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媒”的提法早已有之，但“黨媒”在大陸社會和政治生態中轉變成了一個人們難以繞過去談虎色變的顯性大詞好像還是近幾年冒出來的新生事物。數年前，習總在劉雲山的陪同下視察央視告誡“黨媒要姓黨”的話音剛落，任大炮在博客中抱怨“媒體都姓了黨，人民的聲音肯怕都將被統統掃入角落。” 有種與黨的領袖公開頂撞，任志強遭到黨媒和左派猛烈抨擊。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挺身而出為任大炮辯護：“任何一個黨員都有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力。” 黨校教授於是也遭到左派攻擊，不久習在劉雲山陪同下視察中央黨校，還道出了另外一番著名論斷：“黨校要姓黨。”

  從理論上來說，中央黨校肯怕應該是信奉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姓黨。”這點作為常識，黨校從上到下的教職員工應該都是心知肚明。習總為何要鬼使神差地違背常理呢？黨可以變修背離馬克思主義，這是從老毛到平頭百姓都明白的道理。

     到十九大召開前夕，中國政治局勢的蕭殺態勢讓任大炮和蔡教授那種與黨的領袖公開頂撞聽起來似乎成了天方夜譚。敢怒不敢言人心不服大概是真實的寫照。其實不少體制內的記者編輯十分反感黨的態度突然一下變得如此霸道，不少中央黨校的教授們大概也厭惡這種徹底剝奪了人們言論自由的“左轉。” 否則，黨校的副校長也不會在十八大之後還公開宣稱政府不能搞“防民之口勝於防川。” 否則，央視的攝影記者也不會冒着風險生動地記錄下了人大會上答記者問時震驚中外的翻白眼事件，新華社的英文記者描述王岐山—這位中共左轉急先鋒大將—與普京的會晤，也不會強調是非正式的性質（on the sideline），並沒有得到普京的足夠重視。

   中國政治上的左轉作為寥寥幾個中共頂級大佬商討之後扣下的大盤，得到了改組之後新軍委的鼎力支持，然而體制內的筆桿子們是否都十分理解和支持那就是另外一說了。並不是所有體制內的筆桿子都願意看到黨權以軍權作為後盾過分膨脹，黨可以擁有指鹿為馬的淫威。

  誰願意看到中國墜落到現在這種“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的可悲境地？

    “二帽子王”王岐山那篇闡述十九大精神的重點長文再次吹響了中共左派和封建派重建“黨天下”戰役的號角。之後幾個月的時間內“黨的領導全面覆蓋”這一新的提法甚囂塵上，結果是無人再敢提什麼“黨政分工”，結果是原來屬於國務院的幾個部門被合併到中宣部的旗下。

  包裝被剝落之後，人民共和國立馬淪為黨國黨天下。羞於活在一個赤裸裸的專制體制之中，肯怕是也有點心急如焚，體制內開明的筆桿子們利用中共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發起反攻。首先，習的政治秘書（在王滬寧的授意之下？）在習的長篇發言中塞進了所謂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這一提法，緊接着中共頂級喉舌《求實》，《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相繼發文闡述“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品格，”中共政治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馬克思主義其實是：

    “確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主人，是社會物質財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

    和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人民日報》任平）。

   利用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稍有膽識的文人向以槍桿子作為後盾的左派封建派發起一輪反攻，而且把這場反攻延續到了在紀念中共誕辰之日。所以我們看到《人民日報》在七月一日社論的標題是：“始終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而不是再次把“黨的絕對領導”在眾目睽睽之下敬奉在神壇。

   中共內部政治輿論也許悄悄地在發生一點轉變，所謂“黨的領導全面覆蓋”在“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面前可能至少是需要作出一點點表面上的裝飾性質的讓步。中共頂級大佬的真實內心也許是企圖在“黨的領導全面覆蓋”的權威之上抹上幾道馬克思主義人民性的色彩，以迫不及待地加強自己在中國文人群體心目中的合法性質。

   不言而喻，在一個有幾千年儒家文明歷史的大國，無論是如何高喊“四個自信”，光有武警特警航母作為後盾，中共頂級大佬們還是不能感到到完完全全的心理踏實

   央視在黨的生日所發表的評論與《人民日報》比較顯得保守許多。央視還得首先大談黨的領導和習的所謂社會主義新時期理論，然後才敢討論黨的人民性黨必須與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央視的左右逢源其實反映了現實：黨一時高興在心情開朗的日子裡可以與民同樂干在一起，黨如果心情不好 （feel somewhat depressed)，黨也敢於善於單打獨鬥。

   客觀上來說，這些年中國政治力量的主體是中國武裝力量最高層的十來個將軍，協助中共幾位頂級大佬與鄧的政治遺產進行着一場“偉大的鬥爭。這些歷史的推動者現在如果願意傾聽黨內文人們打着馬克思主義人民性的旗號所發出的呼籲並做那麼一點反思，人民的聲音也許就可以在黨權的覆蓋之下獲得一點點屬於自己的空間。

《人民日報》社論鏈接： 始終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