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過境遷，由程顥和程頤到朱熹的“尊孟”思想步入南宋時代，已是“黃河長江不可倒流”之趨勢。但同樣是“尊孟”，當年韓愈和他們不能同日而語，韓愈對《孟子》的汲取主要體現在建道統、排異端兩方面，對《孟子》的其他不同理論觀點則比較溫和。譬如孟子主張的“性善論”韓愈就不甚贊同，而是提倡“性三品”說，關於孟子的“性善論”這裡略加解釋，筆者認為有別於王應麟的所謂“人之初，性本善”，孟子主張的是“人之初，性向善。” 孟子的“善”的定義用現代文講就是：自我的道德稟賦和與他人適當關係的實現。它反映的是人自主、自覺的內在標準，與孟子之前表達外在標準的善顯然有着根本的區別。《孟子》第六篇《孟子  告子》裡，孟子和告子用水作為比喻對“人性的善”有個精彩的對話。有一天，告子問孟子：人性就像湍急的水流，在東邊開個口子，水就會向東流，在西邊開個口子，就會向西流。這樣看來，人性就像這水一樣，是不分善惡的吧。孟子反駁說：“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告子說，人性無善無惡，就像水會往東流，也會往西流一樣。但孟子說，水的確沒有向東或者向西之分，但是有上下之分呀，人性中的善良，就像水會往下流一樣自然。孟子說，你可以用手潑水，將水引到高處，這些都是外力影響的，但水最終還是會順流而下，這才是它的本性。但到程朱時代“性善論”的內容完全被替換成“人性本來就有善”，成為理學的思想核心。但如果人已擁有完美的“善”，還需要“克己復禮”嗎？“惡”又怎麼滋潤出來的呢？這些程朱都在躲閃。韓愈“尊孟”意在通過孟子的幾點主張為處理當下現實事務作歷史參考和解決方案，所以在某種意義上看《孟子》對韓愈來說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程朱派則不同，他們幾乎全盤接受了《孟子》，在性善論的基礎上建立起新的儒學思想體系。

    其次雖然程朱從韓愈那接過了“道統”大旗，但最後排斥了韓愈。韓愈言“傳道”，強調僅止於孟子，孟子之後的荀卿、揚雄諸人皆不入門，這似乎和儒教發展的歷史似不相符，後人都不大接受韓愈觀點，如宋初朝野多推孟子、荀子、揚雄、王通、韓愈為“五賢”。到了朱熹發言：接受韓愈的“止於孟子”同時，卻接上“二程”。朱熹之後如黃榦則稱：“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直接排除韓愈，以周敦頤直承孔孟，“道統”之說由此定格。

    由韓愈時代到朱熹，儒家與佛、道二教也由相互排斥關係走向了融合互存，“排佛老”失去了時代意義。韓愈“排佛老”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特別是佛教的東傳引發了思想領域激烈的衝突，也帶來了政治經濟和社會各領域的全面變化，矛盾燒到頂峰時曾發生過由帝王親自發動的多次“滅佛”事件。但宋朝建立後佛教已經完成了本土化演變，不再與儒教相齟齬，三教之間維持了長期穩定的平衡。更甚者，宋儒反倒吸納佛、道二教的思維方式和理論資源，融入新儒學體系的建構中，“排佛老”則變成“融佛老”，同時儒教理學內涵也發生變化。綜上可見，從表面上看韓愈開啟了宋學，但實質上彼此之間存有巨大鴻溝，如果經學大致分成“漢學”和“宋學”的話，宋學裡顯然沒有韓愈。

     經學史迎來了朱熹和陸九淵的時代。宋高宗退位由他的養子宋孝宗繼位，當時金朝已經在北方站穩腳跟，它的社會結構逐步開始有漢化，政治軍事力開始“鈍化”。南宋在江南坐穩後，雖疆域狹小但江南糧足地肥，安居享樂不成問題，從北宋到南宋和北方各勢力達成“融合”還是取決“態度”。北宋對待契丹的遼，到對待女真的金，以及南宋對待這個金朝，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臣屬關係”，兩宋每年都向北方這些王朝進貢“歲幣”，這在古代經濟史上稱作“歲幣外交”，宋三百餘年歷史靠“歲幣外交”獲得了一百二十年和平，因為靠“歲幣”換來的和平比靠戰爭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歲幣外交”帶來的變化就是雙方尚武精神軍事力量的削弱和兩宋賦稅爆增，如南宋一般平民稅金是唐朝時的七倍，游牧民族放棄了傳統的游牧跟戰爭掠奪，改成了坐享其成的生活模式，久而久之遼、西夏、金三國的軍隊戰鬥力直線下降，以至於遼打不過金，金打不過蒙古，這是後來蒙古“通吃”亞洲大陸的一個因由，而政權的變遷當然影響到思想的改變。

     其實從《五經正義》到《三經新義》，從“孔顏道統”到“孔孟道統”在兩宋的最高朝廷上沒有正式宣布過取捨。一直到宋孝宗時代出現了一本《諸儒鳴道集》，它基本說清了當時經學的各個形態，這本書是誰編撰還有待考證，學界也沒有重視過這本書，從現存《諸儒鳴道集》分析，顯而易見是當初那一群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或者是他們的學生，他們在學術上並不一致，有些人趨向建構一個新《四書》系統，有的人還認為可以利用《五經》再重新加以詮釋，其次是對“孟子”看法，即是否承認“孔孟之道”，可以看到宋孝宗時代對《諸儒鳴道集》中新道統的傳授做過規定，最明顯的是朱熹對此量身定作了“宋五子”即：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二程”，邵雍，來反駁《諸儒鳴道集》的“宋六子”說，“宋六子”相比“宋五子”多了一個司馬光，但我們知道司馬光是反對“尊孟”的，《諸儒鳴道集》抬出司馬光的唯一理由就是純粹批王安石，再有“二程”的思想趨向本來就不一樣，程顥是贊成把禪宗的一些東西引入所謂的“經學”裡面。《諸儒鳴道集》給後人最大的得益是彌補了從《三經新義》後王安石時代到朱熹陸九淵開啟的兩條“大道”之間經學史闡述之空缺，其價值對於經學史研究影響深遠。朱熹陸九淵的理學兩條大道，筆者用禪宗思想打個未必恰當的比喻就是：朱熹主張的“道問學”思想類似於北派禪宗神秀法師倡導的“漸悟”法門，即“禪淨雙修”。而陸九淵主張的“尊德性”思想類似於南派六祖慧能創導的“頓悟”法門。至於“道問學”和“尊德性”的出處是《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漢儒大家鄭玄也有解釋：“德性，謂性之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也。”

     這兩條“大道”雖出自同一經典但“水火不容”，甚至爭論到“魚死網破”的境地，當時浙江有一位學者呂祖謙出面邀請朱熹和陸九淵能坐下來好好搞一次“學術研討”，這就是著名的1175年“鵝湖之會”，據記載當時陸九淵在場口若懸河般高談闊論：“堯舜之前有何書可讀？”即讀書問道造就不了聖賢，堯舜靠得就是悟性。朱熹看來是口才不好，當場不悅，兩人不歡而散。陸九淵的思想接近程顥，主張心性的修養，他認為朱熹的“格物致知”方法過於“支離破碎”。反觀朱熹倒是勤勤懇懇搞出一大堆東西，首先他建立的“四書”系統，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他是正式將《大學》《中庸》和孔子的再傳弟子聯繫起來，形成了一個“孔曾思孟”的“道統”。其次他把“四書”的次序做了由淺入深的調整：《大學》作為儒學的入門，《中庸》作為傳心之法，而《論語》和《孟子》分別代表孔孟兩位大師的言論，即按照學習次序，先《大學》，再學《論語》《孟子》最後是《中庸》。《四書章句集注》是朱熹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詮釋儒家經典，可謂朱熹之傑作，要知道清代學者們是被後人忽視而實質在漢學有獨領風騷之秀，浙江蕭山的毛奇齡是康熙鴻儒進士入翰林，他專編《四書改錯》，為“倒朱第一人”，他曾放豪言“元明以來無學人，學人之絕斯三百年矣。”這三百來年學問人都死光了。毛奇齡先生對朱的《四書章句集注》羅列出錯誤竟達451條。錯的也太離譜了，這裡摘選他《四書改錯》裡痛批的一段，一吐為快：“四書無一不錯：……然且日讀四書，日讀四書注，而就其注義作八比，又無一不錯。人錯，天類錯，地類錯......小詁大詁錯，抄變詞例錯，貶抑聖門錯，真所謂聚九州四海之鐵鑄不成此錯矣！”

     後人對《四書章句集注》有各自觀點的批評，但不能否認其影響力深遠到1905年科舉被廢之前始終是科舉考試的教科書。當然朱熹對經典的改變和他們在政治鬥爭聯繫在一起，到了南宋的第四任皇帝宋寧宗以後關於經學的改革與否已經成為“黨爭標題”，有一批人就是不斷攻擊程頤和朱熹，釀成了宋寧宗時代的“慶元黨禁”宣布朱熹的學說是“偽學”，宣布朱熹和其弟子們都是“偽黨'。不得不說這是南宋時期推行”理學“的一個重大挫折，然而這個挫折引起了“反效應”，它引發了更多後來人研究朱熹思想。

              < 待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