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坐在內陸山城一幢高樓的辦公室室，窗外一片春色，陽光柔和，遠處的歌樂山像一幅宋元春山圖，看不見的嘉陵江靜靜流淌——春汛的時節還沒有到來。我伏案寫字的座椅靠背後面印着“正寫作，勿相擾”六個字，四周是按我的意志分類堆積的書籍，它們是我貴為“民間思想家”身份的物證，讓幾多來訪者腳步放輕。牆上是名人字畫。我靠它們存活，並且不無自得地據此“大隱”於鬧市。

       但自國涌一個月前要我寫一篇紀念林昭的文字後，我與這一切有了距離。不時出現一些托爾斯泰式的“孩子氣”的問題：你靠什麼活着，為了什麼活着，你賴以生活的理由真實嗎？一旦撒手，你敢說你能夠無所憾疚地離開，你敢奢望還有一個世界在等着你嗎？那個世界上你的全部可稱高尚的理想，都可以實現？

       我與林昭認識，是通過胡杰那部《尋找林昭的靈魂》。這世上，有這麼一種人，如同跨洲越洋遷徙的候鳥，茫茫夜空中的流星，遵循某種旨意，只為體現那神秘而永恆的命運，只為一瞬間的光輝而殞身消逝，他們是每一個外婆講給小孫孫聽的天使，他們是乘馬車越過古老山河回家的遠行人，他們是只為一種風景——十字架——所陶醉所神往的殉道香客。

       林昭離開這個醜惡世界快整整四十年了。胡杰的採訪喚醒了林昭親人同學情人的記憶，胡杰走到了我們時代電視紀錄片可能達到的極地，但他無法越出那道門檻，我們誰也地無法再現林昭最後時分的細節。毋需蒙面的劊子手的形象，他們施以犧牲者的最後暴虐，那個時代，行刑者以行將毀滅的生命的痛苦程度直接顯示暴政的權威，我們貧乏的相像力和可恥的好奇心，無法打探35歲的林昭最後的姿態，我們聰明高雅酷愛細節分析的全部歷史學界，無緣竊取中國二十世紀與秋瑾遙相點頭目示的聖女的一聲嘆息，我們沒有資格傾聽她與上帝相見的那一聲問安與撫慰。

       據說，這個國家以“主渠道”為首的成千上萬部電視片，足可以賺取數千億利潤，從業人員達數百萬，億兆或清朗或渾濁的眸子、或純樸或卑污的心靈，從中直觀、生動、可感並且幸福地知道了無仙也可攀，無道也可拜的三山五嶽，從不斷子絕孫的秦火清獄……胡杰一人，沒有立項、投資、頒獎、鮮花，沒有這個時代全部勞什子，只有心酸，悲愴，痛楚，嘆息，只有跋涉，叩問，等待，風險，我不知道最初是什麼力量把胡杰拉了回來，推上路，讓他南下北上，這條沉默的漢子為此更加沉默之後，他究竟為自己，為世人做了什麼？

       去年某日章詒和突然來電，稱將與胡杰西遊，接着把電話交給胡杰。那頭的聲音似乎遠自天邊，電流一下減弱，他的聲音蒼涼靜穆。什麼也沒有說，曾經滄海難為水，從聖地歸來的漢子，你何時到來，都是最特殊的朋友，來得最遠的客人，我們當然沒有盛筵款待，我們只為你，為你追尋的靈魂，點燃紅燭。

       信息泛濫的時代，我這裡不時出現些來路不明的光碟，讓人看了恍然大悟的，唏噓不已的，驚心動魄的。唯有林昭，在最兇殘最黑暗最血腥的時代，孤獨地站着，因為手銬腳鐐，幽幽地站着。你給我們留下的，豈止魯迅的《藥》，這個不憚以最壞的心思揣度中國人的紹興人，他筆下的劊子手仍是自知有罪的小鬼式侏儒，幾十年下來，這侏儒已經翻身為天下的主人。索爾仁尼琴早於我們三十年就指出，當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拉夫科爾尼科夫知道自己是壞人，手上的血不是紅墨水，而二十世紀用先進思想觀、人生觀武裝起來的人們，他們踏過犧牲者屍身的時候，內心是平靜的，甚至很自豪，他們的眼睛仍然是明亮的，他們坐在溫暖的家裡，胃口好得很。

       不，魯迅描繪的舊式反抗者和劊子手，已經被大大地、不可逆轉地超逾了。惟有林昭，你靜靜地站在那裡，等待最後的時刻。你用劊子手們也聽得懂的詞語說：歷史將宣判我無罪，你用那個時代整個民族都覺得稀罕的聲音說：生命有涯，自由無價，你用毛澤東們永遠不可企及的高度和寬廣，向一切時代一切國度說：奴役的人們不得自由，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你沒有姿態，支撐你睜開雙眼，站定腳跟的血液已化為那一行行文字，古今中外一切殉道者，中世紀宗教裁判所，俄羅斯北海荒涼城堡中的苦行僧，古拉格群島終年不見陽光的苦役犯，他們是你的兄弟，父輩，爺爺，他們是上帝的傑作之一，渾厚低沉，混響於天地間的男低音。法蘭西幸虧有貞德，巴黎為此蒙受了永久的唯一的神聖之光。俄羅斯婦女，前有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姐妹，後有索菲婭，俄國因此可以驕傲一千年。而我們有林昭。

       一切都隱退開去，鐵檻，枷鎖，入骨的嚴寒，厲聲審問，女性的痛苦，還有“押赴刑場”，這個現代中國最無恥最野蠻最下流的術語，帶刺的繩索，針藥，他們蹭你，揪你的頭髮……都隱退了，都不曾發生，連那顆只值5分錢的子彈，也沒有從槍膛射出，不，它被很人性地射向空氣，是你的頭和心臟撞上了……都隱退不見了，一切都過去了，請忘掉吧，本來就沒有什麼。只是一條線，路線，只是往左偏得遠了點，只是人類固有的極端性格，出發點沒有什麼大錯，用心還是好的，俱往矣。

       不，俱未往。那個時代曾經有某種慷慨的許諾，如同《聖經》給人類的希望一樣，即使遭到最可恥的背叛，只要有一個人在堅守，在向專制復辟抗辯，它的全部道義權威就有生還的可能，而那蛻變成龐然巨物般的利維坦，無論衍生出任何天文數字般的手腳喉舌觸角，無論竊據膨脹了多麼令世界驚愕的GDP總量，都不能遮蔽一個弱女子的身影，無論多麼堂皇的理論體系，多少巧舌如簧的御用文奴，都不能磨洗一疊帶血的文字。

       女性，生命的締造一方，愛情的源泉所鍾。女性不僅是人類文明的天然尺度，而且是人類不至淪為獸類的無形屏障。當一個國度把女性作為工具時，它便犯下大不義之罪，當一個政權不以虐殺女性為恥為罪時，它便是名符其的邪惡政權。當一個時代，只有女性以其真純、誠實、樸素和聖潔挺身而出時，這個時代便被稱為“地獄”。二十世紀中國，天地翻覆，六合黯澹，都是中國男人們造的孽，犯的罪。除了江青、聶元梓、宋彬彬“一小攝”女人外，中國所有女性的雙手都是乾淨的。秋瑾、張志新、林昭們以其慘烈的消殞，給我們留下的，是一部不僅使專制帝國黯然失色、而且為未來埋下真理、希望和愛的種子的啟示錄。

       林昭的時代雖然黑暗無邊，但國人內心還有某種渴求，希望的光很微弱，卻很真實地閃耀在苦難的中國。林昭1968年4月29日罹難後，不到半年，幾千萬青年學生上山下鄉，那是一個開始覺醒的時代，然後是被稱為“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我們要痛心地承認，林昭所嚮往的，為之流血的時代，絕不是我們這些苟活者所在的時代。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一個長期不分善惡是非的社會，一個惡貫滿盈的暴君，與一個腐敗不堪的制度，既能幹出殺害林昭以及數以千萬人死於非命的滔天惡績，又能創造世界歷史上不曾出現的經濟奇蹟。現在，我開始意識到，這兩者之間存有某種內在的邏輯關係，它們並不衝突。

       我們面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真正前所未有的大變局，為林昭平反昭雪，接受林昭為民族先賢祠里的聖女，這意味着我們認同高貴、博愛、正義，理想，意味着我們服膺自由、民主、人權、寬容，意味着我們無法接受權力的專橫及其附庸——金錢的貪婪。

       但是，我們認同的仍然是制度化的人性之惡，我們服膺的從來沒有超過每個個人的私慾，我們還在接受使林昭喋血不止的那種變形記，那個濃黑的宿命。

       昨天是戊子年清明節，無數國人在法定假節日中祭奠祖宗親人，中國人終於可以正大光明地問一下鬼神之事，窺一眼黃泉之境，感受一下生前死後的虛無與意義。既有“人各親其親”的人性之常，我們就多少還可以再存希望，終有一日，當更多的人，尤其年輕一代，用眼淚、感嘆和心靈的震動，像公祭我們的神祗遠祖和歷代先賢一樣，祭祀林昭，我們就會有某種未來的慰藉。即使到了那一天，我們仍然意猶不平，總得把從毛澤東開始那一個個惡人擒到林昭靈位前，讓他們屈膝下跪，忤悔認罪。毋需他們流血，即使是他們那污濁而抽象的血，“以血還血，以牙還牙”不是林昭的哲學，也不是我們熱衷的活計。

      年近六十，對一己的人生和世界的意義益發懷疑。生活仍在繼續，因為一點小名氣，南來北往的事一下多了起來。但心裡一個聲音一直存在，無法迴避。想起托爾斯泰在五十歲上下，突然出現他那著名的“內心危機”，他在《懺悔錄》中面對靈魂和上帝發出的“孩子氣”的問題。我也有很多缺憾，其中之一與托翁類似，在一個黑暗時代竟免於牢獄之災。梨洲先生有“鋒鏑牢囚取次過，依然不廢我弦歌”的名句，此生已無緣體驗。林昭本來與監牢很遠，離鐐銬的冰涼鏽蝕很遠，她的血本不該用來寫字，她的頭和心也不是生來穿透子彈的……我至今無法面對這名江南女子的噩運，誰在我面前提到她的名字，我甚至覺得我們都是殺害林昭的同盟，我們都是十幾億看客之一。某種意義上，人生的基石只繫於一種狀態，那常常是另一個生命的形象，她的故事、文字，面臨磨難時的態度，甚至那些很不起眼的細節。對於我，在困惑危難襲來時，首先出現的總是母親的慈暉。我相信，東方的女性有一種使命，無論在地下還是天上，都是我們這些可憐可悲的男人們的守護神。林昭走的時候35歲，而我已苟活到花甲之年，從年齡上，她永遠是我的一個妹妹，年輕，美麗，人生才開始，站在那裡，孤獨地，幽幽地，遠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