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史學家李零先生著書孔子，在其名前冠以“喪家狗”引起國人頗不自在，蓋因“聖人”光圈與“喪家狗”這一在現代漢語中之貶詞實難相容。殊不知在古代語境“喪家狗”倒還中性，一個大族辦喪事裡外忙碌，家狗無人約束到處串門“自由”降臨。這是筆者寫此篇雜文之始需引孔子話語，卻對其如何稱呼產生困惑，念及此，筆者參照名片格式姑妄稱這位先哲為“魯國殯葬業者”，因深諳禮樂排場的孔子早年從事過喪葬“相禮”為業倒也不無道理。

     魯國殯葬業者孔子曾勸其學子多讀詩，“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寥寥數語，道盡《詩》之功用：激揚志氣，洞察世情，凝聚人心，抒泄幽怨。在孔子之年代，“詩”只指《詩經》，既然孔子提倡讀《詩經》，將孔子推上“聖人”的西漢就編纂出“孔子編訂《詩經》說”，由太史公寫入《史記》。然《左傳》便露出破綻：吳公子季札觀周樂於魯，樂工所奏《詩》篇已粲然大備，可那時孔子年方十歲？清代學者持“動態史觀”，深知古書傳抄易訛，孤證難立。故《詩經》實乃“非一人、非一時、非一地”之成書尚且客觀。

     提及“詩可以怨”不由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錢鍾書先生寫過以《詩可以怨》為題，作為訪問日本漢學界之講稿。全文中心論點為“苦痛比快樂更能產生詩歌”，好詩多出自苦惱憂愁，錢先生深入淺出而舉重若輕，先以“尼采曾把母雞下蛋的啼叫和詩人的歌唱相提並論”，說皆為‘痛苦使然’" 起頭，然歷代文人亦有此現象，司馬遷“發憤”之說，至劉勰 “蚌病成珠”，再到韓愈“不平則鳴”，一一道來如數家珍。此文融通中西，抉發文學中“悲怨”審美之共相，可謂是先生晚年比較文學的傑出之批評文論。廣義上的“詩”當屬於文學範疇，筆者在《詩之簡史》由詳細闡述，本文作為其“外傳”倒也妥當。

    家藏《錢注杜詩》常翻閱打發時光，忽想起古人評杜詩有“詩史”之說，查詢資料發覺當代莫礪鋒先生亦有類似評論，然則“詩可以史”嗎？嚴格說詩與史水火不容。詩歸文學，《毛詩序》唯對照《詩經》得出“以賦為先”，孔穎達主張“直言為正”將詩抬舉到儒家經典崇尚高度，六朝鐘嶸依照漢魏以來詩風重視“比”“興”，以“文盡意余”將詩歸為文學逐漸被後人接受。將詩請下“神壇”，回歸文學本質恰是唐宋詩詞輝煌之起點。然鍾嶸沒有遇見李杜，蘇辛似有不幸，鍾嶸只是“鍾嶸之格局”，但鍾嶸以“文盡意余”作成一把“戒尺”影響後代文學實屬深遠。於是乎何謂文學？

    蕭統編《昭明文選》對文學作了定義近乎完美：

     “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

    事物記敘依靠構思，“義”為“文義”，文人的才能修養和學術觀念是依靠文辭來表現，蕭統以此定義區分文學和“經史子集”之非文學。文學魅力在於構思，作者以自身之學養構建給讀者一個想象空間，完成“文盡意余”之詮釋。而“史”廣義上對過去事件的記錄，研究和解釋，以此形成陳述，立論和立場。華夏曆代王朝均重視修史，文人亦為參與修史而得成就。一個王朝都熱衷於修上一代王朝之史，一來體現自我“正統”，二來企圖刪除對本朝不利之史料，這便由陳述至立論和立場三者之間關係，而無論為本朝吹捧至如何偉岸，立場為本朝服務，陳述可以刪留而容不得構思，這就是與文學最大的區別。

    首先提出“詩史”這一詞者晚唐五代孟棨，他在圍繞詩人相關敘述的集子《本事詩》有這樣記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

   “祿山之難” 即史上影響深遠的“安史之亂” ，在這動亂之際子美及其一家飽受顛沛流離之苦，他從長安至洛陽，再到甘肅秦州，同谷，最後入蜀輾轉多地，親歷動亂帶來之巨大苦難和民生凋敝之景象。“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成就子美之詩之所以稱為“詩史”。杜詩在古典文學中之地位無需贅言，“子美七律獨步天下。”比較其他詩人之金句子美亦有，而其巔峰成就還在於具有漢賦風格的大量平鋪直敘之後的凝重風範。後人注杜詩者甚多，被譽“千家注”。杜子美人格魅力至今仍為後世敬仰，南宋朱熹將子美和諸葛孔明，顏真卿，韓昌黎，范仲淹合稱“儒家五君子”，而子美與其他賢人相比謂唯一布衣者，他飽受底層庶民生活之艱辛，忍盡親人之死別和離散。安史之亂不久，子美路過潼關目睹戰亂之慘烈，“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第二年子美由鳳翔到鄜州探望家人，沿途“靡靡逾阡陌，人煙眇蕭瑟。”推門而入卻是“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他為家人覓食 充飢空手而歸時，“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戰亂留下的生靈塗炭民生凋敝，在官史《資治通鑑》裡只是一組冰冷的人口數字：天寶十三年即754年5288萬，至廣德二年即764年1690萬。王朝修史如織錦，“金線繡龍紋，暗處藏敗絮”。《舊唐書》記載安史之亂不過“玄宗幸蜀，祿山僭號”八字。子美筆下有“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更觀《石壕吏》，老嫗“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的嘶啞哀鳴，連一個體弱老婦亦不放過，而史料只錄四字“征丁十萬”。子美筆下之字字句句和冰冷歷史有何關係？

    首次將《詩經》以文學作批評的明末哲學家王夫之先生在《詩繹》中明確反對“詩可以史”： “夫詩之不可以史為，若口與目之不相為代也。”他是從兩者性質與功能上明確將詩與史劃清界限。莫礪鋒先生在其《杜甫》講座中認為，王夫之觀點之所以不成立，實為王本人在討論史學時引用杜詩。王夫之在《讀通鑑論》原句是：“讀杜甫擬絕天驕，花門蕭瑟之詩，其亂大防而虐生民，禍亦棘矣。”“花門”指西北回紇民族。“亂大防”即打亂了原本皇朝對外來民族之防禦總策，其危害深遠。

    初唐以來朝廷對外域民族都報以敬而遠之的綏靖政策，安史之亂中唐軍因兵力乏潰不得已兩次請求回紇借兵援助，最終在763年擊潰史思明之子的叛軍。肅宗原本依協約謝賞回紇，但沒有兌現，引起回紇軍在城內燒殺搶掠。子美有《諸將》五首其二曰：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

       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

       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引狼入室”後果確是不堪設想，然無回紇相助，肅宗有回長安之可能嗎？若李唐王朝改姓中亞突厥，豈還有趙宋什麼事？歷史之討論不是本文之意，而王夫之讀史抱有和子美同樣觀點，而這裡是否為莫礪鋒先生所主張的王違背“詩不可以史”之論據？筆者認為，王夫之在《詩繹》中提出“詩不可以史”為針對“歷史之陳述”，而在《讀通鑑論》裡引杜詩論史為“歷史之立論”兩者並不矛盾。何況杜詩以白描手法，巨細靡遺呈現戰亂景象，在某種意義上有“以詩補史”之效。

    歷代詩人以詩論史大有人在，而大部分屬於站在現實詩人立場回觀以前歷史，開創詠懷詩之先，為筆者喜愛的魏晉大詩人阮籍之《詠懷詩八十二首》引歷代詩人仿效，左思亦有《詠懷八首》，至唐宋李杜，東坡介甫等比比皆是，若以史之定義判斷，這些詠懷詩應為“史之立論”或“史之立場”範疇，與杜詩有所別，子美身處一個動盪年代，是唐史乃至漢史中之大歷史時代，其次子美詩格入聖，詩風平鋪直敘其身處之境，善於將抒情壓藏在字句之下，再者子美非朝官將相而是為深入底層社會之布衣，比朝中刀筆吏更接近真相，而以上之特殊性淬鍊出非杜詩而不能為之的“詩史”。

    行文至此，孔子之“興觀群怨”言猶在耳，錢先生“悲怨”之論餘音未絕，而子美筆下那輪“寒月照白骨”之清輝，或穿透千年史冊之塵埃，投射在“詩可以史？”之詰問上， 詩可以史之詠懷或懷古，而不可以史之陳述。杜詩之獨特之唯一無法否認其“詩史”之詮釋。筆者想來，古有子美是後代你我之萬幸，是漢語之萬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