新出土文獻資料，故用之重新思考或推翻原有漢學成果也在所不惜。

             <  待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