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為大股東的上市公司，近年拋售香港和大陸資產，轉投英國等歐美資產，引起關注。有掛靠在新華社的智庫人員發文章《別讓李嘉誠跑了》，引起輿論風波。李嘉誠為何這麼做呢？有人說李嘉誠高瞻遠矚，預見到香港和大陸經濟將嚴重惡化，英明神武。這種說法是難以成立的，有三個問題。

首先，李嘉誠以往的投資成績談不上好，可以說是較差。

其次，李嘉誠拋售香港和大陸資產，並不是賣光，而是拋售一部分，還保留了一部分。如果李嘉誠預見到香港和大陸經濟將嚴重惡化，他就會拋售得多得多。

再次，李嘉誠拋售香港和大陸資產，是因為中共選擇疑似土共（本地共產黨）梁振英為特首，而不是以李嘉誠為首號大亨的多數香港大亨選擇的唐英年，而李嘉誠拒不服從中共指令，堅持挺唐，造成他與梁特首和中共的關係惡化，在香港和大陸經商的前景惡化，只好拋售部分香港和大陸資產。李嘉誠與港府和中共的關係，說來話長。

李嘉誠的國籍就是個問題。在香港淪陷前，李嘉誠的國籍很單純，是英國殖民地香港的永久居民。香港淪陷前，李嘉誠取得加拿大國籍，但保留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他的長子李澤鉅和次子李澤楷也是如此。也就是說，他們的國籍類似於桂民海（瑞典國籍和香港永久居民）。

香港淪陷前，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大陸人加入外國籍，就自動失去中國國籍。但是香港淪陷前，香港人恐共嚴重而要求英國提供保護，英國提供了數以百萬的“居英權”項目英國本土國籍和英國海外公民國籍。香港淪陷後，這給中共逐步消化香港造成了麻煩。中共的對策是，違反自己的“國籍法”，對於香港和大陸血統的香港永久居民，一律視為中國公民，有外國國籍者也無視其外國國籍。

因此，在中共的眼中，李嘉誠父子是香港永久居民和中國公民。

李嘉誠的面目並不清楚，原因在於李嘉誠辣手打壓香港媒體對他的負面報道和評論。李嘉誠六點起床，和另一大亨去打高爾夫。十點上班，先看秘書找出的關於其公司的報道和評論。如有負面的，就指示抽廣告或發律師信。

傳說李嘉誠白手起家，開塑料花工廠撈到第一桶金。可惜這是假話。李嘉誠娶了顧氏富商的女兒，獲得了顧家財產，這是他撈到的第一桶金。李嘉誠和其他東南亞（包括大陸）大亨一樣，最大的娛樂就是玩年輕女人，對妻子不好，而妻子較早病逝。這造成其次子對他的怨恨，但是其次子對女人也是他老爹那一套。東南亞大亨停留在動物滿足於食色的水平上，不能演化到歐美和東北亞（日韓台）大亨的水平——發展出其他興趣，經營核心家庭。

李嘉誠成為大亨，是因為1980年代中期確定香港將淪陷，原來占據香港經濟大半的英資被迫撤出，中共無錢接盤，李嘉誠等港資依靠香港的銀行貸款接盤。李嘉誠的長江實業接盤了英資的很多資產，而和黃原是英資公司。

東南亞大亨賺錢靠的是與政府勾兌，政府為其提供特許、壟斷權和政治保護，大亨為政府提供政績、經濟穩定和賄賂。東南亞大亨從第一產業升級到房地產業、進口替代和組裝出口製造業和物流、零售、公用事業、銀行、電信、傳媒等本地服務業。東南亞大亨不能發展出歐美和東北亞的大量技術創新和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勝出的世界一流品質的出口導向製造業和服務業。

中共無錢接英資撤出的盤，為了利用港資接盤，確定港人精英（特別是大亨）治港的短期方針。首任特首就是大亨董建華，次任特首是跟着大亨吃吃喝喝的事務官曾蔭權。第三任特首，中共選梁土共而不選唐大亨，是覺得家丁比土豪更可靠。

梁土共上台後，發生和黃的碼頭工人罷工。港府以往都會幫大亨解決問題，此次梁土共卻面對記者反覆提問而一言不發，港府表態是中立。失去政府特別保護，讓李嘉誠恐懼。他先前已被民間列為“地產霸權”之首，作為香港經濟和民生困難的罪魁。他對中共啟用梁土共的對抗，讓他在北京也出現麻煩。因此，他只好學英資，拋售香港和大陸的資產。

中共控制狂啟用梁土共，造成了擁共陣營的裂痕，因此中共沒有繼續用土共當特首，而是用了大亨們能夠接受的事務官林鄭月娥。這樣，李嘉誠在香港的日子會好過些，但是中資接盤港資的趨勢已經很明顯，因此李嘉誠的部分撤資是有先見之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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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亞當| 發達地區與“東北亞途徑”

發達地區一般有較高的人類發展指數、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工業化水準和生活品質。通過採礦業而非製造業也可能達到較高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人類發展指數，例如文萊、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等，但是一般不被承認為發達地區。

發達地區可以按照地緣政治史分成幾組，首先是西歐和北歐的：安道爾、奧地利、比利時、塞浦路斯、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冰島、愛爾蘭、意大利、希臘、列支敦士登、盧森堡、馬耳他、摩納哥、荷蘭、挪威、葡萄牙、聖馬力諾、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

其次是美洲和大洋洲的：美國、加拿大、百慕大、波多黎各、澳大利亞、新西蘭。

再次是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以色列、澳門。

最後是東歐（推翻共產主義政權）的：捷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

亞洲的7個發達地區中，6個在東亞，只有以色列在西亞。以色列的國民大多來自歐洲和北美，發展模式是學習西歐和北美的。東亞的6個發達地區中，日、韓、台包含城鄉，而新、港、澳只是城市，非常特殊。

美國的東亞經濟學者喬.史塔威爾（J. Studwell）在《亞洲教父：香港和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附註1，網上有林行止為此書中譯本寫的序言，附註2）中分析了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的發展途徑，認為較為相似，稱之為“東南亞途徑”，而日、韓、台的發展途徑較為相似，稱之為“東北亞途徑”。

東北亞途徑有三個要點：（1）土地改革；（2）鼓勵出口導向的製造業；（3）自由/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政治體制改革。

前兩點的順序，日本和韓、台不同。日本是先有鼓勵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後有土地改革的成功，而韓、台是先有土地改革的成功，後有鼓勵出口導向的製造業。

鼓勵出口導向的製造業，不同於鼓勵進口替代的製造業，雖然二者都屬於工業化。首先，出口導向的製造業，需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也就需要把效率提高到國際先進水平，而進口替代的製造業，往往藉助於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不需要把效率提高到國際先進水平。其次，鼓勵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只能發展出一些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種類，不可能全面發展，而鼓勵進口替代的製造業，會不顧比較優勢，產品種類多多益善。

日、韓、台鼓勵出口導向的製造業，發展出一批效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本土企業。走東南亞途徑的地區，雖然從1960年代開始也試圖鼓勵出口導向的製造業，但本土資本不願費力冒險投資，繼續投資於坐享暴利的本地特許、壟斷行業（不可貿易部門，如房地產、金融、物流、通信、公用事業、零售），而出口導向的製造業主要由外資投資。

土地改革為工業化前期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防止共產黨等恐怖主義組織和暴民得勢，保證了社會穩定。走東南亞途徑的地區未進行土地改革，多數受到共產黨等恐怖主義組織和暴民的長期困擾，較容易管治的純城市地區新、港、澳受害較輕。

自由/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政治體制改革，為市場經濟發展和創新提供保障和可能性。日、韓、台都在自由/法治化和民主化後發展出達到國際高水平的市場經濟和創新能力。走東南亞途徑的地區，多數未進行真正自由/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政治體制改革，阻礙了市場經濟和創新能力的發展。

東北亞途徑之前有西歐北歐途徑和北美大洋洲途徑，這三條途徑都包含鼓勵出口導向製造業和和自由/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政治體制改革。北美大洋洲的歐洲移民，起點比較公平。東北亞途徑的土地改革，是為了公平的改革。

東南亞途徑的前輩是拉美途徑，後輩是中國途徑等，拉美化、東南亞化、中國化是差不多的陷阱。走上不歸路，未必能掙脫出來。即便能掙脫出來，代價也將是高昂的。

附註

1. 喬.史塔威爾，《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史鈺軍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7。J．Studwell, Asian Godfather: Money and Power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London: Profile Books Ltd. 2007.

2. 林行止，亞洲“教父”面面觀

https://item.jd.com/10779595.html

（201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