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由韩愈到王阳明”，经学史杂说》一文后，如过去一样也有思考延续的情况，似乎“挖”出一段经学史对其前后“藕断丝连”之两端有不舍之意。还好《尚书》倒是这个“丝连”的明显环节，不妨叙述一点它的坎坷算作一个后跋。

    当代人不是不想阅读《尚书》，而是其过于古老，用语恍若隔世，其次所叙之事都是枯草无味远不如《左传》或《史记》 来得有趣。比如《尚书  盘庚》：“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一句，每个字都认得但凑在一起就不知道啥意思！难怪“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叹 “佶屈聱牙”，近代的梁启超也认为《尚书》没有注释就看不懂。于是查询注释：“迪”是语气助词，没有意义。“高后”是高祖、先祖的意思。“丕乃”是于是、就的意思。“崇”是重大的意思。“弗祥”是不祥、罪罚的意思。连在一起意思是说“先祖于是就会重重地降下灾祸”。

   《尚书》属汉代称呼，汉以前称《书》，它是春秋时代完成的一部官方政事文献档案，《尚书》怎么成了儒家经典笔者至今找不到确凿理由，也许是司马迁，班固两位考证孔子曾编撰过《尚书》就和儒家有了联系，其次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引《纬书》谓“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可是将三千二百四十余篇精选出百二十篇可谓浩大工程，孔子当年又要主持殡葬业，又要教学三千又要周游列国，哪有这些精力搞一部文献档案？存疑！孔子常言尧舜，也用夏商人物做例子，《论语》有多处引用了未名的《尚书》，但他仍嫌周之前缺乏文献记载，当然《论语》和孔子到底有多大关系还需考证， 战国中晚期的《孟子》《墨子》《左传》等书中的引文《尚书》越来越多，总之诸子百家时代是选择性引据《尚书》，到了汉朝则全盘“膜拜”。在著名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里，丞相李斯是建议除了原秦国史书，所有诸子百家著书只保留在朝廷图书馆，民间的一律焚毁，同时颁布“挟书律”即民间读书人若私藏禁书将获死罪，“挟书律”是到汉惠帝才废除。笔者认为真正让古书受灭顶之灾的还有一把火，那就是项羽火烧阿房宫，预计这把火才彻底毁掉了大部分古书。当然天无绝人之路，济南人伏生是秦朝博士，焚书令下他把《尚书》藏在墙壁之中。后来的战乱中伏生四处流亡。直到汉初社会安定下来后，他回去找书，发现已经损坏十多篇只剩二十九篇。能将《尚书》背下来实不容易，就算伏生这样的学者离开文字，也无法让全书复原，只好用剩下的二十九篇在山东教书，汉代通行文字是隶书，伏生之前藏起来的书是用秦篆或者古籀文字写的，因此伏生教书时，得把古文字翻译成“今文”，后将伏生版《尚书》叫《今文尚书》。无独有偶，汉武帝时期的鲁恭王修宫殿，在拆除孔子的故居时发现墙壁里有一批书籍，其中也有《尚书》，是秦代蝌蚪文记载，后人将其称为《古文尚书》。这批书交在孔子的后人当年和董仲舒齐名的孔安国手里，孔安国拿《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一对，发现多了十六篇。后来传说孔安国或其弟子把此合订本献给了朝廷。而当时朝廷在悬赏收集古书，社会上确实出现了一批真假难辨的《尚书》，笔者认为孔安国这套合订本的来历也要存疑。

    后汉董卓之乱后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尚书》的传承受到极大破坏，孔安国所献给朝廷的合订本《尚书》失传，西晋永嘉之乱后，只有郑玄所注《尚书》还有流传记录，而到东晋时代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一部“据称”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此时晋元帝正打算振兴朝纲，需要学术思想来作装饰，梅赜的奉献恰逢其时。于是，这部托名孔安国所传，后人称作《伪古文尚书》堂而皇之地被立为国家学术。这部《伪古文尚书》共计五十八篇，是将今文二十九篇扩充编辑为三十三篇，另外伪造了二十五篇充数。唐代盛世修文整理古籍，学者孔颖达领衔撰写《五经正义》，其中的《尚书》选用的就是《伪古文尚书》。后来一路沿袭，成为十三经注疏之一影响后人一千余年。

   《伪古文尚书》出自谁手？无可奉告。后代学者认为是魏晋学者所编撰。这部书自唐代以后怀疑的人很多，原因正如本文开头叙述的那样，真《尚书》对于唐代学者已十分难读，而《伪尚书》文从字顺造假嫌疑极大。南宋朱熹也质疑，是伏生编撰的《尚书》都特别难读，而和他不相干的反而容易，难道伏生偏偏记住了难的，容易部分反而忘了？

    以上关于《尚书》的陈述都借助清代学者卓越的文本研究功底，没有清代学者我们至今面对《尚书》依然是“一头乌水”。首先提出质疑的是阳明学派传人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而真正在学术上为《尚书》正本清源的当属大学者阎若璩qu2。阎若璩出生书香门第，二十岁读《尚书》就发现古文尚书有可疑之处，后遂穷三十八年的研究考证，写成《尚书古文疏证》八卷。

   《尚书古文疏证》一书“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提出“八不合”，即《伪古文尚书》与古籍不合、与史例不合、与古史不合、与古代典礼不合、与古代历法不合、与古代地理不合、与训诂不合、与义理不合。此书列举了一百二十八条证据，将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判定为伪书，认为《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所伪。阎若璩首先依《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及〈楚元王传〉的记载，确定古文尚书出自孔子故居墙壁，为鲁恭王改建孔宅时所发现。并确定古文尚书的篇数即今文尚书篇数再加十六篇，接着阎若璩再确认真本《古文尚书》亡于永嘉之乱，到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尚书》却多出二十五篇，此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篇数之不合，伪为可知也”。接下来，阎若璩透过各种实证法确立二十五篇古文为伪，包括使用实证法与虚会法，比如第31条提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前三句出自《荀子》所引《道经》，“允执厥中”则出自《论语  尧曰第二十》。第64条提到〈胤征〉有“玉石俱焚”之语为出自魏晋年间。另又指出《伪尚书》有与地理沿革不合者，第87条提到积石山在汉昭帝时才置金城郡，《伪尚书》却说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第88条提到瀍水出谷城县，到了晋朝才划入河南，《伪尚书》说其出自河南北山等等。

     要知道清代经学家高手如林，毛奇龄则作《古文尚书冤词》与之驳辩。比如毛奇龄断定《道经》是对《尚书》的尊称，他援引汉代纬书《易通卦验》云：“燧人在伏羲前寘刻《道经》，以开三皇五帝之书。”此说过于迁强，不足以取信于一般学者。查阅文献阎若璩读罢《冤词》后曾对《疏证》作了大幅度删改。纪昀曾指出《疏证》编次欠条理，“支蔓”太多的缺点。但很多大学者如黄宗羲，纪昀，钱大昕，梁启超，胡适等都认为说清《尚书》来龙去脉解决“千年疑案”当归阎若璩，扬州学派代表汪中认为阎氏《尚书古文疏证》是“千余年不传之绝学”。2008年“清华简”的整理从考古上部分还原了《尚书》的本来面目。

    关于清代学者对汉学的贡献，笔者若有缘另辟一文详记。此处引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清朝汉人学者受满清文字狱影照下在文史哲还能有这么高的学术成就？笔者浅见，从发展大势上看，清代学术正处于“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时期”，其表现于汉学的复兴、朴学的发展，以及经世致用风气的高涨，今文经学的重整等方面。借用王国维先生精辟概括：清学术在开国之初、乾嘉与道咸以后三时代有“三变”，其特点分别是“大”、“精”、“新”：“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后之学新”。笔者觉得清朝二百余年之学术其初，由于明清之际大师辈出，呈百家争鸣之局面。此时虽朝廷重视提倡理学，但民间反理学思潮始终不息。随后到乾嘉时代，朴学兴而理学不见重于世，于是乾嘉学派成为正统。同时与乾嘉学派并起的常州学派始于庄存与，至龚自珍、魏源出更与经世说相结合开清末公羊学大盛之先河。其次，明朝灭亡引起人们对宋明时代颇为发展的理学和心学难以致用而不满到怀疑，满清异族统治及其对政治文化的严密控制，尤其是文字狱使文人的学术远离现实。还有明末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华让中国学者一定程度上了解和接触到西方的宗教，科学和文化。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对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的反思，惩于亡国之痛，清初学界出现了求实致用的学术倾向，而逐渐向“轻义理”，“重证据”，讲客观求真实的方向发展，直至乾嘉时代“汉学”再起，并成为学术界重要的时尚。汉学是作为理学的对立面出现，清代汉学家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相传由孔子整理和传授的经书。他们研究的目的是要恢复东汉时代较为可信的古文经学家的解说。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是清代汉学中的两大派别，，他们对东汉时古文经学大师的“传”“注”非常尊崇，主张“墨守汉人家法”，“不读汉以后书”。清汉学家与两汉的古文经学派治经目的不同。他们要恢复的是古代经类真实面貌，“实事求是”地揭示古代经类本来面目，而不是重建信仰权威。这里的“实事求是”虽与今人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所体现的重客观，求真实的治学精神却为后来的学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特别是汉学家所用的“治经如剥笋”方法，更是从思想方法上为后代学人树立了实证的榜样。

    科举废除和民国思想的兴起对清代汉学的传承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共产中国的建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开始当学界重新想整理“国粹”时，才觉得自身的“功力”面对清代汉学只能“高山仰止”，难怪已故学者朱维铮先生感叹：今天整理的东西和观点还不如《四库全书》注释的大而全。最后《伪尚书》也好，可能被篡改过的诸子百家经典也好，这些都是古人思考著书的结晶，哪怕是集体的智慧都值得后人好好整理和研究，今人面对古人海量的注疏只能印证今天的惭愧和需要百倍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