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诗)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所以，一首好诗，应该有境界。如果诗品映照人品，诗人的思想当有境界。

他又将诗的境界分为两类：“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进一步解释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通俗的理解：如果一首诗属于“有我的境界”，那么，它所表达的就是以作者个人际遇为参考点的境界，其中的一切被染上个人的色彩，是主观世界，及其向客观世界的移情。例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属于有我之境，因为“我”含泪问花(个人情境)，然而，花儿不答，仍然顾自纷纷飞过秋千，杳然而去，不解人之心绪(主观对客观的移情)。

而无我的境界，是脱离了个人参考点而构建的境界。这境界中，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融为一体，分不清哪一部分是主观，哪一部分属于客观。例如，“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属于无我之境，因为“我”已被隐去，只有物外的寒波静静地涌起，鸥鹭不慌不忙地翻飞上下与寒波为戏。其境界里，出场的只有客体相戏，故为无我境界。

按照王氏的诗论，诗品分为三类：没有境界、有我境界、无我境界。

然而，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认为，王氏的有我之境其实是无我(忘我)之境，因为“泪眼问花花不语”是移情作用，而移情作用是“凝神注视，物我两忘”的结果；王氏的无我之境其实是有我之境，因为“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是诗人经过冷静的回味，不经移情作用而得到的妙境。朱先生建议用“同物之境”代替无我之境，用“超物之境”代替有我之境。而且“同物之境”与“超物之境”并无品格的高下之分，只是风格不同而已。

朱先生的建议不无道理。王氏的境界论也许涉及诗学中更本质的东西：即，作者的思想境界，或哲理境界。

人们说，真正的诗人，应该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兼语言大师。语言表达思想，所以，思想贫乏则诗无境界，思想平庸则诗可能到达有我境界，唯思想境界高格的人有希望抵达无我境界。学诗之人，不在思想境界上求得提升，一味追求合律，或找寻惊人之语，如缘木求鱼。就像王氏所言：“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在我们看来，无境界的诗(如果还算是诗的话)，就是大白话。如王氏所说：“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无论分段如诗一般地排列，或象散文一般凑在一起，不能改变其非诗的本质。

若说一首诗有了“有我之境”的境界，说明作者动了真情，表达的也许只是“个人际遇”，总是说出了人情、人道与人本，引来读者的共鸣。读出世态炎凉，人间沧桑，情致的婉约，心灵的净化。如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如徐志摩的“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读这些诗，看到鲜活的、有情有感诗人，与之同喜同悲、同安同乐，可以倘佯在诗美之中。

达到无我之境的诗歌，则将人带至物外，如闻箴言，若悟禅机。自然如天籁，深邃如河外星系。例如，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达到这样境界的诗人，是经历了人生的历练，阅世事后的参省与顿悟。

无我的命题，大概最早来自老子。他在《道德经》中写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意思是说：我们之所以有祸患，是因为一味地强调自我。如果不自私(无我)，还有什么患难呢？

写诗作文，总要以自己的观点来描摹客观情境，绝对无我是不可能的。但，“无我之诗”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硬是表达的如此客观，明明是作者站在那大漠长河边，看孤烟直、落日圆，读者一点也找不到作者自我的影子，有的却是读者自己身临其境，这就是“无我”的妙处。这种境界，隐去小我，而让“天下”与我共鸣、同在。诚如老子所说：“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自存”。

人类区别于其他智慧生物的最明显标志是：人有宗教情怀。世间宗教教派虽多，但最高境界好像都是“无我之境”，与诗的境界可谓殊途同归。除了道教之外，基督教徒通过将自己奉献给神而放弃自我；佛教徒通过省察内心来放弃自我。也许，诗人是唯一用非宗教的方式来达到放弃自我的无我境界。

来诗坛写诗的人们，都希望自己的诗获得评价。但评诗之前，总要有些标准。所以，写出这些文字，期望在评诗时，能自圆其说。

2006年12月31日星期日凌晨零点45分于戴尔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