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史学家李零先生著书孔子，在其名前冠以“丧家狗”引起国人颇不自在，盖因“圣人”光圈与“丧家狗”这一在现代汉语中之贬词实难相容。殊不知在古代语境“丧家狗”倒还中性，一个大族办丧事里外忙碌，家狗无人约束到处串门“自由”降临。这是笔者写此篇杂文之始需引孔子话语，却对其如何称呼产生困惑，念及此，笔者参照名片格式姑妄称这位先哲为“鲁国殡葬业者”，因深谙礼乐排场的孔子早年从事过丧葬“相礼”为业倒也不无道理。

     鲁国殡葬业者孔子曾劝其学子多读诗，“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寥寥数语，道尽《诗》之功用：激扬志气，洞察世情，凝聚人心，抒泄幽怨。在孔子之年代，“诗”只指《诗经》，既然孔子提倡读《诗经》，将孔子推上“圣人”的西汉就编纂出“孔子编订《诗经》说”，由太史公写入《史记》。然《左传》便露出破绽：吴公子季札观周乐于鲁，乐工所奏《诗》篇已粲然大备，可那时孔子年方十岁？清代学者持“动态史观”，深知古书传抄易讹，孤证难立。故《诗经》实乃“非一人、非一时、非一地”之成书尚且客观。

     提及“诗可以怨”不由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钱钟书先生写过以《诗可以怨》为题，作为访问日本汉学界之讲稿。全文中心论点为“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多出自苦恼忧愁，钱先生深入浅出而举重若轻，先以“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皆为‘痛苦使然’" 起头，然历代文人亦有此现象，司马迁“发愤”之说，至刘勰 “蚌病成珠”，再到韩愈“不平则鸣”，一一道来如数家珍。此文融通中西，抉发文学中“悲怨”审美之共相，可谓是先生晚年比较文学的杰出之批评文论。广义上的“诗”当属于文学范畴，笔者在《诗之简史》由详细阐述，本文作为其“外传”倒也妥当。

    家藏《钱注杜诗》常翻阅打发时光，忽想起古人评杜诗有“诗史”之说，查询资料发觉当代莫砺锋先生亦有类似评论，然则“诗可以史”吗？严格说诗与史水火不容。诗归文学，《毛诗序》唯对照《诗经》得出“以赋为先”，孔颖达主张“直言为正”将诗抬举到儒家经典崇尚高度，六朝钟嵘依照汉魏以来诗风重视“比”“兴”，以“文尽意余”将诗归为文学逐渐被后人接受。将诗请下“神坛”，回归文学本质恰是唐宋诗词辉煌之起点。然钟嵘没有遇见李杜，苏辛似有不幸，钟嵘只是“钟嵘之格局”，但钟嵘以“文尽意余”作成一把“戒尺”影响后代文学实属深远。于是乎何谓文学？

    萧统编《昭明文选》对文学作了定义近乎完美：

     “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事物记叙依靠构思，“义”为“文义”，文人的才能修养和学术观念是依靠文辞来表现，萧统以此定义区分文学和“经史子集”之非文学。文学魅力在于构思，作者以自身之学养构建给读者一个想象空间，完成“文尽意余”之诠释。而“史”广义上对过去事件的记录，研究和解释，以此形成陈述，立论和立场。华夏历代王朝均重视修史，文人亦为参与修史而得成就。一个王朝都热衷于修上一代王朝之史，一来体现自我“正统”，二来企图删除对本朝不利之史料，这便由陈述至立论和立场三者之间关系，而无论为本朝吹捧至如何伟岸，立场为本朝服务，陈述可以删留而容不得构思，这就是与文学最大的区别。

    首先提出“诗史”这一词者晚唐五代孟棨，他在围绕诗人相关叙述的集子《本事诗》有这样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禄山之难” 即史上影响深远的“安史之乱” ，在这动乱之际子美及其一家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他从长安至洛阳，再到甘肃秦州，同谷，最后入蜀辗转多地，亲历动乱带来之巨大苦难和民生凋敝之景象。“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成就子美之诗之所以称为“诗史”。杜诗在古典文学中之地位无需赘言，“子美七律独步天下。”比较其他诗人之金句子美亦有，而其巅峰成就还在于具有汉赋风格的大量平铺直叙之后的凝重风范。后人注杜诗者甚多，被誉“千家注”。杜子美人格魅力至今仍为后世敬仰，南宋朱熹将子美和诸葛孔明，颜真卿，韩昌黎，范仲淹合称“儒家五君子”，而子美与其他贤人相比谓唯一布衣者，他饱受底层庶民生活之艰辛，忍尽亲人之死别和离散。安史之乱不久，子美路过潼关目睹战乱之惨烈，“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第二年子美由凤翔到鄜州探望家人，沿途“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推门而入却是“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他为家人觅食 充饥空手而归时，“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战乱留下的生灵涂炭民生凋敝，在官史《资治通鉴》里只是一组冰冷的人口数字：天宝十三年即754年5288万，至广德二年即764年1690万。王朝修史如织锦，“金线绣龙纹，暗处藏败絮”。《旧唐书》记载安史之乱不过“玄宗幸蜀，禄山僭号”八字。子美笔下有“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更观《石壕吏》，老妪“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的嘶哑哀鸣，连一个体弱老妇亦不放过，而史料只录四字“征丁十万”。子美笔下之字字句句和冰冷历史有何关系？

    首次将《诗经》以文学作批评的明末哲学家王夫之先生在《诗绎》中明确反对“诗可以史”： “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他是从两者性质与功能上明确将诗与史划清界限。莫砺锋先生在其《杜甫》讲座中认为，王夫之观点之所以不成立，实为王本人在讨论史学时引用杜诗。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原句是：“读杜甫拟绝天骄，花门萧瑟之诗，其乱大防而虐生民，祸亦棘矣。”“花门”指西北回纥民族。“乱大防”即打乱了原本皇朝对外来民族之防御总策，其危害深远。

    初唐以来朝廷对外域民族都报以敬而远之的绥靖政策，安史之乱中唐军因兵力乏溃不得已两次请求回纥借兵援助，最终在763年击溃史思明之子的叛军。肃宗原本依协约谢赏回纥，但没有兑现，引起回纥军在城内烧杀抢掠。子美有《诸将》五首其二曰：

       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

    “引狼入室”后果确是不堪设想，然无回纥相助，肃宗有回长安之可能吗？若李唐王朝改姓中亚突厥，岂还有赵宋什么事？历史之讨论不是本文之意，而王夫之读史抱有和子美同样观点，而这里是否为莫砺锋先生所主张的王违背“诗不可以史”之论据？笔者认为，王夫之在《诗绎》中提出“诗不可以史”为针对“历史之陈述”，而在《读通鉴论》里引杜诗论史为“历史之立论”两者并不矛盾。何况杜诗以白描手法，巨细靡遗呈现战乱景象，在某种意义上有“以诗补史”之效。

    历代诗人以诗论史大有人在，而大部分属于站在现实诗人立场回观以前历史，开创咏怀诗之先，为笔者喜爱的魏晋大诗人阮籍之《咏怀诗八十二首》引历代诗人仿效，左思亦有《咏怀八首》，至唐宋李杜，东坡介甫等比比皆是，若以史之定义判断，这些咏怀诗应为“史之立论”或“史之立场”范畴，与杜诗有所别，子美身处一个动荡年代，是唐史乃至汉史中之大历史时代，其次子美诗格入圣，诗风平铺直叙其身处之境，善于将抒情压藏在字句之下，再者子美非朝官将相而是为深入底层社会之布衣，比朝中刀笔吏更接近真相，而以上之特殊性淬炼出非杜诗而不能为之的“诗史”。

    行文至此，孔子之“兴观群怨”言犹在耳，钱先生“悲怨”之论余音未绝，而子美笔下那轮“寒月照白骨”之清辉，或穿透千年史册之尘埃，投射在“诗可以史？”之诘问上， 诗可以史之咏怀或怀古，而不可以史之陈述。杜诗之独特之唯一无法否认其“诗史”之诠释。笔者想来，古有子美是后代你我之万幸，是汉语之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