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斯大林死后的集体皇帝和邓小平病重后的集体皇帝

4.1. 斯大林死后的集体皇帝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亡，也没有留下政治遗嘱，党中央主席团五人小组中的其余四人成为集体皇帝。继任党首马林科夫（部长会议副主席）继任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升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掌管警察、国安总局（秘密警察和情报机构）和核武器和导弹研制。政治和经济大权落入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手中。赫鲁晓夫（书记处书记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升任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但书记处的权力限于宣传和意识形态。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防长）升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防长。

当月，四人小组和主席团执行局（8人）和原主席团（24人）被撤销，组成新的主席团（10人），包括原8名执行局成员：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卡冈诺维奇（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部长会议副主席）、萨布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计委主席），还有另外2人：莫洛托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长）、米高扬（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贸易部长）。

在四巨头中，最有实力和野心的是贝利亚。他长期担任执行清洗的内务部长。卫国战争中被斯大林委派监管军火生产，立下大功，获得元帅军衔。战后还掌管核武器和导弹研制。他与高级将领有交往。马林科夫与高级将领没什么交往。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卫国战争中都当过方面军政委（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获得中将军衔，与高级将领有交往。

不久，贝利亚就发动一系列大胆的自由化改革：实施大赦，将劳改营中数百万被关押的政治犯释放并平反；终止对苏联内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政策，恢复本民族语言的地位；并酝酿使东德和西德合并为一个中立的德国。

赫鲁晓夫认为贝利亚迟早会清洗他们，于是他表面上顺应贝利亚，而背地里却和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密谋将其打倒。6月26日的克里姆林宫主席团会议上，马林科夫等人突然展开对贝利亚的围攻，并在莫斯卡连科、朱可夫等将领的协助下将他逮捕。又于12月18日以叛国罪、恐怖主义和反革命罪将贝利亚处决。

贝利亚被处决后，马林科夫逐渐加强自己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而赫鲁晓夫则不断增强自己在党内的权势。1953年8月，马林科夫提出降低税收、增加国家对谷物的采购价格、鼓励农民经营小块自留地的农业政策。赫鲁晓夫为夺回声望，于是在9月提出更高的采购价格、强化农民自留地等政策，并进一步计划开垦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地(处女地运动)。1954年春夏期间，赫鲁晓夫鼓动30多万志愿者来到东部垦荒，由于缺乏调查和准备，这场运动在几年内演变为农业和生态上的灾难。赫鲁晓夫还对公众开放克里姆林宫，在民众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在此期间，暗中搞垮马林科夫的计划也在秘密进行着。赫鲁晓夫让法院调查团追查1949年发生的列宁格勒案件，他知道这起调查最终会把马林科夫牵扯进来。1954年间，赫鲁晓夫逐渐赢得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人的支持。1955年2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指控马林科夫对列宁格勒案件中的责任，最终马林科夫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搞垮马林科夫后，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的矛盾逐渐升级。莫洛托夫反对赫鲁晓夫的垦荒政策，他更倾向于对已耕作的土地进行投资，同时他还对赫鲁晓夫住房政策表示不满。在外交政策上，莫洛托夫坚持认为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而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却抛下莫洛托夫于1955年5月主动访问贝尔格莱德。在7月的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和主席团的所有其他成员对莫洛托夫展开围攻，莫洛托夫被迫认错。赫鲁晓夫没有立即清算莫洛托夫，会议后他依然担任外交部长和主席团成员。

1955年底时，数以千计的政治犯从古拉格劳改营中被释放回家。在苏共党代会之后，平反政策落实的人数已达到几十万人。在搜集材料、促使重审案件和释放犯人的工作中，赫鲁晓夫发挥带头作用。他还建议调查并通报斯大林的罪行。这引起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反对。

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苏联的1355名代表、来自55个国家工人政党使节和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会上，赫鲁晓夫数次抨击党内存在的个人迷信，但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2月25日党代会结束后，代表们突然收到通知，参加一次事先没有计划的秘密会议。在秘密报告“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中，赫鲁晓夫情绪激动地谴责斯大林大清洗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猛烈抨击他农业政策带来的灾难，还攻击他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并在最后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讲话共持续四个小时，报告的内容使代表们大为震惊，以至于“会场内一片寂静，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要求代表们“不要把话题扩散到党外，更不用说媒体了”。然而在3月，赫鲁晓夫将一份报告文本作为材料发放到党组织里，供700万党员和1800万共青团员讨论学习。同时，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华沙获得秘密报告文本，并于4月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手里。1956年7月4日，《纽约时报》将其刊登。秘密报告的公开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一波猛烈的政治震荡，引发苏联国内及其卫星国的一系列骚乱。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发表，引起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他们在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之际，在第比利斯和其他大城市举行对斯大林的悼念活动，并逐渐转化为针对秘密报告的抗议和示威。1956年3月4日起，第比利斯的示威者举着斯大林画像，呼喊“斯大林主义万岁”、“打倒赫鲁晓夫”等口号，并强制征用公共汽车和电车在市内游行。3月10日，苏联当局使用军队和坦克驱散游行，军队和示威人群发生冲突，最终士兵向人群开枪。由于官方没有正式报告，估计的伤亡人数大约在106人至800人之间，有数百人受伤，超过200人被逮捕。

1956年，波兰人民共和国因肺病在莫斯科疗养的领导人博莱斯瓦夫·贝鲁特在读到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的报告时，惊吓得心脏病发作，于3月12日逝世。面对波兰国内日渐升温的反苏和反俄罗斯情绪，赫鲁晓夫于3月来到华沙参加贝鲁特的葬礼，并向波兰政府做出含糊其词的解释。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发生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活动。示威者打出“我们要面包”的标语，要求波兰当局提升工人工资和减少税收。由于政府缺乏谈判的诚意，游行最终演变为骚乱。29日波兰政府派出装甲部队进入波兹南，并与次日平息骚乱。据官方统计，波兹南事件共造成74人死亡，800人受伤，658人被拘捕。

1956年7月，波兰二届七中全会推举曾因“右倾民族主义”入狱的哥穆尔卡担任波兰领导人，并解除苏联派来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国防部长的职务。闻讯后的赫鲁晓夫立即向波党提出进行磋商的邀请，但波党以将召开八中全会为由拒绝邀请。10月19日赫鲁晓夫突然单方面飞抵华沙，他一下飞机就愤怒的向波兰代表大吵大嚷，同时苏联军队也在向华沙推进。在哥穆尔卡的说服下，赫鲁晓夫最终同意苏军将不使用武装干涉，并将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

1955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以“右翼分离主义”的罪名将有改革思想的总理纳吉·伊姆雷开除出党，这使匈牙利变成一个火药桶，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则将匈牙利彻底点燃。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学生举行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庆祝哥穆尔卡在波兰的上台，要求匈牙利也进行类似的改革，重新任命纳吉为总理。示威群众还将斯大林雕像推倒。当天深夜匈牙利安全部队向示威人群开枪。10月24日早晨，苏军的坦克开进布达佩斯，这却使匈牙利的矛盾全面激化。10月30日，赫鲁晓夫在朱可夫等人的建议下决定撤出匈牙利的苏军。然而匈牙利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愤怒的群众袭击布达佩斯共产党总部，并将数位安全警察处以私刑。同时纳吉呼吁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赫鲁晓夫在经历一番犹豫之后于10月31日发出命令，苏军随后再次进入匈牙利。11月4日，革命最终被苏军镇压。匈牙利有2500人死亡，13000人受伤。纳吉也于1958年被处决。

东欧的骚乱使赫鲁晓夫声望受损，他的反对者则借机迅速联合起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以及赫鲁晓夫的门徒谢皮洛夫密谋，共同向赫鲁晓夫发难。1957年6月18日，布尔加宁通知赫鲁晓夫参加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部长会议的会议。会议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向赫鲁晓夫展开猛烈的批评和围攻，反对派的人数优势使之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于是采用拖延战术，将会议延迟到第二天。19日，由于任命过很多地方官员，赫鲁晓夫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他的高级将领支持者朱可夫等用军机将委员们运送到莫斯科来。6月22日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朱可夫严厉的指责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时代大清洗中的罪行，反对派最终被击败。赫鲁晓夫指控反对派为“反党集团”，并将他们从中央主席团驱逐出去。莫洛托夫被降职为苏联驻蒙古大使，其他反对派成员也被远调至莫斯科以外的地方任职。

至此，赫鲁晓夫成为个人独裁者。

4.2. 邓小平病重后的集体皇帝

1994年年中，邓小平病重无法独裁，也没有政治遗嘱，政治局常委成为集体皇帝。此时的政治局常委是：江泽民（总书记兼军委主席）、李鹏（总理）、朱镕基（常务副总理，被邓小平指派为经济总管）、胡锦涛（书记处常务书记）、刘华清（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乔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瑞环（全国政协主席）。就恩主-马仔派系来说，江泽民、李鹏属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派，胡锦涛属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宋平派，朱镕基、刘华清、乔石、李瑞环属于毛泽东-邓小平派。

乔石是江泽民的眼中钉，因为邓小平1992年打算用乔或田纪云替换江泽民，而且乔长期掌管中联部（有对外情报搜集任务）、中央政法委和中纪委，实力很强。1997年十五大，江泽民等提出“七（67岁）上八下”，逼退了邓派的乔石和刘华清。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是：江泽民、朱镕基（侯任总理）、胡锦涛、尉健行（中纪委书记）、李岚清（常务副总理）、李鹏（侯任人大委员长）、李瑞环。尉健行属于周恩来-叶剑英-胡耀邦派，李岚清是江泽民的老同事，也同属周恩来-陈云、李先念派。

2002年十六大，江泽民让出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位子，但继续占据军委主席位子（到2014年）。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是：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侯任总理）、曾庆红（书记处常务书记）、吴官正（中纪委书记）、罗干（中央政法委书记）、李长春（中央精神文明指导委主任）、黄菊（侯任常务副总理）、吴邦国（侯任人大委员长）、贾庆林（侯任政协主席）。温家宝和吴邦国属于毛泽东-邓小平-朱镕基派，曾庆红、罗干、李长春、黄菊和贾庆林属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江泽民派，吴官正游走于派系之间。

2007年十七大，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是：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书记处常务书记）、贺国强（中纪委书记）、周永康（中央政法委书记）、李长春、李克强（侯任常务副总理）、吴邦国、贾庆林。习近平、贺国强和周永康属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江泽民派，李克强属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宋平-胡锦涛派。

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中共高层误以为美国开始衰败，不再能阻挡中国获得东亚霸权，进而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独大的霸权。胡锦涛说，现在看来，朝鲜和古巴同志是对的。中共开始再度毛泽东化。薄熙来在重庆抢先实施再毛化的唱红打黑，与周永康等结成联盟，由周等推举薄在下次党代会后继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而周希望转任人大委员长。他们打算控制并进而取代愚蠢无能的下任总书记习近平。

2012年十八大，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是：习近平（总书记兼军委主席）、李克强（侯任总理）、刘云山（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岐山（中纪委书记）、张高丽（侯任常务副总理）、张德江（侯任人大委员长）、俞正声（侯任政协主席）。刘云山、张高丽和张德江属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江泽民-习近平派，王岐山和俞正声属于毛泽东-邓小平-朱镕基派。

2017年十九大，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是：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书记处常务书记）、赵乐际（中纪委书记）、韩正（侯任常务副总理）、栗战书（侯任人大委员长）、汪洋（侯任政协主席）。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和栗战书属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江泽民-习近平派，汪洋属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宋平-胡锦涛派。

2018年，中共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的两任十年限制，为习近平无限期在位开路，显示习已成为个人独裁者。政治局常委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间，应该在2017年十九大之前到2018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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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常乐| 苏联和红色中国独裁者和集体皇帝循环出现（1）

苏共掌权七十四年，独裁者和集体皇帝循环出现：（1）列宁独裁（1917-1924），（2）列宁死后的集体皇帝（1924-1926），（3）斯大林独裁（1926-1953），（4）斯大林死后的集体皇帝（1953-1957），（5）赫鲁晓夫独裁（1957-1964），（6）赫鲁晓夫被废黜后的集体皇帝（1964-1991）。

中共掌权七十年，也是独裁者和集体皇帝循环出现：（1）毛泽东独裁（1949-1976），（2）毛死后的集体皇帝（1976-1987），（3）邓小平独裁（1987-1994），（4）邓病重后的集体皇帝（1994-2018），（5）习近平独裁（2018-）。

这种循环的原因是：（1）独裁者不愿意培养具有威胁性的继承人，更不愿意移交部分权力给具有威胁性的继承人，造成死后或病重后没有独裁继承人；（2）独裁者死后或病重后，只能由党的最高层继承，成为集体皇帝；（3）集体皇帝中权力斗争的大赢家成为新的独裁者。

下面将苏中各时期对照着介绍，以便看出上述原因。

1. 列宁独裁和毛泽东独裁

1.1. 列宁独裁

列宁虽然长期重病，但没有培养具有威胁性的继承人。

列宁死前麾下的六个政治局委员是：这些委员是：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的前身）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的前身）副主席兼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斯大林（组织局主席兼书记处总书记）、李可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国际工会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执委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前身）委员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其中最有名望的是前三人。斯大林名望不高，但掌握着处理日常党务（特别是干部管理）的组织局和书记处，权势不输于前三人。

列宁病休时指定的主持政治局会议和人民委员会会议的是加米涅夫。

1.2. 毛泽东独裁

毛也是虽然长期重病，但没有培养具有威胁性的继承人。毛或许愿意让没有威胁性的太太江青甚至是侄子毛远新做继承人，但他们资历和名望实在拿不出手。

毛死前麾下的四个政治局常委是：华国锋（党中央第一副主席、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王洪文（党中央副主席兼军委常委）、叶剑英（党中央副主席兼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但四五事件后被毛命令病休）、张春桥（副总理、军委常委、总政主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会主任）。此外，政治局委员江青有毛夫人的特殊身份。还有七个军委常委是：陈锡联（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军区司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汪东兴（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局第一书记兼中央警卫团政委）、刘伯承（政治局委员兼军委副主席，已病重失去思考能力）、苏振华（政治局候补委员兼海军第一政委）、徐向前（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军委副主席）、粟裕。其中最有实力的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数年的叶剑英，虽然病休半年，但没有被撤职，依然得到军方多数高层的拥戴。其次是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并掌管国务院和公安部的华国锋，但华与军方高层没有什么密切关系，也不是军委常委。

2. 列宁死后的集体皇帝和毛死后的集体皇帝

2.1. 列宁死后的集体皇帝

列宁1924年1月病死后，政治局委员看到他的“政治遗嘱”。其中没有指定继承人，对他们都有褒贬，意思是都不是理想的继承人。这样，政治局委员就成为集体皇帝。

2月，政治局推举的人委会新主席是对其他政治局委员威胁性较小的李可夫而不是列宁指定的代理主持人加米涅夫。5月，俄共（布）十三大召开，政治局推举补上政治局中列宁遗留空缺的是布哈林（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真理报》主编）。

同年秋，政治局委员中最有名望和实力的托洛茨基接连发表小册子《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1917年》的序言），提出不断进行世界革命，意在独裁者大位。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合谋打击托洛茨基。斯大林发表《论列宁》和《论列宁主义基础》，指责托洛茨基“篡改历史，歪曲列宁形象，诋毁列宁主义，抬高自己的身价，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顶替列宁主义，改变党的路线”，支持布哈林“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主张，提出"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1925年1月俄共（布）中央全会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言论，通过“关于托洛茨基言论的决议”，指责他“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给予最严厉的警告。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决定解除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由加米涅夫接任。托洛茨基改任电气技术发展局局长兼工业与技术委员会主席。至此，托洛茨基被批倒批臭并且被剥夺实权。5月，托洛茨基出任租让委员会主席，后任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院院长。

托洛茨基被赶出最高权力中心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斯大林反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索柯里尼科夫（财务人民委员）等人结成被称为“新反对派”的联盟，斯大林则同布哈林和李可夫结成了联盟。9月，中央全会上两派的斗争公开化，季诺维也夫批评新经济政策和布哈林得到斯大林支持的“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12月，联共（布）十四大上，加米涅夫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不能把书记处凌驾于政治局之上，要求斯大林离开党的总书记职位，但演讲被代表的怒吼声打断。会后加米涅夫只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也被免除。政治局委员新增三名“斯大林的近卫军”：莫洛托夫（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伏罗希洛夫（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加里宁（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

1926年，季诺维也夫同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结为同盟，被解除政治局委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职务并开除出党。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也被解除政治局和中委职务及兼职，1927年被开除出党。

至此，斯大林及其“近卫军”占据了政治局7席中的四席，斯大林成为新的独裁者。

2.2. 毛死后的集体皇帝

毛1976年9月病死后，没有留下列宁那样的“政治遗嘱”，政治局常委就成为集体皇帝。

10月，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合谋抓捕了毛派最极端首脑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和毛远新等人。在叶剑英的提议下，华国锋升任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开始了叶剑英为幕后老板而华国锋为小伙计的“叶华体制”。

此后，党内高层（特别是军方高层）有些人希望邓小平第二次复出。

在剩下的两个政治局常委中，华国锋反对邓小平复出，而叶剑英的态度比较暧昧。时任中调部副部长熊向晖的女儿回忆，熊向晖向叶提出，让邓复出。这代表了部分老干部的希望。叶的答复是，邓小平擅权，不甘寂寞，要等华国锋稳定大局后才能复出。实际上是说，要等我和华国锋稳操大权后，才能让喜欢争权、擅自越权和自我扩权的邓小平复出。在其他政治局委员中，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反对邓小平复出，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不反对或支持邓复出。

邓小平给华国锋和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写了两封长篇效忠信，表示承认错误，只希望再为党工作几年。

主要是由于叶剑英的推动，邓小平获得了复出。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副主席、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长职务。政治局决定，邓小平在国务院分管科学、教育和解放军，权力较小。

8月的十一届一中全会推出的政治局常委是：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掌管全国人大常委会）、邓小平（在国务院分管科学、教育和解放军，掌管总参）、李先念（在国务院分管经济）、汪东兴（协助华国锋处理日常党务，类似于书记处常务书记，掌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中办、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团）。

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由叶剑英推举第二次复出的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第二副校长，1977年12月兼任中组部长），组织撰写、修改和发表了两篇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以毛的遗旨拒绝给老干部翻案，获得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等人的支持。1978年11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委员陈云（文革前的中央副主席）等老干部，以上述武器，猛批汪东兴和华国锋。会议延长到一个月，斗垮了汪和华，华作检讨。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增补为中央副主席（兼任新设的中纪委的第一书记）。此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免去汪东兴所有兼职（中办主任、中央警卫局长、8341部队政委和党委书记、毛著编委办主任），让他靠边休息。此后汪又被免去所有党内职务（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中委）。汪和华的挫败，也是幕后老板叶剑英的挫败。

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前，政治局常委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达成共识，免去华国锋的中央主席、总理和军委主席。邓小平建议，叶剑英接任中央主席。他明知叶年过八十，不会接任，希望叶因此提议他接任。叶剑英回答，我不当，劝你也不要当，让胡耀邦当。陈云打圆场说，不要争了，就是你们两个矮子（邓小平和胡耀邦）当政。胡耀邦因此接任中央主席。邓小平接任军委主席，邓小平文革前的老部下杨尚昆任军委副主席，接任耿飚的军委秘书长。邓小平的人马赵紫阳接任总理。

此后，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这四个“老一辈”的政治局常委继续作为集体皇帝。叶剑英的首席皇帝地位逐渐弱化，1985年辞去党政职务，1986年10月病死。

1987年11月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新任总书记赵紫阳按照邓小平的命令，提出口头议案，仿照毛泽东1940年代初的自我授权故事，授予邓小平党内最后决定权，中委鼓掌通过。由此邓小平成为新的独裁者。

3. 斯大林独裁和邓小平独裁

3.1. 斯大林独裁

1927年12月，联共（布）十五大召开，政治局委员新增两名“斯大林的近卫军”：古比雪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和鲁祖塔克（人委会副主席）。

1928年，苏共老二布哈林因对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持不同看法而受到批判。布哈林坚持苏联应以发展农业为主，建设成一个农业国，发挥苏联的国际经济比较优势，大量出口农产品。他反对斯大林的国家高速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主张。1928年至1929年，他与李可夫、托姆斯基等结成联盟，提倡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全面实行农业集体化。

1929年1月至4月，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两次会议上，斯大林严厉地批判了布哈林等人。斯大林说：“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用任何外交辞令，用任何关于只有一条路线的狡猾声明等等都掩盖不了的事实。”

4月，布哈林被解除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职务。11月。被解除政治局委员和《真理报》主编职务。

1930年6月，联共（布）十六大召开，托姆斯基未能连任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新增三名“斯大林的近卫军”：卡冈诺维奇（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柯西奥尔（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基洛夫（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

1930年12月，李可夫被解除政治局委员和人委会主席职务。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好友奥尔忠尼启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接替李可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莫洛托夫继任人委会主席。至此，列宁病死时的六个政治局委员，除了斯大林，都被赶走了，连列宁死后四个月新增的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也被赶走了。

这六个老政治局委员的死法是：托姆斯基，1936年8月22日为避免被苏共审判处决而自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936年8月25日被苏共枪毙；李可夫和布哈林，1938年3月15日被苏共枪毙；托洛茨基，1940年在墨西哥家中被斯大林派出的特务刺杀。

斯大林对于其“近卫军”也是不断清洗，例如枪决了1930年代大清洗的两个奉旨屠夫——内务部长雅戈达和叶若夫。内务不相当于中国的公安部，很多时候管辖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家安全总局，后者的前身是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也是克格勃（国安会）的前身。

到了1950年代，斯大林准备清洗其“老近卫军”莫洛托夫（政治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长）、卡冈诺维奇（政治局委员兼部长会议副主席）、伏罗希洛夫（政治局委员兼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贸易部长）等。他以阴谋暗杀苏共领导人的罪名抓了莫斯科一批犹太人医生，把莫洛托夫的犹太人太太也抓起来了。

1952年，斯大林召集苏共19大。不再设总书记，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政治局）中设立核心的五人小组，成员是斯大林（部长会议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书记）、马林科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书记）、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赫鲁晓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防长）。斯大林之外的四人都是“新近卫军”。

斯大林的死亡很搞笑。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没有按常规在上午10点左右走出卧室，却没人敢进去。到了夜里11点多，才有个仆人冒着生命危险壮着胆子以送文件的理由进去看看，发现斯大林躺在尿泊中，气息奄奄。后来知道斯大林是脑溢血了，而从手表摔坏停走的时刻来看，是早上6点多昏倒的。

仆人们不敢动斯大林，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五人小组的其他四人。

四人到场后，也不敢动而且不想动斯大林，开始讨论他们是否达到了处理此事的主席团（政治局，25人）执行局（9人）的多数，结论当然是没有达到。

仆人和重臣们不敢动尿泊里的红色沙皇，是因为斯大林动不动就抓人杀人。好医生都送到西伯利亚的集中营里去了，留下的差医生也救不了斯大林。斯大林不倒下，就该杀“老近卫军”了。兔死狐悲，前途凶险，重臣们当然不想抢救斯大林。

斯大林脑溢血，主要是因为酗酒。中风前很长时间，他一般隐居在莫斯科郊外的昆采沃别墅里。晚上大多召来几个大臣长时间饮酒，看大臣下贱地逗自己开心。每次选一个大臣当作贱的主要对象。这样的娱乐方式，在中共官场的酒席上是一样的。

3.2. 邓小平独裁

在邓小平成为独裁者之前不久还是首席皇帝的1986年，受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响，中国出现了民主运动，始于1986年的学生运动。1986年学运始于合肥，蔓延到北京等多个城市。与学运呼应的是知识界的请愿公开信联署活动。1986年学运和知识界请愿活动，遭到邓的严厉打压。

邓借刀杀人，把学运和请愿用作权力斗争的快刀，与中共其余两位皇帝陈云和李先念密商决定，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为罪状，罢免军机处首席领班大臣即总书记胡耀邦，清洗叶剑英-胡耀邦派系部分人马。前中共首席皇帝叶剑英1985年因病辞职，1986年病死，让邓小平没有了清洗叶-胡派部分人马的投鼠忌器。

胡耀邦1987年年初被迫辞职，邓还要追杀，布置邓派薄一波、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开会批斗胡耀邦。

胡耀邦1989年突然病死，悼念活动成为大学生和知识界反对独裁者邓小平的开端。

中国198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兴亡的国内因素之一，是自称不懂经济而从不参与经济决策的邓成为独裁者后，1988年命令赵紫阳搞“价格闯关”，就是取消对计划经济内产品的价格限制，把计划经济内外的价格双轨制一举合并成计划经济外的价格自由浮动制，导致物价飞涨。到1989年，通胀最高飙升到23%。这威胁到普通民众的生存，引起恐慌和怨恨。大学生原来对经济不敏感，到了物价飞涨的时候，大学食堂的菜价飞涨，也引起恐慌和怨恨。面对人祸及政敌陈云及李先念的可能反扑，邓命令赵紫阳承担责任，出面在中央会议上检讨。赵紫阳虽然服从照办，但地位岌岌可危。李先念原以为华国锋之后的总理位子该轮到自己了，没想到邓推荐赵紫阳成功上位，因而对赵紫阳恨之入骨，此时对邓提出罢免赵紫阳。做替罪羊的危险后果，让赵紫阳从邓的忠心亲信变成有心无力的政敌。

中国198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兴亡的国内因素之二，是民众把物价飞涨归咎为高管家族倒卖计划经济内的物资购买批文。高管家族拿到官方批文，以计划经济外的高价卖出，大赚与计划经济内的低价之间的差价，这被称作“官倒”（高官家族倒卖）。高官子女充斥的新兴国有贸易公司，主要就是干这个的，被称作官倒公司，其中最大的就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开办的康华公司。邓小平次子邓质方从美国混了个博士回国，后与首钢书记兼总经理周冠五之子等在香港合办首长四方公司。89学运初起时，大学生根据传闻，反官倒首先指向康华公司和赵紫阳的两个儿子。赵紫阳等军机大臣决定调查民愤汹涌的康华公司等几大公司。

89民运遭到邓小平的血腥镇压，然后是政治清洗。陈云-李先念派系的军机大臣（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姚依林等把政治清洗扩展到经济领域，批判经济开放改革。这引起了邓的强烈不满和警惕，因为历来抢功劳的邓小平，早已把经济开放改革抢夺为自己的功劳。1992年，邓模仿毛泽东1971年乘火车向南旅行一路警告林彪的故事，警告江泽民等，还在深圳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威胁。江泽民等投降，经济开放改革得以幸免。

邓小平患上帕金森症，1994年年中病重无法独裁。

（2020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