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为大股东的上市公司，近年抛售香港和大陆资产，转投英国等欧美资产，引起关注。有挂靠在新华社的智库人员发文章《别让李嘉诚跑了》，引起舆论风波。李嘉诚为何这么做呢？有人说李嘉诚高瞻远瞩，预见到香港和大陆经济将严重恶化，英明神武。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有三个问题。

首先，李嘉诚以往的投资成绩谈不上好，可以说是较差。

其次，李嘉诚抛售香港和大陆资产，并不是卖光，而是抛售一部分，还保留了一部分。如果李嘉诚预见到香港和大陆经济将严重恶化，他就会抛售得多得多。

再次，李嘉诚抛售香港和大陆资产，是因为中共选择疑似土共（本地共产党）梁振英为特首，而不是以李嘉诚为首号大亨的多数香港大亨选择的唐英年，而李嘉诚拒不服从中共指令，坚持挺唐，造成他与梁特首和中共的关系恶化，在香港和大陆经商的前景恶化，只好抛售部分香港和大陆资产。李嘉诚与港府和中共的关系，说来话长。

李嘉诚的国籍就是个问题。在香港沦陷前，李嘉诚的国籍很单纯，是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永久居民。香港沦陷前，李嘉诚取得加拿大国籍，但保留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他的长子李泽钜和次子李泽楷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他们的国籍类似于桂民海（瑞典国籍和香港永久居民）。

香港沦陷前，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大陆人加入外国籍，就自动失去中国国籍。但是香港沦陷前，香港人恐共严重而要求英国提供保护，英国提供了数以百万的“居英权”项目英国本土国籍和英国海外公民国籍。香港沦陷后，这给中共逐步消化香港造成了麻烦。中共的对策是，违反自己的“国籍法”，对于香港和大陆血统的香港永久居民，一律视为中国公民，有外国国籍者也无视其外国国籍。

因此，在中共的眼中，李嘉诚父子是香港永久居民和中国公民。

李嘉诚的面目并不清楚，原因在于李嘉诚辣手打压香港媒体对他的负面报道和评论。李嘉诚六点起床，和另一大亨去打高尔夫。十点上班，先看秘书找出的关于其公司的报道和评论。如有负面的，就指示抽广告或发律师信。

传说李嘉诚白手起家，开塑料花工厂捞到第一桶金。可惜这是假话。李嘉诚娶了顾氏富商的女儿，获得了顾家财产，这是他捞到的第一桶金。李嘉诚和其他东南亚（包括大陆）大亨一样，最大的娱乐就是玩年轻女人，对妻子不好，而妻子较早病逝。这造成其次子对他的怨恨，但是其次子对女人也是他老爹那一套。东南亚大亨停留在动物满足于食色的水平上，不能演化到欧美和东北亚（日韩台）大亨的水平——发展出其他兴趣，经营核心家庭。

李嘉诚成为大亨，是因为1980年代中期确定香港将沦陷，原来占据香港经济大半的英资被迫撤出，中共无钱接盘，李嘉诚等港资依靠香港的银行贷款接盘。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接盘了英资的很多资产，而和黄原是英资公司。

东南亚大亨赚钱靠的是与政府勾兑，政府为其提供特许、垄断权和政治保护，大亨为政府提供政绩、经济稳定和贿赂。东南亚大亨从第一产业升级到房地产业、进口替代和组装出口制造业和物流、零售、公用事业、银行、电信、传媒等本地服务业。东南亚大亨不能发展出欧美和东北亚的大量技术创新和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胜出的世界一流品质的出口导向制造业和服务业。

中共无钱接英资撤出的盘，为了利用港资接盘，确定港人精英（特别是大亨）治港的短期方针。首任特首就是大亨董建华，次任特首是跟着大亨吃吃喝喝的事务官曾荫权。第三任特首，中共选梁土共而不选唐大亨，是觉得家丁比土豪更可靠。

梁土共上台后，发生和黄的码头工人罢工。港府以往都会帮大亨解决问题，此次梁土共却面对记者反复提问而一言不发，港府表态是中立。失去政府特别保护，让李嘉诚恐惧。他先前已被民间列为“地产霸权”之首，作为香港经济和民生困难的罪魁。他对中共启用梁土共的对抗，让他在北京也出现麻烦。因此，他只好学英资，抛售香港和大陆的资产。

中共控制狂启用梁土共，造成了拥共阵营的裂痕，因此中共没有继续用土共当特首，而是用了大亨们能够接受的事务官林郑月娥。这样，李嘉诚在香港的日子会好过些，但是中资接盘港资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因此李嘉诚的部分撤资是有先见之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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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亚当| 发达地区与“东北亚途径”

发达地区一般有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工业化水准和生活品质。通过采矿业而非制造业也可能达到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类发展指数，例如文莱、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但是一般不被承认为发达地区。

发达地区可以按照地缘政治史分成几组，首先是西欧和北欧的：安道尔、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荷兰、挪威、葡萄牙、圣马力诺、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

其次是美洲和大洋洲的：美国、加拿大、百慕大、波多黎各、澳大利亚、新西兰。

再次是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以色列、澳门。

最后是东欧（推翻共产主义政权）的：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亚洲的7个发达地区中，6个在东亚，只有以色列在西亚。以色列的国民大多来自欧洲和北美，发展模式是学习西欧和北美的。东亚的6个发达地区中，日、韩、台包含城乡，而新、港、澳只是城市，非常特殊。

美国的东亚经济学者乔.史塔威尔（J. Studwell）在《亚洲教父：香港和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附注1，网上有林行止为此书中译本写的序言，附注2）中分析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发展途径，认为较为相似，称之为“东南亚途径”，而日、韩、台的发展途径较为相似，称之为“东北亚途径”。

东北亚途径有三个要点：（1）土地改革；（2）鼓励出口导向的制造业；（3）自由/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

前两点的顺序，日本和韩、台不同。日本是先有鼓励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后有土地改革的成功，而韩、台是先有土地改革的成功，后有鼓励出口导向的制造业。

鼓励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不同于鼓励进口替代的制造业，虽然二者都属于工业化。首先，出口导向的制造业，需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也就需要把效率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进口替代的制造业，往往借助于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不需要把效率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其次，鼓励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只能发展出一些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种类，不可能全面发展，而鼓励进口替代的制造业，会不顾比较优势，产品种类多多益善。

日、韩、台鼓励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发展出一批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本土企业。走东南亚途径的地区，虽然从1960年代开始也试图鼓励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但本土资本不愿费力冒险投资，继续投资于坐享暴利的本地特许、垄断行业（不可贸易部门，如房地产、金融、物流、通信、公用事业、零售），而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主要由外资投资。

土地改革为工业化前期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防止共产党等恐怖主义组织和暴民得势，保证了社会稳定。走东南亚途径的地区未进行土地改革，多数受到共产党等恐怖主义组织和暴民的长期困扰，较容易管治的纯城市地区新、港、澳受害较轻。

自由/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发展和创新提供保障和可能性。日、韩、台都在自由/法治化和民主化后发展出达到国际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创新能力。走东南亚途径的地区，多数未进行真正自由/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阻碍了市场经济和创新能力的发展。

东北亚途径之前有西欧北欧途径和北美大洋洲途径，这三条途径都包含鼓励出口导向制造业和和自由/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北美大洋洲的欧洲移民，起点比较公平。东北亚途径的土地改革，是为了公平的改革。

东南亚途径的前辈是拉美途径，后辈是中国途径等，拉美化、东南亚化、中国化是差不多的陷阱。走上不归路，未必能挣脱出来。即便能挣脱出来，代价也将是高昂的。

附注

1. 乔.史塔威尔，《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史钰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7。J．Studwell, Asian Godfather: Money and Power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London: Profile Books Ltd. 2007.

2. 林行止，亚洲“教父”面面观

https://item.jd.com/10779595.html

（201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