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關於如何定性文革的博文提及到兩個中學生，然後又引起海外兩個成年知識分子為文革辯護。 兩個中學生是機靈的，一個躲在老師身後另一個用教科書作為自己的擋箭牌。歷史老師和北京寫書的那幾個人都不覺得有巨大的道德負擔，又何苦為難中學生這個涉世不深的群體。也許中國的博士生知道如何在事實，權力的壓力和個人尊嚴之間尋找平衡，他們可以這樣回答：“現在這可能不是一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提問者和回答者都需要細讀了新的課本和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文革的決議之後才可以比較圓滿地對待這個問題。” 

兩個為文革辯護的知識分子和成年人與中學生比較當然技高一籌。一個指出文革客觀的一面--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來掩蓋文革是一場人道主義災難。 另一個指出文革客觀的另一面：文革定性為災難與黨內軍內不少高官的悲慘遭遇密切關聯，否則難以定性為災難。

事物常常有幾個不同的方面， 用一個層面來掩蓋甚至是否定另一個層面顯然是一種狡辯。在中國一場社會災難的客觀定義應該是：上十萬人被迫害致死上百萬人遭受嚴重迫害。 文革顯然是符合這個定義的。

德意日法西斯被定義為反人類的邪惡勢力，這自然與德意日法西斯被打敗有莫大的關係，但同時德意日法西斯的殘暴和侵略他國也是事實，為法西斯狡辯的人都是睜眼不看這個基本事實。一些日本人不太願意承認他們在二戰中的暴行，他們不敢明確表達的思路大概是: 亞洲的歷史一直就是不同民族之間的征服性戰爭，日本不過是延續了這種歷史慣性。

人類文明在二戰之後進入一個更高的層次：在革命在國家的名義之下去剝奪大量人的生命越來越遭到譴責。中國現在問題的實質就是到底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最重要的， 還是“紅色”江山萬年長是最重要的？ 當然中共和中共軍方中的開明之士也許正在兩者之間尋找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