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民國學術界，吳宓的名字是繞不過去的。他是著名文學評論家、西洋文學家，詩人，紅學研究權威，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奠基人，國學大師。他桃李滿天下，如錢鍾書、季羨林、王力、曹禺、許國璋，以及後來長期擔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都曾是吳宓的學生。

1937年春，吳宓在清華園

很多人關注吳宓，一方面是因為他學問精深，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人生坎坷。一位學富五車的著名學者，即便不去得體體面面，也應死得安安靜靜，像吳宓那樣的過世，確實讓人感嘆：世事無常，活着，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吳宓死在一家部隊醫院，最後租住的地方是當地居民的兩間平房，對面則是為他養老送終的堂妹吳須曼的工作單位，涇陽縣麵粉廠。

據說，吳宓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句話是，給我開燈，我是吳宓教授，我很餓，給我一口稀飯喝吧！

吳宓，原名玉衡，字雨僧，1894年8月20日出生於陝西涇陽縣安吳鎮安吳堡村一戶大戶人家，吳宓1917年，23歲時赴美留學，先入讀弗吉尼亞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獲學士學位。後進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師從美國文學批評大師白壁德，研修比較文學，獲碩士學位。1921年，吳宓回國，執教於國立東南大學，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頗受學生歡迎。

吳宓博學強記，學問精深，他是文學評論家、西洋文學家、詩人，更是公認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奠基人。早年在哈佛大學求學時，他的學識便被當時的學人所推崇，與陳寅恪、湯用彤並稱為“哈佛三傑”。

吳宓在學術界享有崇高聲望。1941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首批部聘教授，即從當時各大學中的頂尖學者中選出，因此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第一批部聘教授僅30位，吳宓便是其中之一，其他如蘇步青、吳有訓、李四光、陳寅恪、徐悲鴻、茅以升等大家，也在首批部聘教授中。

1947年，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邀請他回去任教，吳宓沒有接受。兩年後，他接受入蜀邀請，擔任相輝學院外文系教授，同時在梁漱溟創辦的勉仁文學院授課。1950年4月，兩所學校撤銷，吳宓北分配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學院，9月隨校併入西南師範學院，先後在歷史系和中文系任教。

有人說，入蜀是吳宓一生的轉折點，從此以後，他便像進入了一條羊腸小道，甚至是黑暗的隧道，從此每況愈下，晚景淒涼。

1957年反右期間，吳宓因對簡體字發表不符合主流觀點的言論，隨即被打成右派，並被戴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買辦文人、封建走狗，蔣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國主義幫凶”等帽子。

在一次批鬥中，吳宓反駁說，毛主席詩詞中不也有繁體字嗎？對方頓時怒不可遏，呵斥道：毛主席的繁體字是革命的，而你的繁體字是反革命的！接着便劈頭蓋臉將他打了一頓。

文革中，吳宓更是三天兩頭便要接受批鬥。在西師，每次開批鬥會，吳宓都會被打，據當年目擊者回憶，許多次，還沒等被押上批鬥台，吳宓的頭和肩就被兩旁的人用竹條抽打，還有人撿起地上的石子朝其身上扔。

在一次全校批鬥大會上，已經72歲的吳宓在台子上被勒令下跪，一跪便是兩個小時。批鬥會結束後，他早年的學生、當時的同事劉兆吉同情他，悄悄問他，身體吃得消嗎？吳宓回答說：“跪着比站着好受些。”劉兆吉聽了，心裡一陣酸楚。

後來，吳宓被發配到梁平縣勞動改造，在那裡受盡折磨，年過七旬的他每天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令他病弱的身軀難以承受。一次，他在高台之上接受批鬥，被造反派推了下去，摔斷左腿。

1969年11月30日，吳宓在《上西師中文系群眾工作組報告》中曾這樣描述自己傷後的慘狀：“宓現在七十六歲垂暮之年，腿傷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內爬行，偶一臥起轉動，腿關節亦痛不可忍……”還沒等腿傷痊癒，造反派即命令他打掃廁所。

有一段時間，吳宓感到無法忍受，曾想絕食自盡，不料這被造反派視為“向偉大領袖的瘋狂進攻”。於是，就對他進行強制性“鼻飼”，用一根膠管往他的鼻子裡灌餿菜湯。極度的痛苦迫使吳宓最後只得求饒，同意放棄絕食，紅色小將這才停止了他們的“鼻飼”。

1954年，吳宓（右三）與西南師院同事合影。

在被批鬥改造期間，吳宓一度被關進一間小黑屋裡，屋裡地面長年有積水，時間一場，吳宓很深瘙癢得難受。於是請求洗澡。不料，看管他的造反派提來一桶冷水，從頭頂直接倒在他的身上。

其時正是初春季節，一桶冷水潑下，吳宓頓時渾身發抖。兩個造反派接着用刷子抽打他，吳宓疼得不斷喊叫，直到他叩頭求饒，對方才停了手。

耿直的性格讓吳宓吃了很多苦頭。1974年1月，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他卻不願意批判孔子，說，“如果沒有孔子，中國仍在混沌之中”，並說“寧願殺頭也不批孔”，結果在“反動權威”之外又多了一頂帽子，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1971年，吳宓右眼失明，左眼患嚴重白內障，於是獲准回到重慶。晚年的吳宓很孤獨，因為頻繁的政治運動以及他身上的各種標籤，人們不敢輕易接觸他，更遑論與他做知心朋友。

他在1973年寫給吳須曼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醫生建議我多和朋友聊天，或外出散步，但我身邊極少有人來談話，外出更無人作伴……”字裡行間處處透露着無奈、苦悶與淒涼。

1977年，吳宓傷病加重，生活已不能自理，堂妹吳須曼念及兄妹情誼，在請示上級後，將吳宓接回涇陽老家照料，這讓飽受折磨的吳宓略微得到一絲家的溫暖。只是多年的政治運動把他折磨得近乎神經質，每次吃飯時，他總會問：“需要請示嗎？”吳須曼就告訴他，四人幫打倒了，不需要請示了。

吳宓是一個很重情的人，把別人的哪怕一點恩情都牢記在心。有兩件小事很能說明這一點。文革後期，被批鬥的吳宓顯得很落魄，西師一位女教師覺得他孤苦伶仃，心生同情，就給他織了一雙毛線襪子。吳宓非常感動，送給那位女教師100元錢。要知道，在那個年代這可是一大筆錢。有人覺得他給得太多，吳宓卻不這麼認為，他說，這筆錢不只是那一雙襪子，我答謝的是情，這麼算來，100元不多。

還有一次，吳宓正在街上散步，突然一個青年喊他“吳老師”，吳宓竟然熱淚盈眶，因為那時已經沒有人再這麼叫他了。他非要給那個青年10元錢，他說，很多年沒人這麼叫我了，你今天叫我吳老師，我心裡感動！

人的一生中會有許多拐點，但最重要的往往只有一兩個，這些拐點，只有當翻過人生的那一頁後，你才能體會到，那個拐點究竟意味着什麼。

吳宓本來是不必蹲牛棚的，也不會被批鬥，更不會跌斷腿。1949年4月，國民黨敗局已定，於是動員一些著名學者遷往台灣。教育部長杭立武親自出面，懇請吳宓赴台，出任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但是被吳宓婉拒。

對一些友人請他去美國、香港講學，吳宓也謹表謝意，以一句“生為中國人，死在中國土”，表達了他不願離開故土的心願。

然而，在那個時刻，吳宓並無法預料，他將為這句話付出怎樣慘痛的代價。

相比之下，那個在1941年某個雨夜，在西南聯大陳舊的教工宿舍，用行李包為吳宓堵破窗戶的陳省身，於1949年前往芝加哥大學任教，後執教於伯克利加州大學，1984年退休後被聘為北大、南開、華師大等校名譽教授，建立南開大學數學研究所，2004年去世，安葬於南開校園。

陳省身也想“死於中國土”，但幸運的是，他避開了那段動盪歲月，生活安逸，將全部時間用於研究，終成享譽世界的一代數學大師，所以，也就沒有吳宓那樣令人唏噓的遭遇。

楊絳非常敬重她的老師吳宓，她曾寫過一段文字，可稱得上是對恩師一生為人的總結：“他老是受利用，被剝削，上當受騙。吳先生又不是糊塗人，當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並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還是堅持自己一貫的為人。”

的確，在吳宓心中，無論世事如何變化，不管自己的境遇是多麼悽苦，尷尬，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名先生，一個在講台上教書育人的人。

1977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的病剛剛好一點，便幫助在家待業的外甥女進行高考補習。當聽說涇陽中學因缺少師資開不出英語課時，吳宓認真地說：“他們為什麼不來請我？我還可以講課呀！”

此時，吳宓已經83歲高齡，有誰能夠想到，一個學識淵博的大師，一個早已被社會遺棄的耄耋老人，還能在自己傷病纏身，即將走到人生盡頭的時候，想着去一所貧困縣城的中學教書，為那些夢想進入大學的年青人做鋪路石，為他們展開自己的人生和未來盡一份力？

這，就是吳宓。

1978年1月14日，吳宓突發老年性腦血管疾病，被送入解放軍513野戰醫院搶救後不治，於1月17日病逝，終年8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