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該文轉自中共官媒多維網， 它說明中共自己也認識到一些問題的根源所在。並願意檢討之。 也許該文出自習的對立派，但不管怎樣，它至少說明習的那些東西並沒有黨內共識。

該文提出的諸多無解難題也是我之前博文中的論據之一： 中國一旦走上了市場經濟，有了廣泛的社會資本和資本家， 中共斷無再走回頭路社會主義的可能。 要麼是社會崩盤，中共倒台； 要麼是繼續走市場經濟，然後沿着西方走過的老路---進行資本主義改良，在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 只能二選一。

所以西方（華爾街）繼續施壓讓中國走市場經濟之路是正確的選擇，完全可以避免中美戰爭。

習硬要走回頭路，只能是他遭歷史車輪輾壓。

中國維權事件頻發背後的經濟真相

沒有什麼風花雪月，沒有什麼悲天憫人。中國社會正在又一次動盪的前夜徘徊。進入2018年，無論是中國新型網絡借貸平台（又稱P2P借貸）爆雷後受害者聚集北京，還是中國深圳一家公司員工因勞資糾紛自組工會獲得聲援；無論是中國南部的湖南省學生家長為子女教育和健康與警方當街毆鬥，還是日前中國上下關於“私營經濟應該退出”的爭論，我們看到，與以往個別發生維權事件不同，進入2018年，不僅是工人在維權，中產階層也在維權，甚至就連中國的企業家們在惴惴不安，紛紛在向中共高層喊話。

也許有人將這種情況解讀為中國社會治理的缺失、解釋為地方官員的懶政、甚至是中共高層的動盪，但是最根本還是利益。一場關於利益的爭奪與再次分配正在中國醞釀。換上一個專業而又“溫情”的詞彙，那就是中國經濟轉型。

每個人都渴望在轉型中獲得更多的利益，每個人都在擔心在轉型中成為改革的犧牲品。就像1989年的中國政治風波，就像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的中國國有企業的幾千萬下崗工人，就像中國加入WTO之後的衰敗的民族產業，就像2008年以後一蹶不振的中國實體經濟，面對中國的經濟轉型，再一次尋找犧牲品的進程已經開始。

1 增長的盡頭 中國的宿命

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逐漸從革命，轉移到了經濟治理。革命的狂熱與戰亂過後的“憶苦思甜”“感恩戴德”，已經再難滿足人們對於物質生活和政治民主的訴求。市場經濟帶來的高速增長成為了中共合法性的最主要的來源。

無論是社會的兩極分化，無論是環境污染，無論是血汗工廠，無論是人們在教育、醫療、住房上的民生訴求，還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一切的矛盾都被經濟的高速增長所掩蓋。 明天會更好，一切等待“先富”起來再說，“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一個將生命都將交給金錢和效率的國家，還有多少人在乎什麼“人權”“人本”的問題？

“發展就是最大的人權”這是中國政府經常用來辯護的理由。儘管這句話受到了專家和學者們在精神上鄙視和語言上批判，但是卻得到了來自大多數中國農民工和企業主們，來自現實的認可。

無論是革命還是改革，來自於貧窮與文化上的實用主義傳統，都導致了中國社會的宿命。 然而“不幸”的是，經濟的高速發展是有盡頭的。市場經濟在完成產業發展與資本的最初積累之後，最終會向更高的形態邁進。

一方面，隨着中國工人收入的提高，依靠廉價勞動力的企業，必然要向東南亞，甚至是非洲轉移。同時，產業的升級也必然會甩掉大量的普通工人。 另一方面，中國產業資本的積累也必然會匯聚形成金融資本，形成廣大的“食利”階層。無論是來自企業家的財富，還是普通大眾的存款，甚至是來自中國政府官員的腐敗資產，都湧向了收益更高的金融和房地產領域。就像上個世紀的歐洲和美國一樣，中國的實體經濟正在淪為金融資本的附庸。

中國的資本體系，無論是國有資本還是私人資本，都在拋棄實體產業，都在拋棄普通的勞動人口。然而，當財富的增長不再依靠勞動，這個社會的發展也就很難在考慮勞動階層的需求。

2 誰的利益誰的國家 維權背後的經濟真相

中國的教育、醫療、住房，以及城市化發展，都在呈現出巨大的“馬太效應”。在市場化的呼聲中所有的公眾服務在向權力和財富傾斜，向大城市集中，向大醫院、好學校集中。

也許有人呼籲，政府應當加大財政投入，去滿足中國大眾公共服務領域的缺失。但是巨大的財富差距導致的消費競爭，正在如同一個巨大的黑洞，侵吞着所有的資源。 私立醫院可以隨便蓋，私立學校何以隨便開，新的大樓可以隨便蓋，但是好的醫生就那麼多，好的老師就那麼多，一個城市好的地段就那麼多。 真正的資源永遠是有限的。

目前，中國高企的房價，以及教育、醫療資源的分配不公，不要說農民工，甚至就連大部分中產之家都已經感到了危機。

2008年即使是中共官方公布的中國基尼係數也已經達到了0.491。2017年儘管中國政府一直在希望降低這個比例，但是依然達到了0.467，超過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中國早已步入收入差距懸殊的國家行列。 如果考慮到中國財富階層的隱形財產，這個比例無疑將更高。一份來自北京大學謝宇教授等人的《中國民生報告》則顯示，如果不僅僅計算收入，而將財產也計算在內，2014年的中國基尼係數或已經達到0.73。其中，中國擁有財產最多的10%的家庭占有全部財產的62%；擁有財產最少的75%的家庭僅占有全部財產的8.5%；其餘15%的家庭占有全部財產的29.5%。

這種收入和財產分配的極不均衡，導致中國75%的人群，也就是將近10億人口在滿足基本生存需要後，幾乎無力再參與中國經濟的升級進程。而中國10%的最富裕人群，約合1.3億人口，則已經通過海外市場，完成了自身的消費升級。 僅僅依靠15%的人口，也就是將近2億的中國中產階層來完成中國的經濟升級，持續經濟的高速增長，繼續實施市場經濟改革，無論有沒有中美貿易戰的影響，這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沒有那麼多的心靈雞湯，沒有那麼多的高深理論，在中國，先富起來的1.3億人口在追求更大的投資收益，並夢想能夠擁有政治權力；近10億的普通勞動工人和農民，以及農民工在要求基本的生存權力，並夢想能夠實現消費升級；近2億人口的中產之家在拼命保衛自己已經得到的財產，並夢想能夠追趕上先富起來的人群。 這就是進入2018年來，頻繁發生的維權事件，以及輿論事件背後的全部經濟學本質。

面對中國目前的利益分配格局，不斷頻發的維權事件，其實就是給中共提出的一個又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每一個典型維權事件背後，都涉及了無數同樣的利益訴求，都涉及到對目前利益格局的挑戰。

3 學會妥協 還是“玉石俱焚”

中共需要新的合法性 可以說不僅僅是2018年，從2008年以來的中共，尤其是2012年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共高層的根本政治任務就已經發生了改變——在告別革命之後，在市場經濟的高速增長難以為繼之後，中共必須尋找到新的合法性來源。

按照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最初設計，中共必須解決這種貧富分化導致的經濟死結和社會割裂。

然而，放在中共面前的解決方案並不多。中共是將“回到”革命？還是力爭實現妥協，學會與資本的長期相處，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一種是，中共寄希望打開國外市場和重大科技創新。在不傷害“既得利益”的情況下，就像當年，日本、韓國經濟崛起是做的一樣，通過一帶一路、中非合作，甚至是中美貿易戰的妥協，或者是寄希望於在10年內爆發又一次科技革命的方式，解決近10億的普通勞動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問題，實現產業升級。 這種方式可以說是“靠天吃飯”，隨着美國的步步緊逼，中國的單純經濟轉型恐怕很難在短時間內得以實現。

而第二種方案則是，中共寄希望於中國國內經濟主體之間的妥協。中共官員、10億的普通勞動人口，以及先富起來的1.3億人口，這三者之間實現利益妥協。通過逐步規範政府行政、規範經濟運行，規範稅收（減少規範企業經營性稅，加大徵收房地產稅、資本利得稅等財產性稅收）、加大財政投入、控制房價、增加工資，等等措施，逐步解決近10億的普通勞動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問題，實現產業升級。

目前，來看中共正在通過自身反腐與機制調整，試圖進行妥協。但是官員和資本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似乎並不願意“改邪歸正”，並正在試圖將矛盾向下轉移，無論是基層政府的官員，還是中產階層，都已經是人心惶惶。

如果這種妥協註定失敗的話，那麼中國社會將不得不面對第三種情況——中共被迫“回到”革命。按照目前所謂的回到“新民主主義”，以及“新鳥籠經濟”等等說法。中共有可能利用經濟危機的契機，通過贖買、甚至是金融監管的方式，迫使社會資本進入中共的經濟“鳥籠”。 雖然，這可能遭遇來自中國民間資本，甚至是中共自己的銀行體系的“破產要挾”和“怠工抵抗”，但是，按照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某副主任的說法，願意投靠中共的企業家，以及社會資本依然會如過江之鯽。在經過債務出清的危機後，重新恢復企業生產並不困難。 近日關於“私營經濟應該離場”的言論，能夠激起如此大的社會討論，恰恰體現了中國的私營企業家們已經聞到了這種“不祥”的氣息。

當然，還有第四種情況，那就是資本通過輿論，成功挑動中國12億人口的中產之家和普通勞動人口的不滿，直接進行葉利欽式的“變革”。政黨政治和形式民主固然可以實現，但是按照中國遠超俄羅斯的人口密度，以及可憐的人均自然資源，其造成的後果中國也必須承受，並且有可能比俄羅斯還要悲慘百倍。

維權事件的頻發，以及社會輿論的分裂都已經說明，中國的社會和經濟都已走到了十字路口。究竟誰將承擔中國經濟轉型的代價？是某個階層，還是整個社會？每個人都膽戰心驚。 因為，中國歷史上並不缺乏，因為既得利益者不願妥協，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玉石俱焚”的案例。

希望今天的中國不要再重蹈北宋王安石“熙寧變法”的覆轍，更不要再現明末的“東林遺禍”。這不僅僅是在考驗中共的能力，更是對中華民族智慧的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