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坛发生的男乒退赛事件对国家政治体制造成的冲击，应该不是小事一桩。一帮体育名流为了保持自我感觉良好，竟然放弃为国拼搏为国争光的大好机会。其实在体坛发生男乒“集体兵谏”之前，中国文坛也并非平静。湖北作协主席女作家方方去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软埋》遭到左派大声口诛笔伐，势头看来有点像是想抓住方方这个典型发动一场围剿文化和文艺界自由派的政治运动。

   《软埋》描述的是一个地主家庭在六十多年前土改过程中的凄惨命运，一位地主的年青老婆如何差一点就随着老公被暴怒的农民活埋的故事。张艺谋早几年的电影《归来》也曾经遭到几个左派的激烈攻击，说是作品的基调无非是抱怨甚至是控诉，目的和效果就是颜色革命，也就是说中国的文人无权把自己所遭受的灾难公诸于世，尽管文革是中共自己早已定性的”一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张艺谋没有遭受任何官方的处罚，却仍然担任着国家重大文艺表演场合的艺术总监。理由当然是因为文革是被中共正式的政治决议所彻底否决的历史性灾难。写人民公社所造成的灾难好像也不会带来严厉的处罚，就因为毛发起的人民公社确实是导致了惨烈的大饥荒而且早已解散。那就是为什么像《老农民》和《平凡的世界》这些影视作品可以展示农民在新社会遭受饥饿的事实。

   土改的正义性是中共合法性的基础，这点方方应该是清楚的。对土改任何非正面的描述极有可能带来麻烦，不知道作者本人或授予作品“路遥文学奖”的评委是否有充分的认识。这一次，批判方方的不只是几个左派文人或小官员。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军方的一位退役一位上将也对《软埋》表达了出奇的愤怒。还有人明显的是要向中共湖北组织部问责，希望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方方在政治上遇到了麻烦，中国作家作为一个整体也许也遇上了麻烦。不幸的是，方方至今所做的辩护好像并没有说到点子上。作者应该是站在马列唯物主义的高度，慎重声明作品并不是否定土改这场历史性的变革，并不是要求农民把分到的土地还给地主。只有当农民把土地退还给了地主才是真正地否定了土地改革。其实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拥护平均地权的，只是对一些地主绅士在土改中所遭受的肉体折磨和被杀害的苦难深表同情。在土改中马列主义要到达的主要目标是物质化的，土地到了农民的手中革命就基本到达了目的。很明显，作者不是反对土改，而是对土改过程中出现的暴力现象表达出了些许抱怨。

   文学可以归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也可以设法与政治保持距离，专写人的情感，揭露政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非人性的因素，希望人类今后的政治变动可以减少一点暴力行为。事实上，中共就土改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出现的不少地主遭到杀害的现象发出过通知，要求不要再出现类似的暴力事件。所以，方方的描述确有其历史依据并非杜撰。 

   当然，土改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剥夺地主的政治权力，改变了以往地主在乡下里“称王称霸”的局面。方方的《软埋》显然也不是要为地主夺回这份“称王称霸”的政治权力，试图把农村的基层组织拉回到解放前的局面。归根结底，《软埋》既不是要求把土地退还给地主，也不是在暗示地主乡绅比中共选定的干部是管理中国乡村更合适的人选。作品的实质不过就是向世人展示一些地主在那场历史性的变革中所遭受的苦难。土改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大致上是平和和富于理性的，难道方方没有权利描述那些非理性的苦难的事实？

   白鹿在现实中的化身白灵在陈忠实的小说中是被中共内部的极左分子活埋，难道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挑战整个中共革命的性质？呈现中共极左派所造成的杀戮和苦难难道只是中共内部的权力，而普通人只能是保持沉默，作家们只能避而远之？ 

   土改的性质和胜利果实绝不会被文学作品所更改，这应该是常识。一些左派人士所极力维护的并非是土改本身， 而是一种左派历来追求的完美无缺至高无上的荣耀，一种中共决不能被下层党员和党外人士所批评的权威。在顶级文豪莫言的作品中，解放后农民所遭受的饥荒饥饿是频繁出现的现象，由是莫言也同样招致了左派的抨击。幸好，莫言笔下的饥饿分散在几个不同的短篇之中，也是乘机在言论较为宽松的时期发表。方方的中篇《软埋》在眼下这种政治收紧的时候发表，自然就成一些人眼中的重磅炸弹。 

   方方要为自己辩护，最好的方法不是指责抨击者的心态还是属于黑暗的极左传统，而是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高屋建瓴的气势，怀揣着老师开导学生那样的耐心向他们指出《软埋》决非是企图说服中共动员农民把土地退还给地主或他们的后代，也不是建议让旧时代的乡绅或富豪来管理现在的乡村。作品所传递的不过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不过是为那时无辜的受害者献上的一束花絮。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文人在字里行间显露出的抱怨情绪是渺小的，那种为了一个政党一个统治集团极力营造一种完美无缺至高无上荣耀的冲动，在历史的长河中同样也会显得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