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陝西漢陽陵出土了2100年前的芽茶遺存到唐代陸羽總結《茶經》，從白居易的《睡後茶興憶楊同州》到蘇東坡的《汲江煎茶》，茶無論作為藥材還是飲用自古流入中國文化確切無疑。日本至今還保留着至宋為止還流行的抹茶製作和飲法，當我們了解日常用熱水泡茶飲用起於明朝以外，似乎飲茶只有在經典或者文人筆下。至於普通庶民的飲茶習慣在古書裡記載甚少，而圓仁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裡，幾乎以一個正面描述了當時晚唐庶民以及一般寺廟裡飲茶習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難得的史料。《入唐記》全文分四卷八萬餘字，其中提到“茶”約三十處，筆者不以繁瑣地摘取試着分析一下。

     840年3月13日，圓仁與弟子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務工>四人，在從登州<今山東蓬萊>西行途中，到達蓬萊縣境內，從戰齋館出發西行二十五里，“到乘夫館吃茶”。次日，又從圖丘館出發行十里，“到喬村王家吃茶”。

     4月5日到長山縣<今山東淄博市北>，又西行到“仙人台前不村史家吃茶”。

     4月6日，又西行到醴泉寺果園吃茶。

     4月22日，早上行過二十里路程後，到南接劉家吃齋後又吃茶。

     5月20日，圓仁一行在五台山，從花嚴寺向西行七里許，“到王子寺吃茶”。

     5月21日，從供養院吃齋後，“到中台菩薩寺吃茶”。

     5月22日，在五台山東台巡禮途中，到台東頭供養院吃茶。

     845年5月15日，圓仁離開長安東去，友人送他到春明門<長安外郭城正東門>外吃茶。

     從以上九次吃茶的情況看來,都是在行進途中休息時吃茶。徒步間隙吃茶，無疑是提供水分有助於休息、消除疲勞。其次九次吃茶有四次是在村民家中，一次是在醴泉寺果園，這都是從事體力勞動者的所在地。庶民家常備有茶，隨時可以用來招待來往行人。要知道今天山東半島一帶也非產茶區，村民家中普遍有茶，更說明茶在普通庶民的生活中角色。845年8月，圓仁又到登州，發現“山村縣人飧物粗硬，愛吃鹽茶粟飯，澀吞不入，吃即胸痛”。圓仁感到“澀吞不入，吃即胸痛”的“鹽茶粟飯”，當地村民卻養成了“愛吃”的習慣。由此可見當時社會底層將茶葉拌鹽作成類似醬菜來下飯。

     茶的另一種功能是“以茶待客”。

     839年正月3日，圓仁在揚州<今江蘇揚州>延光寺，“當寺慶僧正入寺，屈諸寺老宿於庫頭<食堂>空茶空飯。百種周足，兼設音聲”。所謂“空茶空飯”不知其意，後翻閱日本學者小野勝年先生的解釋是“恭敬地捧上來的茶飯”當地俗語<見《入唐記》第106頁注釋>。既然“百種周足，兼設音聲”,可見場面隆重，在此場合以茶飯招待貴客，說明敬茶有以禮相待之意。

     4月7日，圓仁一行到達海州<今江蘇連雲港>興國寺，“寺主煎茶”招待他們。又行二十里，到名為心淨寺的尼寺中，碰到海州押衙，押衙有“勾當蕃客”<辦理外事>的任務，自然要招待他們吃茶。“吃茶之後，便向縣家去”。

     840年3月3日，圓仁等在登州“入州見錄事。又入判官衙，從載門入參見使君，邀上廳里吃茶。次日，使君<州刺史>於開元寺召見圓仁等。圓仁被召見時，使君判官正在吃茶。圓仁到來後，就對其“賜茶”，並“問本國風情”。這種日本遣唐僧和大唐地方官員見面飲茶場景。

     3月23日，在青州<今山東益都>應蕭判官請，“到宅吃粥。湯藥茗茶周足”。因為判官信仰佛教，所以對日本僧人以茶飯招待以表熱情。

     4月2日圓仁等赴青州節度副使張員外院辭別，“員外喚入衙里，給茶餅食。吃茶，辭別員外，到寺里。”張員外雖然不像蕭判官一樣信佛，但也以茶食招待。

     7月13日，圓仁離五台山到太原府住在華嚴寺。陪同圓仁離開五台山南行的一位叫義圓的僧人引圓仁等來此居住。圓仁頗為感激義圓，故而在《入唐記》寫道：“頭陀（義圓）自從台山為同行，一路已來，勾當粥飯茶，無所闕少。”既然從五台山到太原沿途粥飯茶無所闕少，可見當時在今天河北地域庶民生活中喝茶是一個普遍習慣。

       圓仁離開長安東去，在845年7月9日到達漣水縣<今江蘇漣水>。縣長官令“勾當茶飯飲食，且令將見”。

        根據以上情況，圓仁一行受到茶或茶飯招待，都是在寺院或官府。這些地方都把他們當作客人，故而以禮相待表示尊重。唐代陸羽在《茶經》“七之事”篇對以茶會友以茶敬客有着重描寫。在《入唐記》 還記載將茶作為禮物或獻品延流於當時社會。

     839年3月3日，圓仁在楚州<今江蘇淮安>，聽說天台山禪林寺僧敬文從揚州來，遂派弟子惟正前去慰問，“兼贈細茶等”。在這裡，贈送細茶實際就是成了見面禮。

     3月23日，在楚州的新羅人翻譯劉慎言，以細茶十斤及松脯等物贈與圓仁。劉慎言雖是新羅人，但他懂得漢語和日文，在日本遣唐使路經從事商業活動的同時，也和來往的日本人之間持有友善的關係。

     840年4月1日，圓仁在青州得到官府准許其繼續西行的證件的同時，受賜布三端，茶六斤。第二天圓仁致書以表感謝。當時從登州到青州，連遭數年蝗蟲災害，以致“官私飢窮”，面臨生活困境，圓仁不得不向官府乞糧。在此情況下圓仁獲到官府的糧、茶、布等物的支持實屬可貴。

     845年5月15日，圓仁準備離開長安回國，到萬年縣<今西安市東部>辦理離境手續。中散大夫楊敬之信佛，故而派人前往慰問，“兼賜團茶一串”。另外，職方郎中楊魯士又在圓仁上路後派其子“送潞絹二匹，蒙頂茶二斤，團茶一串，錢兩貫文，付前路書狀兩封”。顯然這是以茶等物為禮品送別友人。

      在圓仁入唐的時代明記着這些以茶為禮品贈送友人的事例意義極其深長。在這種場合“茶”的物質意義是次要的，因為它並非貴重物品但含有情感意義，圓仁對敬文送茶，劉慎言對圓仁送禮，都是在對方沒有任何要求下，主動向初見的客人表示友好。由此可見這種以茶送禮，實際是一種結交朋友的手段。青州官府賜給圓仁茶六斤、布三端，數量也不算多，但在連年遭災的情況下，實際上是對圓仁到唐巡禮求法的支持。在圓仁離開長安時有人還贈茶給他，絕沒有利己成分，因為當時的道別就是訣別，贈送禮物全在於情感。其次當時正值武宗滅佛運動的高潮期，圓仁離境回國實際上是被驅逐出境的性質，在如此窘迫中竟還有地方官府以茶以物相贈勿庸置疑是給予圓仁精神上安慰。

     以茶敬佛在唐代也很普遍。茶被佛教界視為“聖物”，按照寺院的規矩，每日都要在佛前、祖前、靈前供奉茶湯，佛教信眾常以茶或茶具作為供品，向寺院獻茶以茶結緣。上世紀80年代陝西法門寺地宮挖掘出許多茶具，其造型和紋飾圖案也都帶有佛教色彩。在圓仁《入唐記》也有供茶敬佛場面，840年5月5日，圓仁在五台山竹林寺內詳細觀看了該寺的敬佛過程，並親自目睹了供茶敬佛的場面。他應約“赴請入道場，看禮念法寺。堂中傍壁次第安列七十二賢聖畫像，寶幡、寶珠，盡世妙彩張施鋪列，雜色氈毯敷洽地上，花燈、名香、茶藥食供養聖賢。”

     5月16日又在五台山華嚴寺看到僧人“吃茶之後入涅道場，禮拜涅相：於雙林樹下右脅而臥”。圓仁在這裡所記的“吃茶”，可以推定是個禮儀過程。

     841年2月從8日到15日，長安的薦福寺開佛牙供養，“藍田縣從8日至15日設無礙茶飯。十方僧俗盡來吃”。所謂“無礙茶飯”即向不分信俗布施茶飯。

       如前所述，圓仁在行進途中以吃茶助休息，有三次是在寺廟裡，以茶待客的事例也有三次是在寺廟，再加上供茶敬佛等都說明茶和佛教的密切關係。840年6月6日唐文宗遣使抵達五台山，按常例每年敕送衣缽香花等，遣使送到山，表施十二大寺：細帔500領，綿500屯，袈裟布1000端，香1000兩，茶1000斤，手巾1000條。皇帝年賜茶1000斤說明五台山年用茶的數量比此還要大。五台山如此其他山頭寺院可想而知，這就不難理解法門寺地宮何有這麼多珍貴的唐代茶具。其次可以想象茶種地區對皇室的貢茶是何等一個負擔。《舊唐書·文宗紀下》載：“吳、蜀貢新茶，皆於冬中作法為之，上<文宗>務恭儉，不欲逆其物性，詔所貢新茶，宜於立春後造。”文宗“務恭儉”才改變了造茶時間，以表其愛民。可見皇室的大量用茶是對產茶地區的強力索取。

      圓仁筆下《入唐記》關於“茶”記敘可以反映出在唐代後期飲茶已相當流行，這種流行除了上層官僚群體以外，底層農村庶民以及寺廟中也相當普及。於是乎唐朝後期徵收茶稅也就不可避免，782年9月，戶部侍郎趙贊建議：“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以充常平本。”793年正月，諸道鹽鐵使張滂建議：“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見《舊唐書》卷49。以上建議都得到了德宗同意。835年10月，文宗又實行榷茶法由政府壟斷茶的貿易，“人甚苦之”。11月榷茶使王涯被殺，“百姓觀者怨王涯榷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見《資治通鑑》卷245。835年11月，王涯因參與甘露之變失敗被殺，同時被殺官員多人，而圍觀者惟獨怨恨王涯，就因為“王涯獻榷茶之利，乃以涯為榷茶使。茶之有榷稅，自涯始也”見《舊唐書  文宗紀》卷17。由此推測實行榷茶法後直接影響了底層庶民的生活。由此12月廢除榷茶法也就事出有因了。

               <  待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