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土按：这是一位学者文章中的某些片段。本人推荐这篇文章是想说明，要分析某种主义，应该有历史主义的态度。当时的争论与现在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作者姓名隐去。

第一次大战后，哈耶克目睹左派在俄国，右派在德国和意大利先后取得政权。同时，社会主义运动在整个欧洲风起云涌，社会主义思潮如日中天。不仅在欧洲大陆，甚至在自由主义发源地的英国，社会主义都成了上流知识分子沙龙里的时髦话题。以凯恩斯为例，他经常涉足两个社交圈：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文化圈和以韦布（Sidney Webb）、萧伯纳（G. Bernard Shaw）等人为主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前者，在哈耶克看来，是社会主义者的摇篮。后者，众所周知，是社会主义的公开阵地。以凯恩斯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声望，其社交圈竟“赤化”如此，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影响可见一斑。因此，哈耶克有理由相信，历史正在证实他的假设：一股来自东方的集体主义狂飙，正在席卷欧洲，侵袭英国。哈耶克真正担心的，不是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极权主义。那是既成事实。哈耶克真正担心的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是否会走上俄、德、意的老路？英国是哈耶克昔日的精神家园，今天的衣食父母、安身立命之地。于公于私、于情于理，哈耶克都应挺身而出，捍卫心目中的自由资本主义圣地。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经验，究竟能否在欧洲作普遍的演绎推理？或者，换句话说，在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之间，在凯恩斯、萧伯纳和希特勒之间，究竟有没有本
质的区别，他们之间有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二十世纪初期，在国际上，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岌岌可危。在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传统资本主义的日薄西山、人心丧失，正可以从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中得到反证。一九二五年，凯恩斯在剑桥发表的题为“我是自由主义者吗”的演讲，反映了他对当时英国社会矛盾的深刻观察。凯恩斯认为，英国政坛正被两股势力操纵：右派的保守党和左派的工党。凯恩斯蔑视右派的智商，但同样讨厌左派的气味。在凯恩斯看来，保守党内的右翼是墨守陈规的死硬派。他们分不清为资本主义治病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差别。凯恩斯同情他们对传统资本主义的热爱，如果时光倒流一百年，他也会加入这一行列。可惜，这种感情，今天无助于资本主义在当代的生存。工党内的左翼，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灾难派。不管他们的名字叫“雅各宾”还是“布尔什维克”，全都一样。他们一味要求推翻现存秩序，结果只会导致灾难。如果他们的目标是“社会正义”，凯恩斯乐观其成；但如果他们的目标是“阶级斗争”，凯恩斯则不敢恭维。右派的右翼和左派的左翼，分别是各自党内的积极分子，他们为党创造力量和激情。这是凯恩斯最担心的一群人。而右派的左翼和左派的右翼，则分别是各自党内的知识分子，他们为党提供道德和智慧。凯恩斯更喜欢处于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的自由党，但他似乎料到自由党前程渺茫。因此，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右派（保守党）的左翼和左派（工党）的右翼，或许是退而求其次的政治选择（注6）。

　　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辩论，作为两种思潮的冲突几乎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当然，加入这一思想交锋的远不止他们两人。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社会主义思潮在这场冲突中始终占上风。在凯恩斯生活的年代，不仅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具有重大影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更是活跃于欧洲各国。在德国，有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进化的社会主义”。在法国，有走议会道路的饶勒斯（Jean Jaures）的社会主义。在英国，更有文豪名流发起的费边社会主义。后者，是英国工党崛起的基础。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巨大影响，还有两个突出例子：一个是法国文豪罗曼 • 罗兰（Romain Rolland）于一九三一年发表的《向过去告别》（注10），另一个是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注11）。他们两位，一位是《约翰 • 克利斯朵夫》的作者、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家，一位是现代物理学、相对论的奠基者。他们有如此不同的个人背景，却不约而同地赞成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在欧美作为一种思潮，决不是少数人的阴谋，更不是逼上梁山式的造反。同时，也可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一定存在着某种缺陷，某些问题。在这五光十色的思想交锋中，凯恩斯的立场接近于他所谓的“左派的右翼”，或“右派的左翼”。而哈耶克及其所属的奥地利学派，却以其道德勇气，始终坚持着少数派的立场。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辩论，之所以能被视作二十世纪这场思想交锋的集中体现，是因为他们的辩论直接影响了后来西方各国的发展道路。在这个以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上，谁影响了西方，谁也就影响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