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土按：這是一位學者文章中的某些片段。本人推薦這篇文章是想說明，要分析某種主義，應該有歷史主義的態度。當時的爭論與現在也有某些相似之處。作者姓名隱去。

第一次大戰後，哈耶克目睹左派在俄國，右派在德國和意大利先後取得政權。同時，社會主義運動在整個歐洲風起雲湧，社會主義思潮如日中天。不僅在歐洲大陸，甚至在自由主義發源地的英國，社會主義都成了上流知識分子沙龍里的時髦話題。以凱恩斯為例，他經常涉足兩個社交圈：布盧姆斯伯里（Bloomsbury）文化圈和以韋布（Sidney Webb）、蕭伯納（G. Bernard Shaw）等人為主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前者，在哈耶克看來，是社會主義者的搖籃。後者，眾所周知，是社會主義的公開陣地。以凱恩斯的社會地位和學術聲望，其社交圈竟“赤化”如此，社會主義在英國的影響可見一斑。因此，哈耶克有理由相信，歷史正在證實他的假設：一股來自東方的集體主義狂飆，正在席捲歐洲，侵襲英國。哈耶克真正擔心的，不是俄國、德國和意大利的極權主義。那是既成事實。哈耶克真正擔心的是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是否會走上俄、德、意的老路？英國是哈耶克昔日的精神家園，今天的衣食父母、安身立命之地。於公於私、於情於理，哈耶克都應挺身而出，捍衛心目中的自由資本主義聖地。但是，問題的關鍵是：俄國、德國和意大利的經驗，究竟能否在歐洲作普遍的演繹推理？或者，換句話說，在布盧姆斯伯里文化圈和布爾什維克革命黨之間，在凱恩斯、蕭伯納和希特勒之間，究竟有沒有本
質的區別，他們之間有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二十世紀初期，在國際上，英國“日不落帝國”的地位岌岌可危。在國內，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傳統資本主義的日薄西山、人心喪失，正可以從社會主義的蓬勃發展中得到反證。一九二五年，凱恩斯在劍橋發表的題為“我是自由主義者嗎”的演講，反映了他對當時英國社會矛盾的深刻觀察。凱恩斯認為，英國政壇正被兩股勢力操縱：右派的保守黨和左派的工黨。凱恩斯蔑視右派的智商，但同樣討厭左派的氣味。在凱恩斯看來，保守黨內的右翼是墨守陳規的死硬派。他們分不清為資本主義治病和布爾什維克之間的差別。凱恩斯同情他們對傳統資本主義的熱愛，如果時光倒流一百年，他也會加入這一行列。可惜，這種感情，今天無助於資本主義在當代的生存。工黨內的左翼，是唯恐天下不亂的災難派。不管他們的名字叫“雅各賓”還是“布爾什維克”，全都一樣。他們一味要求推翻現存秩序，結果只會導致災難。如果他們的目標是“社會正義”，凱恩斯樂觀其成；但如果他們的目標是“階級鬥爭”，凱恩斯則不敢恭維。右派的右翼和左派的左翼，分別是各自黨內的積極分子，他們為黨創造力量和激情。這是凱恩斯最擔心的一群人。而右派的左翼和左派的右翼，則分別是各自黨內的知識分子，他們為黨提供道德和智慧。凱恩斯更喜歡處於保守黨和工黨之間的自由黨，但他似乎料到自由黨前程渺茫。因此，在沒有更好選擇的情況下，右派（保守黨）的左翼和左派（工黨）的右翼，或許是退而求其次的政治選擇（注6）。

　　凱恩斯和哈耶克的辯論，作為兩種思潮的衝突幾乎貫穿於整個二十世紀。當然，加入這一思想交鋒的遠不止他們兩人。直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前，社會主義思潮在這場衝突中始終占上風。在凱恩斯生活的年代，不僅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具有重大影響，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者更是活躍於歐洲各國。在德國，有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進化的社會主義”。在法國，有走議會道路的饒勒斯（Jean Jaures）的社會主義。在英國，更有文豪名流發起的費邊社會主義。後者，是英國工黨崛起的基礎。社會主義在知識分子中的巨大影響，還有兩個突出例子：一個是法國文豪羅曼 • 羅蘭（Romain Rolland）於一九三一年發表的《向過去告別》（注10），另一個是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一九四九年發表的《為什麼走社會主義道路》（注11）。他們兩位，一位是《約翰 • 克利斯朵夫》的作者、有世界影響的文學家，一位是現代物理學、相對論的奠基者。他們有如此不同的個人背景，卻不約而同地贊成社會主義。可見，社會主義在歐美作為一種思潮，決不是少數人的陰謀，更不是逼上梁山式的造反。同時，也可見，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制度，一定存在着某種缺陷，某些問題。在這五光十色的思想交鋒中，凱恩斯的立場接近於他所謂的“左派的右翼”，或“右派的左翼”。而哈耶克及其所屬的奧地利學派，卻以其道德勇氣，始終堅持着少數派的立場。凱恩斯和哈耶克的辯論，之所以能被視作二十世紀這場思想交鋒的集中體現，是因為他們的辯論直接影響了後來西方各國的發展道路。在這個以西方文化和資本主義經濟制
度占統治地位的世界上，誰影響了西方，誰也就影響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