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一个江南小县城，天高皇帝远，刁民们竟然在文革中偷偷搞资本主义。我的堂哥开了一家小小钣金工厂。父亲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不等我上完初中一年级，就送我到堂哥的厂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父亲是县里的一个局级干部，月薪58元。我在堂哥的小厂当学徒，第一个月工资是68元，于是我的小房间里有了一台心爱的短波收音机。短波让我听到了境外的各种声音，好一个绚丽多彩的大千世界啊！

半年后，我斩钉截铁地对父亲说，我要回去上学！

我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同学当中，那是1969年。六年的中等教育被缩成四年，学工学农学军佔了一半学时，学校由工人宣传队领导。工人宣传队热衷于排样板戏，我在乐队里拉二胡。所以整个四年中等教育，学习文化课还不足两年。

墙内损失墙外补。我的短波收音机成了我免费的知识渊博的家教。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我人生第一次从彩色新闻纪录片里，近距离端祥美国人的容貌，颇受震撼。很快，一些大胆的华侨，从香港带进来香港出版的书籍。父亲的一个部下偷偷借给我一本《英语900句》，从此我开始疯狂地学习英语。

恰似贾宝玉梦逰太虚幻境，我梦幻般地撞进名校英语系。那是1977年秋天。

美国学生一般在中学期间已经谈够了恋爱，嚐遍了禁果，而那个年代的中国学生大多在入大学后才情窦初开。不过，我的情况有点特殊。我不光在学习上遇到了严峻挑战，不瞒你说，上学以来，还没有一个女同学认真瞧过我一眼。上帝一定是让那些女孩子故意不理我，好让我潜心读书。对不起了，情窦宝贝儿！

一转眼圣诞节到了，两位美女老师邀请全班同学参加她俩组织的圣诞晚会，就在她们的住所里，那是学校里专供外籍教师居住的专家楼，两位老师在三楼各住一套两室一厅的单元，把各自的单元门一敞开，整个三楼就成了我们的舞会厅，当然你必须会跳舞，才不至于到处碰壁。

我准时到达专家楼，保安看了我的学生证，记下了我的名字，我就直奔三楼。她俩的房间里挂满了学生送来的圣诞卡，很遗憾我没送，因为我没见过圣诞卡，再说美女老师也没提醒我们送圣诞卡呀，不怪我！

同学们都玩疯了，只有我一个人坐在那儿，脑袋活像一个旋转式电风扇，随着舞者转动。爹妈给了我一张笨嘴和一双笨腿，我真的和这群疯男疯女格格不入。Lisa见我呆坐在哪儿，就热情地拉起我的手，认真地教我最最简单的舞步。我的腿根本不听我使唤，先是狠狠地踩了她两脚，然后，我的手碰了好几下她身上不该碰的部位。我好猥琐，好狼狈！我终于鼓起勇气，找了个藉口，逃离了这个让我无地自容的“舞会厅”。

第二天上口语课，我不敢直视Lisa。昨晚我离开舞会后，不知她有没有嘲笑我这个猥琐男，社交场合众目睽睽之下，手脚不老实。Lisa 似乎也一反常态，一堂课下来没向我提一次问。平常，同学对我不冷不热，我没怎么在意，现在，我的老师也对我冷淡起来，这学我没法上了！

接下来的英美文学课上，Sharon老师对我的态度没什么变化，想必Lisa 没有告诉她我的“糗事”，我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许多。老师在上面绘声绘色地讲莎士比亚，我邻座的男生是莎士比亚迷，像电影院里的多嘴观众，时不时地用中文给我翻译老师讲的精彩之处。他看我反应迟钝，给我出来一个思考题：你知道莎士比亚和沙家浜里的沙奶奶有什么不同吗？

Sharon 做学问认真，教学很负责。她看我在课堂上呆若木鸡，很想知道她讲课有什么可改进的地方。下课后，我尾随她走出教学楼。我虽然平时木讷，但也有机智的时候。我说，一个大男孩，在一个大美女面前，正是他智商最低的时候，没有解药。

推算一下，Sharon 比我小一岁，我这大哥哥真的不必那么拘谨。我讲起我的家庭背景和自己的求学历程，Sharon 听得情绪跌宕起伏，像一个聪明好学的小女生，问了一系列很天真的问题。此时此刻，我是她的外籍教师，凭她的知识面和文化背景，她哪能理解我的深奥文化底蕴。

周末是美好的。Sharon和Lisa约我去逛中国人免进的国际俱乐部。我大摇大摆，和两个洋美女谈笑风生地进入俱乐部，门卫也没拦我。俱乐部的舞厅里音乐很刺耳，老外跳舞很疯狂，根本不是我们那种慢慢腾腾的交谊舞。我的两条笨拙的腿，总是跟音乐节奏慢半拍，让我深刻体会到“洋相”二字的含义。还好，老外在跳舞时非常投入，非常陶醉，根本不去注意别人的舞姿。我的自卑感也渐渐褪去。最后，Lisa还给我来了一个贴面舞，我只顾得上帖面，两只脚大大脱离了音乐节奏，但是，我很投入，很享受，很疯狂，心里暗流汹涌。

[注：为了忠实于三个人物的原型，故事越写越长。发觉有些细节如不交代，最后的结局就会不合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