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論語》對周公是無限的推崇，其次對管仲也有較高的評價：”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中國春秋時代大思想家大政治家管仲對於國家治理提出的思路可以說集中體現在四個字上面：“利出一孔“，既人民只有一種方法一個途徑維持一種穩定或富裕的生活，而這個方法和途徑就是人民的言行和思維需要與統治者保持高度一致。
秦國暴政把”利出一孔“ 推向極致導致其自我滅亡，但是秦國的列子並不能說明”利出一孔“ 就是個錯誤坑爹的思路。其實”利出一孔“在兩種情況下是正確的主張。一種情況是，國家的存亡實實在在處於危機之中，在強國虎視眈眈之下國家面臨着亡國滅種的威脅，人民和統治者必須上下擰成一股繩外抗強敵。 直到近代，中國兩千多年來一直處於北方野蠻民族馳馬殺進中原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危險之中。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深處包含着血淚斑斑生靈塗碳的災難，這個民族願意讓渡出個人自由讓國家強大成為自己強有力的保護。 “利出一孔“作為一種正確的政治主張和治國之道那就是它適用於皇權強大的國度和政體。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其實是看不到任何希望，出現像希臘城邦民主或羅馬貴族共和那樣的國家體制，皇權就是古代中國的宿命。管仲的思想和治國之道一方面是讓臣民向宿命低頭，另一方面也誘導統治者承認照顧好臣民的基本利益，讓王族和臣民雙贏，讓臣民在不知不覺之中把他們的小家和帝王的廣袤大國合二為一。 直到西學和主權在民的思想東浸之前，中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做出的一切努力就是調和統治者和臣民的利益，讓國和家融為一體，使國家強大免受北方野蠻民族的燒殺搶掠，逃脫生靈塗炭亡國滅種的危險境地。 當然，”利出一孔“的另外一種”積極“意義，那就是服務於軍國主義，當一個國家或民族鐵了心腸要擴展疆土侵占他國。成吉思汗搞”利出一孔“才能建立橫跨歐亞的巨無霸帝國，滿清搞”利出一孔“才可以把整個中國據為己有。很明顯，侵略民族和軍事強國的”利出一孔“對於被侵略的弱小民族自然就是災難。 皇權社會構成了”利出一孔“的社會基礎。近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砸碎了皇權社會，統治人民的王朝被代表人民或大小資產階級的政府所取代，一個高高在上的統治集團消失了，隨之而去的也就是這個統治集團的特權利益和指鹿為馬的強權氣勢。人的世界都變了，人不再是屈服於王朝向政府低頭。人要作的就是遵循法律，同時政府也需要遵循法律，人民與政府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 當資產階級提出的“主權在民”的思想成為了現實，成為了人民的奮鬥目標，這個時候“利出一孔”就失去了它乃以生存的社會基礎，也就是基本上失去了它的積極意義。林肯認為政府應該是民治民有民享。就是在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政府或執政黨在理論來說應該是沒有自己的利益，它唯一的目標就是“為人民服務”。 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理論上的掘墓人，馬克思充分肯定資產階級革命在人類歷史上所起過的巨大作用。與封建皇權社會比較，資產階級革命無論如何是人的解放，人不再被強迫與封建王朝”利出一孔“。儘管個人仍或多或少被資本所奴役，人們憑着自己能力的大小可以找到機會爭取解放，一步一步獲得更多的自由。人類第一次不必犧牲思想和言論自由來獲得生存機會，為自己的才能找到充分發揮的空間。 當政府與人民的地位平等時，政府就失去了任何權力來規定人民的生活方式，沒有權力限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法律法規是一切人的行為準則，一個人只要不侵犯傷害到他人，這個人就應該享有完全的自由。 一個現代文明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既“利出多孔”。資產階級內部有利益的競爭，行業之間有利益的競爭。受僱於人的中產階級與雇主，中產階級與下層民眾都有利益的衝突。政府的職責就是調節各方面的利益，在經濟高度發達的前提下實行全民福利。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利出一孔”不妨重新詮釋為人民在享有充分自由的前提下享有的全民福利，既免除了任何基本生活需求和衛生保健上的擔心煩惱。 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說白了，就是通過市場經濟，通過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金融科學技術方面的密切交往，給中國人民創造了數量巨大的工作機會和更高層次的生存空間。一個明顯巨大的變化是農民可以外出打工經商，不再被束縛在黃土地上。在外資和私營企業工作的員工，用不着認同黨的路線或社會主義。與此同時，國營企業也開始看到強迫員工把黨和政府當為爹媽或行動的指南，開始顯得的可笑並與時代脫節。 在一個開放多元的時代，人的身份處於變動之中，人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訴求當然也隨之發生變化。今天被“剝削”的雇員明天或幾年後可能成為“剝削”他人的雇主。政府的職責就是調和階級矛盾並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弱勢群體。如果一個政府有意地激化階級矛盾，那肯定就是用心險惡以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推翻清朝的民主民族革命其包含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分其實非常微弱，換言之，“主權在民”的思想並沒有在中國生根開花，大多數人的思維方式還是處於皇權時代的中世紀狀態之中，也就是過多地讓渡出自己行為思想和言論上的自由，下意識的理由是國家的穩定國家的權威遠遠高於個人的自由和選擇，個人甚至人民作為一個整體與國家的權威比較都是顯得渺小。 愛因斯坦和馬克思都認為國家應該為人民建立而不是相反，人民的地位超越國家。“利出一孔”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就因為我們這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包含太多被外族侵略和迫害的情結，一個強大的王朝或國家有力量保護自己家庭既是做人的常識也是最大的政治選擇。
附“管仲陷阱”——解讀中國專制歷史的鑰匙 （節選） 作者：徐慧君 所謂“管仲陷阱”，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個獲利的孔道、途徑。即國家採用政治經濟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謀生渠道同時壟斷社會財富的分配，那麼人民要想生存與發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給於君主（國家）的恩賜，這樣君主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眾了。這一思想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驅管仲首創。 管仲的原話是：“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多餘的錢財），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１）這一思想被歷代專制君主奉為統治民眾的金科玉律，成為實施中國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黃金法則。 中國的先賢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的天性是趨利避害的，人生世上，人們的一切活動最終都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如果缺少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物質條件，個人就無法生存，人生的追求或抱負就成了空中樓閣。“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統治者壟斷了一切政治權力和所有經濟利益，這等於牢牢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擁有了對臣民的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從才能生存，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代可以得心應手地實施殘酷的專制統治的根本原因。 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特徵就是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而一切控制或束縛都是建立在政治經濟權力之上的——屬於君主、貴族、官吏、地主、家長的等等。國家處心積慮地控制了一切謀生孔道，而只留下為專制國家服務才能生存發展一條途徑，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要在這種環境中生存下來就只有依附於政治權力或國家機器（具體為依附官長，上司等等）這唯一的選擇，作為一種必然的結果，中國人民的如同嗷嗷待哺的嬰兒一任統治者們姿意蹂躪宰割的命運就成為了幾千年來無法擺脫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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