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在文革中大力拥毛的态度，一般的解释都说是周恩来是不得已为了党内团结。

多维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倒是提供了新的视角。其实文革前的1964年周搞的《东方红》史诗就是挺毛的力作，与林彪在军队中发起的活学活用老毛语录的政治运动其实就是遥相呼应。多维这篇文章的要点是周恩来作为总理其实对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饿死几千万农民是负有直接的责任。

宋任穷揭：周恩来黑龙江强硬征粮 饿死19万人

本文摘自《新发现的周恩来》，作者司马清扬、欧阳龙门

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天饿死人更多。也就是说1959年春天，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在线挣扎，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

早在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1960年2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12万多。农村的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1960年初，周恩来收到有关部门转来的安徽省一个政协委员的来信，信中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饿死人情况。周恩来于3月29日致函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求查明情况后回复。

信件全文如下：

希圣同志：

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明后复我一信。

敬礼！

周恩来

一九六零三月二十九日

周恩来并没有认真对待此事，仅是表示“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同时此信表明了周恩来知道“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

随即在4、5月份，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和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分别写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事后周恩来也只是表示“信阳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有人说，周恩来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受饥饿的群众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时，被深深地震动了，他整整一夜没合眼。

但是整整一夜没有合眼的周恩来又采取了那些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开仓放粮么？没有。相反，周恩来还采取了相反的动作，在造成几千万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杨继绳先生在其《墓碑》一书中讲述了这么一个情节：由于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1960年12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发出密电：《关于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级注意解决死人问题，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级完成粮食征购任。前者只是口头上的号召，而后者却是加速死亡的切实行动。1961年9月15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在政策范围内多购一些，少销一些”，“全省全年的征购任务坚决完成32.1亿斤”，并把这个指标分配到了各专区。沧州专区接到2.4亿斤的征购任务后，再向县分配下去，有的县农民的平均吃粮水平每天只有2两多一点。河北省这样做也是中央逼出来的。1961年10月5日晚，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强调指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还批评河北省征购任务完成得极为缓慢。10月16日，参加这个会议的省长刘子厚给在省里的领导人阎达开、李砚农、万晓塘打回紧急电话，提出“首先把征购任务切切实实地肯定下来（不是力争，而是坚决）完成33亿斤。”“我们必须向各级干部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明大义，顾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况下，还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动员起来，做好群众工作，坚决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区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仅邯郸地区就派出了3,638名干部下乡，分片包干抓粮食入库运动，入库粮食在增加，但农民和基层抵触情绪也在增加，他们质问：今征购任务增加了两次，为会么还要增加？在这场“粮食入库运动”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泪？这是可想而知的。

宋任穷回忆：1960年10月周恩来要求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拨粮食，并询问黑龙江省，粮食是不是要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继续征粮的决心。宋任穷还回忆到，当时他派了大批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调查黑龙江省的情况，写了不少报告。周恩来就看了19篇。但是这并不影响周恩来在1962年继续从黑龙江征收大量粮食。

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杨易辰回忆：1962年，中央给黑龙江省下达了调拨28亿斤粮食的任务。黑龙江虽说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比有些省稍微好过一点，但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已经十分困难，粮食非常紧张。人吃马料，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肿，患肝炎的相当普遍。我主管财贸工作，负责安排全省人民的生活，既感到责任重大，也感到压力很大。1962年3月，总理到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调粮问题是一个主要议题。黑龙江省是欧阳钦同志和我参加的。会上，当总理向我提出要黑龙江省再增拨2亿斤粮食支持外地时，我就有些想不通了。觉得黑龙江已经调出了不少粮食，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再要多调出2亿斤粮食，实在困难太大，如果因为粮食出了问题，也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我是个直性子，想不通的事就不容易转弯。因此，就同总理争了起来，表示对再调拨2亿斤粮食有意见，要求中央考虑黑龙江的实际困难。总理表现出高度民主的作风，他并不打断我的话，也没有强迫我执行命令，而是耐心地听我讲完，然后循循善诱地与我谈，要树立全局观念，服从大局。黑龙江有困难，但其它省份更困难，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国家要拿出粮食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过难关。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决支持和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总理的一席话，使我深受教育。我感到自己确实是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多了，想整体的利益少了。思想通了，在行动上我坚决执行了中央的调粮计划，想办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与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任务。

结果却是黑龙江饿死了19万多人！

真的拿出粮食来帮助其它省了？还是出口了？此问题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对于粮食的去向分析的非常透彻，在此，笔者仅引用当时的库存粮来说明问题。

对于当时（1960－1962）年间的粮食情况，周恩来是了如指掌的。仅仅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根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就粮食问题谈话就多达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但是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死亡几近都在农村！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但是农村即使饿死人，但是由于地处偏僻，在中共当时的封锁体制下，很难象大城市那样容易传播出去。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涉及估产、征购、销售、调拨、进口和集中运输的等多项议题，唯独没有提到甚至也无建议：开仓放粮！

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周恩来无需说什么大话，只要下令开仓放粮就可以了！而在个别地方，确实有地方官员开仓放粮而导致本县死亡人数大大低于邻县！就连信阳那么死亡严重的地方，都没有运粮进来！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