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81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要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邓在党务政务和军事方面完整的无人可以比拟的资历和能力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然而，顺利担任军委主席这一要职与是否能够牢牢把握住这个要职并且不受他人掣肘行使职权毕竟还是有着重大区别。 邓是否是一位像老毛一样十分强势的军委主席需要我们回顾在军委主席这个职位上，他有过哪些重大的作为。

    邓作为军委主席近十年的时间内至少是完成了四件大事,邓的强势以其为了增强自己军权使用的有效手段在他完成这几件大事的过程中可以说是显现无遗。

    第一是在1979年底开始的断断续续将近十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邓先是调集了五六十万人马与骁勇善战的越军激战一月时间，后是让各大军区上前线轮战。邓如果没有魄力和号召力，要让大批军人在国家基本没有遭受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以重大伤亡的代价去流血拼命大战是无法想象的。 

    原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的观点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实质上是邓交给西方美国的投名状，从此西方美国把中国与俄国或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绝然地分别开来，有了诚恳的愿望与中国展开经贸往来。知名博主润涛阎写过一篇有趣的博文，认为中越战争给了邓小平一次绝好的机会从叶帅手中拿到了军权。在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事件中叶帅代表了军方最高层的支持，所起的作用当然重大，只是叶帅实在是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也就只好是拱手让出了兵权。

    作为军委主席，邓完成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百万大裁军和在“军队干部年轻化正规化革命化”的口号之下对军队将领层面的换血改造。邓的这一决定自然是使不少高级将领产生了英雄迟暮的感觉和不满情绪，换了别人也许早已是无法贯彻执行。邓的基本策略是先让党政方面的一些高级干部退下为将军们带个好头，当然也有些自己愿意退下的将军。中将上将一级的可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担任个虚职，不会觉得是被马上冷臧成了无用之人。1986年当万里在有中顾委成员参加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提议，今后中国政治的中心任务应该就是民主和法制的时候，中顾委多数成员表示坚决反对，致使邓不得不再次强调他早年所提倡的所谓四个坚持。 

    无论如何，邓的收获极大。当大军区司令和集团军首脑都成了资历相对浅薄的晚辈，邓控制下的军委行使调度指挥权力时肯定就会觉得十分地得心应手。

    作为军委主席，邓做的第三件大事当然就是在1989年初夏调集几十万人马镇压在北京抗议的学生和市民。这一次邓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五六位已经退下来的开国上将也是邓改革开放路线的支持者们联名反对使用武力对付学生。国防部长秦基伟当时的态度十分暧昧，甚至影响到了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冰执行中央军委命令时的态度。看到北京军区那么不情愿使用武力对付学生，邓只好从其它几个军区调集兵马，一时间军队调动几乎达到了十年前越战时的规模。北京军区38军军长徐勤先辞职抗命，沈阳军区39军军长和政委消极执行军令，部队进城速度极其缓慢。 

    在晚清六君子戊戌流血变法失败91年之后，北京的大学生们以百倍的规模再次上演了一场失败流血的变法。尽管面临党内军内部分高层人士的强烈反对，邓最后还是成了赢家。不过事后邓也许明白过来，6.4也可以说是一场他与中共政治改革派之间十分可悲又非常无趣糊涂的内搏内耗，虽说是带来了二十年的稳定，实际上也是为中共传统派今后掌控党政军大权悄悄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 

    6.4之后的中国有那么几年的时间在政治上是有点在黑暗中摸不着头绪，经济上也出现了严重的滑坡。当1992年春邓通过南巡讲话再次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时，他已经不再是军委主席。从后来邓推动改革的速度和效果来看，那个时候的邓确实不愧是无冕之王，实际上是没有军委主席头衔的军委主席，就因为他敢说“不愿意改革的就要下台”逼迫江核心冲破当时党内高层传统派的重围，使中国避免了回到文革之前的政经局面，同时也逃脱了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桎梏。邓的亲家杨家将开始在军队内部发声支持中国再次走向经济改革，《解放军报》发出社论“军队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在88岁的耄耋高龄之时，邓再一次上演了中国政治的一个神话。这位深谙中共政治之道和中国文化脉搏的老人通过手中握有的兵权再一次使劲地把神州推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巨大变化之中。中国现今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些红二代对邓怀有一些怨恨，其原因大概是邓开创的改革局面使他们英雄的父辈们在中国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看起来多多少少成了局外之人，也使他们父辈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失去了部分荣耀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