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興八首補註》殺青之際，窗外暑氣漸消，二五年盛夏的殘陽已然隱入暮色，為悄然而至的秋意讓渡了幾分天地。回首伏案期間，那些凝神苦思、於浩瀚數據中尋章摘句的日夜，至今仍歷歷在目。此刻通覽全稿，如釋重負之餘，亦重獲久違的筆墨自由。感慨良多，爰綴數語於篇末，以作後跋。
誠如本書前言所述，為《秋興八首》作補註的想法，緣起於十多年前，當時為求讀懂唐詩，曾潛心鑽研格律音韻。後拜讀葉嘉瑩先生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說》，又聆聽先生的網上講論，方深感前人注杜成果之豐碩，傳世版本之繁多，校勘之艱辛。後幸得錢謙益先生《錢注杜詩》，更驚嘆於錢氏“以史注杜”的深厚功力。然促使筆者最終鼓足餘勇，完成此書的契機則是去年十一月忽聞葉先生以百歲高齡仙逝，先生曾言，畢生致力於弘揚中華詩學，不求在當下發揚光大，但求為未來傳下一盞明燈。筆者學問雜糅，用心亦廣，萬不敢自詡為承續明燈之人，同時亦深信先生所期許之傳人，必將出於後學。此篇《秋興八首補註》或留給這位承續明燈之人的參考札記，以還筆者對先生之感恩。
以《秋興八首補註》本文，筆者在此作兩點補充。首先關於本書的箋注方法略作說明，昔日學者治學，皓首窮經，為求一典，常需遍覽群書，終年埋首於故紙。如今數字時代，萬卷典籍匯於指端，檢索考證之便利，已遠非前人所能想象，此誠為時代之饋贈。然則，數字文庫尚非盡善，訛誤之處在所難免，僻典雜學亦有待增補。更重要的是，工具之利不能取代為學之功，面對浩瀚數據，辨偽存真、披沙揀金，終究有賴於研究者自身的學識與眼力，《秋興八首補註》便是在此環境下的嘗試，既搭乘上便利之車，亦不敢忘考據之審慎。
其次筆者治學筆耕多年，諸多文章中不乏“得意”之作，如《重修中國近代史之必要性和概論》，《京都散記》系列，《郭店楚簡《老子》之研究筆記》，《“由韓愈到王陽明”經學史雜說》，《析清代治學及其對漢學之貢獻》，《析“周秦之變”考思想史之演化》，而這些文章和《秋興八首補註》最大不同在於，前者按照觀點初衷平鋪展開，深入分析以至匯聚宗旨，而《補註》動筆之初不免躊躇滿志，頗有為《秋興》探本溯源、還其原貌之想。然隨着考據深入，遍覽前賢之說，方覺以一己之力，欲探驪得珠實為奢望，除非有新材料新發現。筆者原本試想杜公格律堪稱深嚴無比，若從格律下手，勢必在多重版本中篩選出杜詩真跡，然從第一首“叢菊兩開他日淚”與“叢菊重開他日淚”，第二首“每依南斗望京華”與“每依北斗望京華”，第五首“幾回青鎖照朝班”與“幾回青鎖點朝班”，第六首“朱簾繡柱圍黃鵠”與“朱簾繡柱圍黃鶴”等等這些版本辯偽中，竟發現各版本皆嚴守格律，無一出韻，對于格律之把握，即便是古代文書抄手也非今人所比，何時何處產生版本異文，其緣由恐非關乎格律之失。重審《秋興八首補註》之初衷，實乃筆者學識淺陋，不自量力所致。雖如此《補註》亦頗有幾處心得，在此不一一贅述，敬待方家讀者指正。至於詩篇本身，所謂“詩無達詁”，讀者各有會心，《秋興八首》在文學史上之地位已是定論，無待贅言。至於八首之中，孰優孰劣屬個人所愛，若論私心所屬竊以為第七首“昆明池水漢時功”對仗之工，意境之遠，或可為八首之冠。此亦算筆者一點題外之言。
筆者之《秋興八首補註》，多以錢謙益先生《錢注杜詩》為藍本，鈎沉索隱，乃有所成。於此，願對錢注略陳管見。《錢注杜詩》乃牧齋先生晚年苦心孤詣之作，實為清代杜詩注本之一座高峰。《錢注杜詩》以南宋吳若本為範本，錢在《注杜詩略例》作有“杜集之傳於世者，惟吳若本最為近古，他本不及也。”吳若本之價值在於校語中忠實保存了南宋所見諸本異文，或為現存最接近杜集原貌之宋刊善本。錢氏不僅詳列異文，更以其深厚史識，精考詩作涉及的唐代史事，尤於安史之亂前後宮廷秘辛、朝堂黨爭等發微抉隱。然錢氏身歷鼎革，心存故國，故其“以史證詩”，亦有論者指出，或難盡屬客觀，間或雜入身世之感、家國之痛，此治錢學者不可不察。
然錢氏並非視學識如私物，他誠摯扶持晚輩朱鶴齡完成《杜工部詩集輯注》並作序，還將積累多年的注杜稿本贈與朱氏參考。而當朱鶴齡的《輯注》率先刊行並廣受讚譽後，錢氏卻發現其與自己見解多有相悖，多年的考證成果似未得到體現。於是錢氏憤而重審稿件，增補缺漏終在晚年完成《錢注杜詩》刊刻。筆者認為錢朱以昔日摯友到學術“論敵”是在根本注杜理念上存有鴻溝，錢氏受“尋言以求意，因事以求志”之宋學義理影響深遠，其堅信杜詩根性在於“論史”，每一句每一字後面皆可引證史料。而朱鶴齡則為清初考據名家，學風已由明季之空疏，轉向樸學之謹嚴，可謂“實事求是”，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其注重證據、力求實證之治學門徑，亦為乾嘉學派開啟了先河。比如從《洗兵馬》之註解分歧可窺見兩者學風差異，《洗兵馬》為杜公聞官軍收復長安、洛陽後所作，詩中充滿了對和平之渴望和對未來之期盼的七言古詩，錢氏逐句分析，認為詩中“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餵肉蒲萄酒”等句是暗諷肅宗依賴回紇兵力，賞賜無度，“鶴駕通宵鳳輦備”則是譏諷肅宗急於迎還玄宗，實則是一種政治姿態。其觀點便是整首詩之基調是對肅宗“以天下為己任”的野心和其政治手段的深刻批判。朱氏並未採納錢的“刺肅宗”說。他認為《洗兵馬》之主旨是“喜官軍恢復兩京，而思偃武修文”，是杜公在飽經戰亂後對和平與秩序重建的真誠期盼。詩中所言皆為實錄，情感真摯，並無錢氏所說的如此“微言大義”。錢朱之爭，實則反映了由明代空疏之學，轉向清代樸學之時代趨勢。二人治學路徑雖異，卻也昭示了經典考證需融歷史之洞察與文本之實證於一體，方為致學之坦途。《杜工部詩集輯注》與《錢注杜詩》無疑是清代注杜詩學的兩大高峰，堪稱有宋元明以來杜學之集大成者。兩家之學，各成高峰，輝映後世，亦為乾嘉之殿軍、晚清之承緒者，開闢了廣闊門徑。兩座高峰亦成就第三座高峰，康熙進士仇兆鰲采錢朱兩者之長，又糾正錢氏主觀臆斷和朱氏對詩意闡發不足之處，完成杜詩學權威著作《杜詩詳註》。
關於“以詩證史”筆者在《詩可以史？》一文中有詳細闡述，詩者，文學也，既為文學，則必有想象與虛構之自由，可謂“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而何為“史”？筆者認為其有“歷史之陳述”與“歷史之立論”兩個方面，“歷史之陳述”旨在求真，不容文飾，誠如王夫之所言，“夫詩之不可以史為，若口與目之不相為代也。”而“歷史之立論”則大有不同，盡可以文學為羽翼，以抒懷抱，以寄感慨。杜公文采橫溢，而又身處動盪之大歷史變遷的最前沿，這是杜詩有別與其他唐代詩人的特殊性，而這一特殊性才成就杜詩稱為“詩史”之唯一性。同時筆者必須指出的，面對歷代有如此多宏大的注杜名著，今人切不可忽視杜公的個人情懷，在杜公的履歷中有嫌官小而不赴任，有嫌官場不合而棄之，雖野史記載杜公酒後對恩人嚴武口出不敬，然果真屬實亦只是人之個性而已，正如筆者在《秋興八首補註》一文關於第二首解注時提出的，杜公之“望京華”“故園心”首先因聯想到詩人的故鄉情懷，今人解讀杜詩不能只局限於其思國思君，古人在年邁重病纏身之時，渴望葉落歸根處當然是自己的故鄉，這一強烈渴望是今人四海為家的理念所不能想象的，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名篇中，杜公由悲轉喜即興賦詩時真情流露：“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洛陽之於杜公，豈非最思歸去之所？誠然，於杜公而言，家國一體，故園之思與京華之望往往融為一體，但惟有先理解其作為個體之深切渴望，方能更真切地體會其家國之痛的重量，避免解讀時以今度古、穿鑿附會。此亦筆者於撰注《秋興八首》過程中，感受最深切之處。
筆落至此，思緒復又回到本書緣起之處。葉嘉瑩先生之講授杜詩，常熔鑄考據與體悟於一爐，既有史家之嚴謹，亦有詩家之深情。先生嘗言，要持一顆“不死的人心”，去體貼千載之上詩人之心。鄙文於前段所謂尊重杜公之“個人情懷”，不敢言深有所得，然其濫觴亦在於斯。昔日錢、朱之爭，或在“史”與“詩”的權重上各執一端，而葉先生畢生所為，正是要貫通考證之學與興發之情，使詩歌中那份最鮮活、最堅韌的生命感發之力，得以傳承不滅。重念先生於拙著動筆之初，忽聞仙逝，悵然久之。然此書之成，亦步亦趨，未嘗不感念先生之光照。今全稿殺青，謹以此《補註》為一瓣心香，以報其引領之恩於萬一。杜學無涯，私心所寄，亦不過為先生所期許之“後學”，添一二階之石，備其採擇而已。寫畢，擬《憶秦娥 秋興注罷寄懷》一首： 青編疊， 芸窗燭影勘秋月。 勘秋月， 硯池星墜， 杜陵霜徹。 註疏千載心魂接， 滄溟一脈燈明滅。 燈明滅， 秦箋漢瓦， 古今同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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