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屆七中全會也就是習登上權力頂峰的十八大前夕，當時開明派還占有多數的中共政治局所通過的集體決議突出了兩個重點，一是強調推進民主和法制，二是把改革開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黨同志必須牢記只有通過改革開放才能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令人非常吃驚的是，習在大會的總結髮言中把政治局的集體決議完全撇到一邊束之高閣，卻爭鋒相對地提出了另外的思路：經濟上要有獨立自主的精神，政治上要恢復黨在文革以前的優良傳統。

會還沒散就公開與政治局集體決議大唱反調，難道習就不怕坐上龍椅之前出現譁變？敢與政治局決議公開叫板，中共歷史上肯怕還只有毛澤東一例。當然政治局歷來也只是表面上的權力核心，真正的權力操盤手必須掌控軍隊同時在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中有聽命於自己的一大幫勢力。

習的底氣和安全感只能是同時來自“太上皇“老江和即將要退位的胡二人的聯手鼎力相助。既然江胡二人都默認習可以凌駕於政治局之上，他人也不好就憑着習的弦外之音或比較出格的說法在那種權力交接的重要關頭鬧出什麼大的動靜。誰知道習的葫蘆里當時賣的什麼藥呢？

為了挽救黨和軍隊免於毀於日甚一日的極端腐敗或者說是為了保住黨的”紅色江山”，外人不妨可以推測，江胡習三人商定的結果是必須完成三個轉變,不是用民主憲政的方法解決問題，而是走回頭路恢復中共過去的做法：

第一，國家在政治上必須左轉，消滅還處在萌芽狀態的那麼一點點言論自由徹底剝奪人民公開批評政府的權力。

第二，在中美關繫上，提出所謂新型大國關係，通過南海紛爭利用《環球時報》高等WM挑起意識形態的對抗拉開與美國的距離，把三十多年來較為友好的中美關係降格為非敵非友的狀態。

第三，大力啟用紅二代軍中勢力，通過反腐和軍事體制改革，掃除開明派和鄧派在軍委的代理，讓軍權牢牢掌握在中共傳統派的手中。

短短幾年之內有江胡二人的鼎力支持作為後盾，習在所有預定方向上可以說是超額達到了既定目標。水工如果不是習的後台，不可能讓習把上海作為政治晉升跳板，習不可能順利掌控軍委，上海幫也不可能通過王滬寧和韓正繼續影響中國政局。有觀察者認為胡錦濤看不慣習的“倒行逆施,”胡統領他的所謂團派一直在奮力抗爭。請記住，是胡在他的第二任期內提出了所謂“新型大國關係”並讓他在外交事務上的代理人戴秉國把“核心利益”專指台灣西藏的特定內涵偷偷轉換為泛指中國所有領土。就是在胡的第二任期內，中國海軍占了黃岩島，國防部長開始繪製把七大軍區壓縮至四五個軍區的軍事體制改革藍圖。此外，胡在第二任期內與政治改革頭面人物溫家寶的緊張關係難道不說明一些問題？

習被"請來”所賦予的歷史性重任就是聯絡軍中紅二代勢力反腐救黨讓中國在極度貧富懸殊的社會矛盾中得以平穩過渡。

但是五年多來習在內政外交領域的所做所為，終於讓中共內部諸多早已退下的大員們看清了習的廬山真面目。習政治上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很可能並不只是討好部分紅二代所採用的臨時性策略，而是將長期實施的戰略性藍圖。在這樣的藍圖夢想中，人民被剝奪了任何政治權力，共和國蛻變為黨國，中國會隨時處於與西方文明交戰的臨界狀態。

中國政治生態的轉變令人眼花繚亂。在黨的原有決議中被定性為災難的文革在新的中學課本中變為中性，早已被杜絕的個人崇拜之風開始盛行。作為國本的中美關係從穩定友好驟然退化到了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全面對抗，國本於是發生動搖。

眼睜睜地看着這場歷史性的倒退，年老退下但開明一點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已是忍無可忍只好集體上書聲討。而習既然軍權在握又掌控了現有政治局一幫人馬大概仍是信心滿滿胸有成竹。做些小的調整，在老人們見馬克思之前給他們一點面子，對於習大大來說自然不是難事。集體上書加入聲討的老人們無論人數多少，無論是否代表了民心黨心，習都不可能屈服他們召開什麼緊急擴大會議的請求給與他們公開正式發言的機會，除非這些老人們的背後還聚集了另外一股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