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民主主义”曾经长期被误认为是中共提出的政策，但是俄国学者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的《毛泽东传》依据苏联档案指出：“……是斯大林让毛泽东在30年代后期接受了新民主主义政策，不允许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政策，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附注1） 潘佐夫是美国都会大学（Capital University，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历史教授，并且拥有人文学爱德华和玛丽.凯瑟琳.格霍尔德讲席（Edward and Mary Catherine Gerhold Chair in the Humanities）。潘佐夫的祖父也出版过毛泽东传记。 潘佐夫的《毛泽东传》，俄文版Mao Цзэдун（《毛泽东传》，简称为“俄文版”）出版于2007年。修改稿电子版МАО：ВЕЛИКИЙ КОРМЧИЙИ ЕГО ЭПОХА（《毛：伟大的舵手及其时代》，简称“俄文修改稿”) 发表于2009年。简本英文版Mao: the Real Story（《毛：真实的故事》，译者Steven I. Levine/梁思文，出版社Simon & Schuster,简称为“英文版”)出版于 2012年。英文版的中译本《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译者林添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简称为“中文版”）出版于2012年5月。俄文修改稿的中译阉割本（译者崔海智、卿文辉、周益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简称“中文阉割版”） 出版于2012年8月。中文阉割版的前七章译自英文版未定稿，再根据俄文修改稿增补。后二章译自俄文修改稿。中文阉割版未询问作者而由译者和编辑进行自我政治审查和删减。（附注2） 潘佐夫在《毛泽东：真实的故事》指出，“斯大林处于【出于——亚当】地缘政治考虑曾经早在1937年11月就做过同新民主主义内容相近的有关指示。”“他书中提到斯大林1937年11月同王明和康生的谈话，当时斯大林透露了他的意图，那就是他不仅要迷惑蒋介石和中国资产阶级，而且要迷惑西方的资产阶级，让他们相信各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针对他们的暴力革命，人民民主概念提出就是为了迷惑敌人。”（附注1） “当毛泽东后来开始阐述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时候，斯大林也开始考虑解散共产国际。潘佐夫认为这并非巧合。”【潘佐夫撰写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新民主主义论”有其“俄罗斯根源”。】（附注1） “……从潘佐夫披露的档案材料看，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忠实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的程度超出许多常规的看法，只有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才能不受约束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因此苏联解密档案的有关文件似乎稀释了毛泽东前半生的功绩。”“潘佐夫在采访中说，研究这些档案令他改变了对毛泽东的一些看法，他发现对毛泽东与斯大林和前苏联关系的一些常规看法实际上并不正确。新公布的苏联和中国的档案显示，毛泽东是斯大林忠实的追随者，他做了很多努力以表示向他忠于的领导人（斯大林）的忠诚。二【而——亚当】毛泽东只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才敢于偏离苏联模式，执行更激进的政策。”（附注1） 遵照斯大林的欺骗策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1940年代发表欺骗文章“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9日，陕甘宁边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不但骗倒了很多中国人，还骗倒了很多西方人。 笑蜀编的《历史的先声——中国共产党曾经的承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2013年。初版书名是《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收集整理了1941至1946年载于《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党史通讯》、《人民日报》等的短评、讲话、社论、文件等，作者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潘梓年、章汉夫、夏衍等一些中共和民主人士的言论。文章多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统治合法性发出的挑战，要求实行宪政民主制度。涉及论点包括民主的重要性、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呼吁普选、对美国制度的赞赏、提倡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反一党独裁反专制政府等诸多方面。这些文章也都是欺骗文章，中共从来就没把它们当作“承诺”。早年逃出大陆的美籍香港作家倪匡早就说过：共产党会说真话，老母猪都会上树了。 斯大林在死前不久的1952年，召集苏共19大。不再设总书记，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政治局）中设立核心的五人小组，成员是斯大林（部长会议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书记）、马林科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书记）、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赫鲁晓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病死后，继任党首马林科夫继任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升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掌管秘密警察和核导弹计划。政治和经济大权落入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手中。3月14日，赫鲁晓夫兼任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但此职务的权力限于宣传和意识形态。布尔加宁升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防长。五人小组被取消，改组的中央委员主席团成员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卡冈诺维奇（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别尔乌辛（部长会议副主席）、萨布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米高扬（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贸易部长）。 苏共顶层专注于权斗，放松了对中国等附庸国的控制。毛泽东乘机推动激进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批判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说法是资本主义倾向的。1953年11月至1956年底，开展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使得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合作社。1954年至1956年底，开展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得全国农户的96.3%加入合作社。1954年至1956年底，开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公私合营运动。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后续再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 （2016-8-31） 2. 2011年4月，前《中国税务》杂志社长（正司级）、红二代张木生出版《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此书的推荐长序（17页）署名者是张木生的靠山、总后政委、刘少奇之子刘源。 张木生不知道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来自斯大林的欺骗策略和命令，沿用传统说法，说新民主主义是中共的发明。 张木生说新民主主义的来源是列宁的延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策和新经济政策。他介绍了1977年他的红二代朋友李零（后来当上北大中文系教授）对斯大林的批评，说斯大林改变了列宁这两项正确政策。他说，1938年把列宁的这两项政策介绍给中共的是张闻天，把它系统化的是毛泽东，推动最久的是刘少奇。（附注3） 强调对新民主主义推动最久的是刘少奇，这是张木生和刘源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关键原因。此书并不是单纯的政策建议，而是向中共顶层要求给刘源升官找理由，造舆论。 【其实，张木生理论最主要的“标签”，是他批评胡温当局的这样一段话：“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但是，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这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对胡温执政的最直率、最大胆、最传神、最准确的批评。所以，得以广泛流传。 张木生的话，被很多人看作是测试十八大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据称，有相当数量的高级党政干部曾邀请他私下对谈。张木生后来屡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批评现在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附注4） 2011年4月，张木生的此书研讨会，刘源上将率领五名嘴炮少将（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德之孙朱成虎，军科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罗青长之子罗援，空军少将乔良等）穿着军装站台。此后，刘源把他署名的此书推荐长序呈送给总书记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附注4） 重复把新民主主义系统化的是毛泽东这个错误的老生常谈，这是刘源和张木生对周永康和薄熙来等用崇毛向左转牟取更大权力者的统战策略。 【薄熙来是不是也属于“非常有理想”的“下一代的领导人”呢？笔者相信，在薄熙来突然出事前，张木生的名单里，是包括薄的。】（附注4） 【凡是读过张木生讲话和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张木生谈“重归新民主主义”，大多与重庆模式相联系。笔者的印象更是，张木生不仅有意为重庆模式提供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支撑点，而且希望，把重庆作为新民主主义的试验田。 《南风窗》记者田磊2011年1月19日在共识网发表一篇报导，题目是：“‘红色重庆’的价值与挑战”。文章指出，重庆模式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刘源和张木生是否从他们的新民主主义和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中，获得这种“异曲同工”似的启发呢？我以为，其间是有关联的。 但是，重庆模式，就不能不谈“唱红”和“打黑”。钱理群在他那篇引发广泛关注的文章“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中说：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 张木生似乎并不认为“唱红”就是对文革和毛泽东时代的回归。2011年10月29日，《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张木生时，记者问张：你怎么看待重庆模式？张木生答道：第一，最好不要叫重庆模式，重庆探索、重庆之路更好。重庆的探索不可代替和复制，重庆代表的是中西内陆，东南沿海能不能解决还不知道。第二，唱红是让大家回忆延安记忆，而不是“文革”记忆，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了最多的人、最廉洁的时期的回忆，他要回忆这个。打黑是让老百姓出气，这是一个现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附注4） 【张木生对重庆发展的基层考察，是从他家的阿姨和亲戚的经验和经历获得。他们都说，过去重庆很差劲，感觉像是水深火热。现在变化很大，这几年阿姨的家乡，马路修通了，家里安电话了，生活水准提高了。他们的宅基地，新村建设之后，腾出的老宅基地和新建的耕地都放到地票市场进行交易了，家里通过这个收入拿了几十几万，所以，她也不当保姆了，拿了这个钱和两姐妹买了公租房，收入比做阿姨要高。 张木生说，重庆这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打黑是前提，是基础。原话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说的，重庆的打黑，对于中国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行动，很多领导对我那句话不满，我说，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贪官搭台、奸商唱戏、权力市场化、执政产业化、地方政府黑帮化’，中央也有人能接受。所以，我觉得，重庆后面的一切好事，名声上的好事、民主政治发展上的好事，打黑是前提，是基础，……王立军以前带着两位上将参观重庆的打黑展览的时候，当时，两个上将问，重庆之黑，你是从东北来的，究竟黑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给一个评价。他说，重庆之黑在全国只是属于中下，比重庆还黑的地方还真多，而且，很多还是发达地区。” 对张木生来说，“唱红”是回归延安，不是回归文革；“打黑”是让被欺负的老百姓出气，听起来挺不错。但是，这些张木生只愿意看到并承认的“不错”的部分，在重庆的现实中占多大比例呢？再说，既然“地方政府黑帮化”，黑帮化了的地方政府，打黑不是越打越黑码？对这样的悖论，解释重庆模式的张木生及其他左派学者们或者视而不见，或者装聋作哑。】（附注4） 【德国之声的北京观察刊登了一篇高瑜写的“李锐评说毒杀伍德案”。文中提到，“2月，王立军逃馆事件发生后，力挺薄熙来的一位现役上将，紧急给智囊打电话，通报真相，要求‘切割’”。这位现役上将应当就是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少奇之子刘源，而文中提到的智囊应当就是张木生。】（附注4） 刘源和张木生强力支持周永康和薄熙来的言行，得罪了习近平等派系，偷鸡不成蚀把米。 刘源通过张木生等炒作自己反徐才厚、郭伯雄、谷俊山，放风说自己要升任军委副主席或军委委员兼军委纪委书记，却到年龄线就退休了。 张木生办了多年的内部奏折刊物《香港传真》，被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查封并罚款四万元。（附注5） （2016-9-1） 附注 1. BBC中文网访潘佐夫| 苏联档案解密 还原真实的毛泽东（上）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07/150706_pantsov_mao_zedong_archive_1 2. 卿文辉、崔海智| 潘佐夫版《毛泽东传》中文译本的几个问题 http://www.difangwenge.org/read.php?tid=12054 3. 张博树| 评刘源、张木生的“回到新民主主义”
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4962 4. 未普| 劉源智囊張木生的麻煩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2/07/劉源智囊張木生的麻煩/ 5. 汪海涛| 欲为帝王师的遭遇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925#.V8fAs_l97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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