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詩以言志。但是，凡事都有度，超過一定度，就會走向事物的反面。就詩而言，志太大了，過頭了，就會變成以詩吹牛，就像1958年的中國。

這些年，因為國家經濟高速發展，中國人漸漸找到了一些富裕的感覺，加上上下內外的彼此呼應，形成某種磁場效應，不知覺中，國人愛說大話的毛病又回來了。

其實，這和60年前很像。伴隨着大躍進，中國出現了一場文化大躍進，即由毛澤東倡議發起的，轟轟烈烈，但卻短壽，並且在後人看來不啻一則笑話的新民歌運動。

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召開了醞釀大躍進的會議。在會上，毛澤東令人意外地談到了詩歌。他建議搞幾個試點，每人發三五張紙，寫寫詩歌。有人不會寫字的，可以找人代寫——現在想想頗為可笑：找人代寫的也叫詩？

會議是討論經濟問題，但是毛澤東卻提到了文藝。這意外之中也有不意外，因為毛澤東本人喜歡詩，而且認為詩是革命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

毛澤東所說的新民歌就是詩。他認為，作家、詩人應該向農民學習，而且群眾應該成為文學創作的主體，全國各地應該開展一場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採風運動”，並強調，這是一場政治任務。

身為領袖，毛澤東的話一言九鼎，很快得到了文化主管部門負責人和地方領導的積極呼應。郭沫若多次談到新民歌的重大價值作用，周揚撰文支持開展新民歌運動。

不久，中國作協書記處起草了《文藝工作大躍進三十二條》，號召在三五年內在全國範圍內奪取一個社會主義文學大豐收。新民歌運動由此展開。

中國的事情總是這樣，上面傳出意思，下面便心領神會。中央說農民中可以湧現出大量詩人，山西省就提出縣縣要有郭沫若，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更認為，每個生產隊都可以有自己的李白。

主角一夜之間換成工農兵，很多滑稽的東西紛紛登場，呼應當時的政治氛圍，形成了獨特的“吹牛體”。

一位農民寫了一首《公社的山羊》，讚美公社裡欣欣向榮的景象：

公社的山羊長得壯，

上山碰到非洲象。

山羊打了個打噴嚏，

轟隆一聲震天響。

大象嚇得直哆嗦，

撲通跪倒直喊娘：

“娘啊娘，還是公社的山羊大，

跟它比，我簡直就是屎殼郎！”

在中央文藝主管部門選編的《紅旗歌謠》中，有一首《端起巢湖當水瓢》：

大紅旗下逞英豪，

端起巢湖當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

哪方乾旱哪方澆。

在《西遊記》裡，吳承恩給孫悟空裝備的如意金箍棒夠神奇吧？可是跟《一個谷穗不算長》相比，也只能甘拜下風：

一個谷穗不算長，

黃河上面架橋梁。

十輛汽車並排走，

火車馳過不晃蕩。

雖然從世界範圍講，中國人對科學技術體系建立的貢獻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必須承認的是，在用一張嘴跟大自然叫板的功夫上，我們不遜色於任何國家，甚至遠遠超過它們。

不少人可能會記得當年有一首《我來了》，在某些地方還被編入語文課本，那種氣勢真的是令人“驚嘆”：

天上沒有玉皇，

地上沒有龍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龍王!

喝令三山五嶽開道，

我來了！

這種沒頭沒腦的文字，看上去牛氣沖天，其實毫無內容，完全是詩歌版的吹牛不上稅。結果是，你吹，我比你還能吹。你說谷穗能當橋使，我就讓你見識一下水稻產量，《社員堆稻上了天》這樣寫道：

稻堆堆得圓又圓，

社員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雲擦擦汗，

湊上太陽吸袋煙。

你能擦汗吸煙，我比你還能。一位農民在《鋪天蓋地不透風》中這樣形容豐收的景象：

玉米稻子密又濃，

鋪天蓋地不透風。

就是衛星掉下來，

也要彈回半空中。

中國成了詩的海洋。詩中比能耐，各地比數量，有的省說準備在一個月內寫出1000萬首民歌，結果該省的一個地區領導說，這些我們全包了。湖南一位農民說，打算在一年內寫1400首民歌。時間從哪裡來？他說，幹完農活，休息時，吃飯時，再加上睡覺前，足可以了。

對於新民歌運動的如火如荼，郭沫若功不可沒。他不僅從文藝理論上肯定、讚美新民歌運動，還身體力行，在與群眾的互動中，為新民歌運動鼓勁。

就連國歌詞作者、詩人田漢也身體力行，他寫了一組《鋼鐵頌》，其中一首這樣描寫音樂學院師生在小高爐前煉鋼的場景：

讀書生產兩無雙，

不再蒼顏戀書窗。

中國正多新榜樣，

煉鋼爐前學肖邦。

音樂學院師生學習煉鋼，這在世界音樂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是新榜樣還是荒唐？肖邦練的是鋼琴，我們的師生煉的是粗質的鋼。可是，在田漢筆下，這成了火熱的場景，一種新生事物。

新民歌運動與大躍進是配套的，生產中的冒進，必然導致思想上的發熱，也必定會讓一些人說出，村村都可以有李白這樣的話。到了後期，有些民歌完全成了口號：

要叫番薯像冬瓜，

要叫穀粒像大豆，

要叫雞蛋粗過碗，

要叫肥豬賽過牛。

從現在的觀點看，新民歌運動中的絕大多數創作都是應景的口水詩，並沒有多少藝術價值。群眾是不是真正的英雄有待驗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絕大多數群眾都不是詩人。因此，一度轟轟烈烈的新民歌運動也註定持續不了多久。

在新民歌運動開始僅一年後，毛澤東感覺到了問題。1959年3月，毛澤東在鄭州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新民歌運動發表談話，說：“叫每個人都要寫詩，幾億農民要寫多少詩，那怎麼行？這違反辯證法，統統取消。”

或許，毛澤東已經忘記，就在1958年4月，在中國作協新民歌座談會上，周揚所作的“人人是詩人，詩為人人所共賞。這樣的時代不久就會到來”的發言，得到他本人的高度評價。毛澤東說：“所有的同志一直到支部，都要努力搜集民歌，每個鄉出一集也好，全國有九萬個鄉，就出九萬個集子，如果說多了，出萬把集是必要的。”

毛澤東並沒有說讓每個農民都成為詩人，可是，在中國這種特殊環境下，領導人的話，在下面一定會得到擴大性解讀，一定會做得更過。這一點，毛澤東很清楚。所以，當他提出新民歌運動，對周揚的“人人是詩人”的話予以肯定時，就已經預示着後來的結果了。

《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宰相趙高當着秦二世的面指鹿為馬，大臣中有人迎合趙高，說是馬，也有人說是鹿。結果那些說鹿的後來都沒有好果子吃，群臣皆畏懼趙高。

以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他說工農兵都可以寫詩，郭沫若、周揚這些掌握文藝界話語權的人，一定會大力贊同。等到了下面，那就更是另一種場景。所以，說毛澤東完全預測不到後來的結果，顯然不符合現實。因為，毛澤東對自己說出的話的分量是完全清楚的。

新民歌運動最終偃旗息鼓，但是卻留下一個教訓和一個疑問：教訓是領導人說話一定要留有餘地，不然，依中國官場的傳統，會在領導指示的基礎上將事情做到極致，甚至罔顧事實；疑問是，我們中國人是不是和吹牛有緣？我們怎麼這麼愛吹牛？為什么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的毛病還沒改掉？

半年來的中美交鋒，特別是中興事件的被動，讓我們對自己再次有了清醒的認識。與自然鬥爭，與他國較量，我們都缺乏較為務實的態度，而是把自己看得很高，只有當現實冷冰冰地擺到面前時，才會意識到現實與想象之間的差距。

個人吹牛屬於性格問題，但是對國家來說，特別是和政治牽上關係，則吹牛帶來的危害就絕不可小覷。

與中國人相比，西方人在自然面前通常是比較卑微的，對世界充滿了敬畏。但是這種敬畏並不妨礙他們探索自然，改造自然，在這種探索和改造中，他們建立起了一整套科學技術體系，現代工業技術的進步也正是有賴於此。

而反觀中國，則常常是力量還不足以支撐起自身時，就已經開始雄心爆棚。實事求是地講，過嘴癮的毛病，我們要比歐美人嚴重得多。

60年前，

中國因詩而“瘋”。60年後，中國人又開始有些眩暈，又產生全民寫詩的衝動。對此，我們不能不給予清醒的認識。

其實，直到今天，我們依然有一個世紀之問：就吹牛而言，我們到底是自己喜歡吹牛，還是吹牛隻是手段，為的是哄領導高興？無論哪一種，於國家，於民族，都是有害無益的。而最終，受害的只能是組成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