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錦濤的治下，中國沒有與西方就防污減排達成共識。習上台之後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與美國奧巴馬就此問題達成共識並任命了新的環境保護部部長。新任環境部長海歸博士陳吉寧上任後不久收到的第一份大禮就是在僅僅兩天內網絡點擊過億的環境保護大作《穹頂之下》。作者柴靜女士一方面是講述自身的經歷，另一方面通過大量調查和與環保專家們的訪談顯示：中國霧霾治理已經是刻不容緩，而中國的環保法規體制卻不能得到權威部門的遵守或認同。 在政治來說，柴靜的視頻作品觸動了一些人敏感的神經。第一，作為個人，柴靜不應該享有在網絡上公開大肆討論敏感問題的權力，儘管治理霧霾已經是刻不容緩。還記得《人民的名義》開場的部分嗎？就是貪腐犯罪分子可能馬上逃遁，最後決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中國的“政治原則”是黨委還得坐下來詳細討論。記得有位觀點保守的人士質問柴靜的環保視頻：難道中共在修改在大眾媒體上討論敏感問題的規則？ 柴靜的作品對美國英國保護環境的種種努力做了些正面的報道，與中國環境污染治理失敗形成鮮明對照。這種對照對於不少氣量狹窄的“愛國人士”來說難以接受。最後，柴靜不慎踏入政治雷區，公開宣揚讓私企進入採油行業，目的是減少對低質燃煤的依賴，於是得罪了誓死捍衛國企份額的中國左派。 最後的結果是，一方面柴靜宣傳環保的努力在網絡上博得了億萬中國人的讚譽，但另一方面也觸動了不少人的政治神經，遭到保守派的強力反擊最後是不幸遭到封殺。 新的環保部長在第一時間表達了對柴靜的感謝。總理在回答美國的一份雜誌提問時明確表達了對柴靜的支持。習總對上海的人大代表說，上海的空氣污染治理不能只是依靠風向，間接巧妙地回應了柴靜對北京霧霾治理靠風向的批評。 與柴靜交談的丁仲禮院士對霧霾採取的是政治和民族主義的立場。丁院士代表中國拒絕了與西方簽訂防污減排的協定，理由是協議必須讓中國人享有與西方同等的排污或碳排放標準，這才是公平的減排方案，因為“中國人也是人。”如果，中國只是在那樣的外交場合義正詞嚴地拒絕，但同時卻“偷偷”地大力治理霧霾污染，也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表面上拒絕，暗中卻可以偷偷實幹。 不幸的是，中國在拒絕西方的協議之後，自己的霧霾污染治理沒有取得任何明顯的進展，反倒是更理直氣壯的非法排污，來彰顯中國人民偉大的民族氣節。在污染這種生死攸關的問題上，政治化和情緒化的心態難道不是幼稚可笑和十分的危險嗎？ 丁仲禮院士的立場有三個重大誤區： 第一， 沒有看到中國大城市霧霾治理已經是刻不容緩，再有拖延很可能出現國家和人民承當不起的後果； 第二， 絲毫沒有考慮到中國社會和權力機構對環保法規的漠視，他的這種民族主義立場只會為無視環保法規的社會風氣推波助瀾； 第三， 人均排污排熱排的標準其實掩蓋了中國的排污現實，那就是中國人口和人均排污排熱分布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極大的不平衡狀態。換句話說，即使大城市被霧霾污染變成了鬼城，中國的人均排污排熱指數還會低於西方的標準，中國的環保局面還遠非是刻不容緩。 丁院士眼睛盯着的只是一個抽象的數值標準和國家的政治尊嚴，對於現實中發生了什麼，他好像沒有很大的意願給予真誠的關注。在他下意識之中，政治或國家的尊嚴也許高於公民的健康和生命。 說到這裡，俺想起中共頂級領導人受到極左迫害的一段往事。周恩來在生命的最後一年曾遭受了四人幫的嚴厲批判，原因是周相有向美方國務卿基辛格“卑躬屈膝”的表現。周的“卑躬屈膝“應該是出於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實際考慮，但毛澤東和四人幫認為在談判中方必須與美方在氣勢和措辭上完全對等，不能喪失了民族或共產黨人的氣節。有十億中國人民和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作為後盾，有天大的困難即使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在國際場合中，共也決不能讓步卑躬屈膝。 政府和領導集團的顏面高於人民的實際利益有時在不知不覺之間就構成了中國政治和社會的核心。很明顯，丁仲禮院士的部分角色就是自覺地維護好這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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