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坐在内陆山城一幢高楼的办公室室，窗外一片春色，阳光柔和，远处的歌乐山像一幅宋元春山图，看不见的嘉陵江静静流淌——春汛的时节还没有到来。我伏案写字的座椅靠背后面印着“正写作，勿相扰”六个字，四周是按我的意志分类堆积的书籍，它们是我贵为“民间思想家”身份的物证，让几多来访者脚步放轻。墙上是名人字画。我靠它们存活，并且不无自得地据此“大隐”于闹市。

       但自国涌一个月前要我写一篇纪念林昭的文字后，我与这一切有了距离。不时出现一些托尔斯泰式的“孩子气”的问题：你靠什么活着，为了什么活着，你赖以生活的理由真实吗？一旦撒手，你敢说你能够无所憾疚地离开，你敢奢望还有一个世界在等着你吗？那个世界上你的全部可称高尚的理想，都可以实现？

       我与林昭认识，是通过胡杰那部《寻找林昭的灵魂》。这世上，有这么一种人，如同跨洲越洋迁徙的候鸟，茫茫夜空中的流星，遵循某种旨意，只为体现那神秘而永恒的命运，只为一瞬间的光辉而殒身消逝，他们是每一个外婆讲给小孙孙听的天使，他们是乘马车越过古老山河回家的远行人，他们是只为一种风景——十字架——所陶醉所神往的殉道香客。

       林昭离开这个丑恶世界快整整四十年了。胡杰的采访唤醒了林昭亲人同学情人的记忆，胡杰走到了我们时代电视纪录片可能达到的极地，但他无法越出那道门槛，我们谁也地无法再现林昭最后时分的细节。毋需蒙面的刽子手的形象，他们施以牺牲者的最后暴虐，那个时代，行刑者以行将毁灭的生命的痛苦程度直接显示暴政的权威，我们贫乏的相像力和可耻的好奇心，无法打探35岁的林昭最后的姿态，我们聪明高雅酷爱细节分析的全部历史学界，无缘窃取中国二十世纪与秋瑾遥相点头目示的圣女的一声叹息，我们没有资格倾听她与上帝相见的那一声问安与抚慰。

       据说，这个国家以“主渠道”为首的成千上万部电视片，足可以赚取数千亿利润，从业人员达数百万，亿兆或清朗或浑浊的眸子、或纯朴或卑污的心灵，从中直观、生动、可感并且幸福地知道了无仙也可攀，无道也可拜的三山五岳，从不断子绝孙的秦火清狱……胡杰一人，没有立项、投资、颁奖、鲜花，没有这个时代全部劳什子，只有心酸，悲怆，痛楚，叹息，只有跋涉，叩问，等待，风险，我不知道最初是什么力量把胡杰拉了回来，推上路，让他南下北上，这条沉默的汉子为此更加沉默之后，他究竟为自己，为世人做了什么？

       去年某日章诒和突然来电，称将与胡杰西游，接着把电话交给胡杰。那头的声音似乎远自天边，电流一下减弱，他的声音苍凉静穆。什么也没有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从圣地归来的汉子，你何时到来，都是最特殊的朋友，来得最远的客人，我们当然没有盛筵款待，我们只为你，为你追寻的灵魂，点燃红烛。

       信息泛滥的时代，我这里不时出现些来路不明的光碟，让人看了恍然大悟的，唏嘘不已的，惊心动魄的。唯有林昭，在最凶残最黑暗最血腥的时代，孤独地站着，因为手铐脚镣，幽幽地站着。你给我们留下的，岂止鲁迅的《药》，这个不惮以最坏的心思揣度中国人的绍兴人，他笔下的刽子手仍是自知有罪的小鬼式侏儒，几十年下来，这侏儒已经翻身为天下的主人。索尔仁尼琴早于我们三十年就指出，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夫科尔尼科夫知道自己是坏人，手上的血不是红墨水，而二十世纪用先进思想观、人生观武装起来的人们，他们踏过牺牲者尸身的时候，内心是平静的，甚至很自豪，他们的眼睛仍然是明亮的，他们坐在温暖的家里，胃口好得很。

       不，鲁迅描绘的旧式反抗者和刽子手，已经被大大地、不可逆转地超逾了。惟有林昭，你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最后的时刻。你用刽子手们也听得懂的词语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你用那个时代整个民族都觉得稀罕的声音说：生命有涯，自由无价，你用毛泽东们永远不可企及的高度和宽广，向一切时代一切国度说：奴役的人们不得自由，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你没有姿态，支撑你睁开双眼，站定脚跟的血液已化为那一行行文字，古今中外一切殉道者，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俄罗斯北海荒凉城堡中的苦行僧，古拉格群岛终年不见阳光的苦役犯，他们是你的兄弟，父辈，爷爷，他们是上帝的杰作之一，浑厚低沉，混响于天地间的男低音。法兰西幸亏有贞德，巴黎为此蒙受了永久的唯一的神圣之光。俄罗斯妇女，前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姐妹，后有索菲娅，俄国因此可以骄傲一千年。而我们有林昭。

       一切都隐退开去，铁槛，枷锁，入骨的严寒，厉声审问，女性的痛苦，还有“押赴刑场”，这个现代中国最无耻最野蛮最下流的术语，带刺的绳索，针药，他们蹭你，揪你的头发……都隐退了，都不曾发生，连那颗只值5分钱的子弹，也没有从枪膛射出，不，它被很人性地射向空气，是你的头和心脏撞上了……都隐退不见了，一切都过去了，请忘掉吧，本来就没有什么。只是一条线，路线，只是往左偏得远了点，只是人类固有的极端性格，出发点没有什么大错，用心还是好的，俱往矣。

       不，俱未往。那个时代曾经有某种慷慨的许诺，如同《圣经》给人类的希望一样，即使遭到最可耻的背叛，只要有一个人在坚守，在向专制复辟抗辩，它的全部道义权威就有生还的可能，而那蜕变成庞然巨物般的利维坦，无论衍生出任何天文数字般的手脚喉舌触角，无论窃据膨胀了多么令世界惊愕的GDP总量，都不能遮蔽一个弱女子的身影，无论多么堂皇的理论体系，多少巧舌如簧的御用文奴，都不能磨洗一叠带血的文字。

       女性，生命的缔造一方，爱情的源泉所钟。女性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天然尺度，而且是人类不至沦为兽类的无形屏障。当一个国度把女性作为工具时，它便犯下大不义之罪，当一个政权不以虐杀女性为耻为罪时，它便是名符其的邪恶政权。当一个时代，只有女性以其真纯、诚实、朴素和圣洁挺身而出时，这个时代便被称为“地狱”。二十世纪中国，天地翻覆，六合黯澹，都是中国男人们造的孽，犯的罪。除了江青、聂元梓、宋彬彬“一小摄”女人外，中国所有女性的双手都是干净的。秋瑾、张志新、林昭们以其惨烈的消殒，给我们留下的，是一部不仅使专制帝国黯然失色、而且为未来埋下真理、希望和爱的种子的启示录。

       林昭的时代虽然黑暗无边，但国人内心还有某种渴求，希望的光很微弱，却很真实地闪耀在苦难的中国。林昭1968年4月29日罹难后，不到半年，几千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那是一个开始觉醒的时代，然后是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要痛心地承认，林昭所向往的，为之流血的时代，绝不是我们这些苟活者所在的时代。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一个长期不分善恶是非的社会，一个恶贯满盈的暴君，与一个腐败不堪的制度，既能干出杀害林昭以及数以千万人死于非命的滔天恶绩，又能创造世界历史上不曾出现的经济奇迹。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这两者之间存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它们并不冲突。

       我们面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真正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为林昭平反昭雪，接受林昭为民族先贤祠里的圣女，这意味着我们认同高贵、博爱、正义，理想，意味着我们服膺自由、民主、人权、宽容，意味着我们无法接受权力的专横及其附庸——金钱的贪婪。

       但是，我们认同的仍然是制度化的人性之恶，我们服膺的从来没有超过每个个人的私欲，我们还在接受使林昭喋血不止的那种变形记，那个浓黑的宿命。

       昨天是戊子年清明节，无数国人在法定假节日中祭奠祖宗亲人，中国人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问一下鬼神之事，窥一眼黄泉之境，感受一下生前死后的虚无与意义。既有“人各亲其亲”的人性之常，我们就多少还可以再存希望，终有一日，当更多的人，尤其年轻一代，用眼泪、感叹和心灵的震动，像公祭我们的神祗远祖和历代先贤一样，祭祀林昭，我们就会有某种未来的慰藉。即使到了那一天，我们仍然意犹不平，总得把从毛泽东开始那一个个恶人擒到林昭灵位前，让他们屈膝下跪，忤悔认罪。毋需他们流血，即使是他们那污浊而抽象的血，“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不是林昭的哲学，也不是我们热衷的活计。

      年近六十，对一己的人生和世界的意义益发怀疑。生活仍在继续，因为一点小名气，南来北往的事一下多了起来。但心里一个声音一直存在，无法回避。想起托尔斯泰在五十岁上下，突然出现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他在《忏悔录》中面对灵魂和上帝发出的“孩子气”的问题。我也有很多缺憾，其中之一与托翁类似，在一个黑暗时代竟免于牢狱之灾。梨洲先生有“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的名句，此生已无缘体验。林昭本来与监牢很远，离镣铐的冰凉锈蚀很远，她的血本不该用来写字，她的头和心也不是生来穿透子弹的……我至今无法面对这名江南女子的噩运，谁在我面前提到她的名字，我甚至觉得我们都是杀害林昭的同盟，我们都是十几亿看客之一。某种意义上，人生的基石只系于一种状态，那常常是另一个生命的形象，她的故事、文字，面临磨难时的态度，甚至那些很不起眼的细节。对于我，在困惑危难袭来时，首先出现的总是母亲的慈晖。我相信，东方的女性有一种使命，无论在地下还是天上，都是我们这些可怜可悲的男人们的守护神。林昭走的时候35岁，而我已苟活到花甲之年，从年龄上，她永远是我的一个妹妹，年轻，美丽，人生才开始，站在那里，孤独地，幽幽地，远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