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就在希特勒還忙於奔走演說，用口頭上的土豆、麵包和黃油鼓舞國民鬥志之時，大西洋彼岸剛剛上任的羅斯福，則面對着一個愁雲慘澹的國度。同樣由於經濟大蕭條，這一年冬天美國自殺的人數激增三倍。艱難的生活，絕望的情緒，使得當時美國的社會矛盾不斷尖銳起來。為什麼美國最終沒有走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

答：美國當時沒有走上法西斯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國有很好的個人主義和自由、自治的傳統。美國人很實際，美國憲法是在大家拿着槍的基礎上打下來的，有自己的領地，再形成契約。所謂“合眾國”，實際上是很多個國家合在一起，而且美國鄉鎮，也有特別高的自決權。此外，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社會比較多元化，雖然對有色人種有歧視，但是還不至於像德國人一樣把猶太人當替罪羊，非要斬盡殺絕。與此同時，美國的歷史包袱也輕，它不像心高氣傲的德國，在一戰戰敗了，時時想着復仇。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是，美國人對政府始終抱着一種懷疑的態度。儘管他們需要政府，但也一直在限制政府的權力，以防止有組織的公權力越界。這一思想，早在美國國父們對憲政的精心設計中已經體現出來了。若沒有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美國恐怕也早已面臨滅頂之災。

問：當時的美國選擇獨裁還是民主，似乎只有一步之遙。您認為羅斯福靠什麼制止了美國社會動盪和滑向法西斯主義的可能，保住了它的民主與自由?

答：沒有比空頭支票更好開的，國民需要你給他摘個月亮，你就答應將來給他們摘個月亮。希特勒就是通過這些遠景，讓德國人跟着他走。與此相比，羅斯福的改革都是就事論事、針對當下的。羅斯福新政的最大貢獻是給了美國人一種腳踏實地的安全感，而不是像希特勒一樣給德國人一針興奮劑。除非哲學家，人是不會無緣無故絕望的。政治家最需要的是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而不是像詩人一樣抒情，像畫家一樣畫畫。

羅斯福改革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經濟上的干預，所謂凱恩斯主義;二是對社會救濟與盡責，比如通過了一些法律和政策，縮小貧富差距，並建立了全國性的社會保險體系，使美國成為一個福利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更多是政府的權力，而對社會的救濟，則主要體現了政府的責任。政府不能只講權力而不講責任。關於這一點，羅斯福的覺悟是很高的，他說：“如果對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顧，不能為壯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輕人注入工業體系之中，聽任無保障的陰影籠罩每個家庭，那就不是一個能夠存在下去或者應該存在下去的政府。”

問：羅斯福新政使得美國重振經濟，並且避免了美國滑向法西斯主義，這對今天的中國有沒有什麼可以借鑑的地方?

答：危機來臨時，民眾希望有強力(或者救世主)介入，對於社會來說，的確是一個容易產生動盪的時候。在我看來，危險主要有兩個：一是政府權力的擴張，二是極端勢力的抬頭。前者主要來自政府的自我授權，後者則來自民眾的目光短淺。為了一點蠅頭小利，一旦極端勢力上台，就有可能將一個社會的自由全部葬送。因為有上述兩點擔憂，也便需要下面兩種努力。

一是從制度上使政府權力得到有效約束，不能因為有一點風吹草動，政府便可以削減社會的自由。政府作為服務與管理機構，理應增進社會的福祉，提供合乎正義的公共產品，給民眾以貨真價實的安全感。具體到當下，在由政治國家走向公民社會的過程中，尤其需要做到政治上還權，經濟上還利。政府壟斷的越少，社會發展的空間就越大;政府越不與民爭利，民眾的幸福指數就會越高。

二是增進公民社會的培育，使社會能夠充分自治，拓展更多的自由，同時分解風險。如果人人能夠為自己的利益而戰，同又深知極端主義有可能摧毀一個社會的自由，當極端主義抬頭時，他們自然而然會起來抵制，就像前幾年法國大選時法國選民在第二輪投票中反對極右勢力勒龐一樣。

開放的環境，良好的公民教育，成熟的社會自我組織，符合正義原則的價值觀與制度設計，對法治與自由的堅定信仰等等，都是抵制極端主義的有力武器。

國家和個人一樣，雖然時刻不忘自救，但也有義務取長補短，分享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既然人有自利的傾向，人心向背也有如市場，那麼最好的結果就是集人類共有的智慧與善，一起做“社會進步的生意”，既成就社會，也成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