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吉貞是宋慶齡的舅舅倪錫純的女兒，宋慶齡與她有着很深的感情。

由於政治立場不同，宋慶齡和娘家宋家、夫家孫家的親屬都斷絕了聯繫，幾十年沒有來往，所以她很看重與外婆倪家親屬的關係，對這位表妹，更是情深。

倪吉貞解放前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英語很好，也很有教養。1927年她的表姐宋美齡和蔣介石在上海舉行婚禮時，特別邀請她作為伴娘。

蔣介石與宋美齡婚禮照（其中一位伴娘是倪吉貞）

宋慶齡非常喜歡這個表妹，一度想邀獨身的她來做秘書，陪伴自己度過晚年。

文化大 革命開始以後，社會上掀起了狂潮“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因為和“四大家族”的關係，倪吉貞的哥哥倪吉士首先被抄家，全家人搬進了一間極小的房子，缺少起碼的生活條件。看到這般慘景，倪吉貞觸目驚心。她沒想到的是，不屬於任何單位、也從不惹是生非的她，很快就受到了更沉重的打擊。

1966年12月10日夜裡，她的弟媳婦美芬單位的紅衛兵闖進了家門，要在這裡設立司令部，勒令他們24小時內搬走。

至於搬到哪裡，紅衛兵不管。倪吉貞一輩子沒經歷過這種事，頓時方寸大亂。

她找到房管所，被告知沒房；找到派出所，民警表示管不了也不能管；找到統戰部，這個昔日“民主人士的家”也已是風雨飄搖、自身難保。

文革中身穿中山裝、鬱鬱寡歡的宋慶齡

要想投親靠友，掰着指頭數一遍，他們不是住得很緊，就是已被掃地出門。誰家也容不下他們一起生活的四口人。

無奈之下，倪吉貞和原來住在一起的弟弟吉文、弟媳美芬分手，帶着過繼來的哥哥的女兒倪以銘去尋找容身之地。

11日，倪吉貞在上海的大街上遊蕩，一邊哭一邊走。她想到了哥哥倪吉士。哥哥當然會全力幫助她們。但是倪吉士的住處，除了一家人的坐臥，連放一張桌子的地方都沒有。

倪吉貞又走過淮海中路的宋慶齡住宅，她明知宋慶齡不在上海，不可能解決自己的燃眉之急，但此時已是付訴無門。萬般無奈之下她按響了宋宅的門鈴。

門打開了，一眼看到傳達室，倪吉貞就如見到親人般淚如雨下。此時正巧宋慶齡的管家李燕娥出門去，下午才能回家，沒有人可以作主幫助她。

紅衛兵勒令的24小時就要到了，走投無路的倪吉貞只得不顧面子，請求弟媳婦美芬把她和女兒也一起領到美芬的姐姐家。紅衛兵只許倪吉貞搬走一張床、換洗衣服和被子。所有家具、日常用品，包括碗筷都要留下供紅衛兵使用。

倪吉貞僅有的400元，被紅衛兵硬索去300元。他們還宣布，此後司令部這裡用的水、電、煤氣、電話費，全由倪吉貞負擔。倪吉貞央求說她家很節省，水、電等每月只用12元，能否今後每月交12元給他們。她還將上月水、電等收據給他們看。但他們仍然堅持，不論開銷多少都要倪家支付。

住進美芬的姐姐家後，僅有的一張床讓給了倪吉文睡。房間裡沒有水，要去弄堂里用水桶拎進來。對於倪吉貞這位老人來說，是很大的負擔。

想到今後要靠弟弟吉文的薪金過日子，還要支付自己家中一切水、電、電話等費用，倪吉貞心中惶恐莫名，悲戚無助。

1966年12月14日，勉強安頓下來的倪吉貞給宋慶齡寫了一封長信。從小有着強烈自尊的倪吉貞，在受到極大刺激的情形下，詳細地對宋慶齡講述了自己的所有經歷。

她滿心酸楚地說：“你如果看見我，也不認識了。”談及前途，她十分恐懼：“不知道還要苦到、嚇到什麼地步？”

信的最後，倪吉貞寫道：“請你自己保重，我將打起勇氣做人（聽說尋死是要成為反革命的）。我沒有犯什麼法，我不死，心中就記牢你的話。請收到此信千萬千萬能不能給幾個字？使我們知道你收到了信，我精神上要安慰些。但請你在信封裡面也不要具任何什麼‘姐、妹’等字。這樣更為妥當……心中很亂，不必多說。有錯，有不對的地方，請你慈心原諒。”

在署名之後，她又令人擔心地綴了兩句：“甘家娘娘的媳婦已自盡，用的是煤氣。我認識的（自殺的人）已有八個了。”

信封上，貼了一張毛澤東頭像圖案的八分紀念郵票和一張人民大會堂圖案的兩分郵票。倪吉貞在信封的正面和背面用鋼筆寫了三處“航空”字樣，此舉可以看出她面對處境顯然已經驚恐萬狀。

宋慶齡收到這封信後牽腸掛肚。她在信中用筆做了十一處記號。為了緩解倪吉貞被掃地出門後生活無着的困難，她設法通過中國福利會的老部下蔡縵雲送去了一點錢。

然而很快蔡縵雲就失去了自由。這使宋慶齡更加心神不定，生怕是自己的託付給蔡縵雲帶去了災難。

1967年底，她寫信給好友沈粹縝：“我的老幹部蔡縵雲，一年多沒有消息了。不知道什麼緣故她被關起來。我日夜不安，不知是否因為她代我交一些錢給我一個表親的緣故？因為她一直很老實，守紀律的，也不和壞人來往。如果你聽到她的消息，請不要瞞我吧。我對她應該負責！”

接着她又說到倪吉貞：“除了生在資產階級的家庭里，我的表親從未參加政治或做過壞事。一直很老老實實的。“

1966年底的這封長信之後，倪吉貞可能還給宋慶齡寫過信，但至今沒有查到。因為宋慶齡曾寫到：“她曾對我說過，那些野蠻、獸性的人毒打她、踐踏她以至吐血，還不如死了好。”這一情節在我們見到的這封信中沒有表現。

看來，此後的倪吉貞不僅被強制勞動、受到了批鬥，而且是受到了武鬥。對於一個始終生活在閨中的“小姐”來說，這是不堪忍受的凌辱。

為什麼宋慶齡沒有及時採取措施保護倪吉貞呢？就此，宋慶齡談道：“我當時不夠警惕。我本應該打電報回家，讓她住到我家裡去，或者送她來這裡。但我相信了那些沒有心肝的人，他們說她在騙我。”

1968年5月，倪吉貞萬般無奈之中，又一次來到淮海中路的宋慶齡住宅。

按響門鈴後，工作人員告訴她，宋慶齡一直住在北京。倪吉貞最後的一絲幻想破滅了。

她穿過馬路，來到幾乎正對住宅的武康大樓。這是一座法國文藝復興時代風格的高八層的建築。解放前曾被孔祥熙買下，歸在孔二小姐的名下。孔令偉為其取名諾曼底公寓。

由於建在路口，這座樓順街勢建成了熨斗形，頂層有一條長長的臨街走廊。解放後它曾是老上海文化名流的聚集地，但在文革時期被人們喚作“上海跳水池”，是自殺者的首選，文革時期從武康大樓跳樓自殺的一共有10人。

宋慶齡住宅與倪吉貞跳樓自殺的武康大樓隔路相對

萬念俱灰的倪吉貞一步步登上樓梯，隨後從走廊上凌空一躍，徹底得到了解脫。

倪吉貞的自殺使宋慶齡大為震驚。1969年10月16日上午，宋慶齡乘周恩來的專機回到上海。她的心情很不好。

在去西郊機場的路上，她終於忍不住對秘書杜述周說：“杜同志，我的表妹在我家對面樓上跳樓自殺了，你到上海可以去看看。”稍一停頓後，她內疚而又無奈地說：“我連一個無辜的表妹都保護不了……”

因為精神受到刺激，宋慶齡的神經性皮炎被誘發。

武康大樓

1971年2月11日，宋慶齡在致廖夢醒的信中又一次談到了倪吉貞的死：

“儘管春節給許多人帶來歡樂，可是我一點也不喜歡燃放爆竹。不斷傳來的壞消息使我老做惡夢。……這些日子我聽到的儘是壞消息。我的親屬倒是都已經解放了，因為徹底的審查並沒有發現他們犯過什麼錯誤，只不過他們不幸同四大家族之一有點關係而已。這是他們身不由己的事。他們仍擠住在亭子間裡，勞動所得只能勉強糊口。我自然要幫幫他們，但那也不過是杯水車薪，因為我現在只有自己的薪水收入。我希望我的表親們不要像我的那個表妹一樣去尋短見。她的死，我是有一部分責任的。……可憐的表妹傑西卡（倪吉貞的英文名字）就這樣離開了人世，我常夢見她。”

 “她的死，我是有一部分責任的。”一句話，可以見出宋慶齡在特殊歷史環境下的心酸與尷尬。

倪吉貞的死給宋慶齡造成了永遠無法癒合的傷口。她的死處就在宋宅的正對面，宋慶齡不能不時時想起她。

宋慶齡將倪吉貞“文革”後給她的這第一封信精心地保存起來。在信封上，她用紅筆和藍筆分別打了一個“×”，寫上了一串英文——“Letter from Jessie”（傑西的來信）。Jessie是Jessica（傑西卡）的另一種寫法。

宋慶齡還用鮮紅的水筆，在信封上另寫了一個大大的英文單詞：“Keen”（哀悼、痛哭），後面是一個令人驚心的感嘆號，那是宋慶齡內心滴淌着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