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就在希特勒还忙于奔走演说，用口头上的土豆、面包和黄油鼓舞国民斗志之时，大西洋彼岸刚刚上任的罗斯福，则面对着一个愁云惨淡的国度。同样由于经济大萧条，这一年冬天美国自杀的人数激增三倍。艰难的生活，绝望的情绪，使得当时美国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起来。为什么美国最终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答：美国当时没有走上法西斯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国有很好的个人主义和自由、自治的传统。美国人很实际，美国宪法是在大家拿着枪的基础上打下来的，有自己的领地，再形成契约。所谓“合众国”，实际上是很多个国家合在一起，而且美国乡镇，也有特别高的自决权。此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社会比较多元化，虽然对有色人种有歧视，但是还不至于像德国人一样把犹太人当替罪羊，非要斩尽杀绝。与此同时，美国的历史包袱也轻，它不像心高气傲的德国，在一战战败了，时时想着复仇。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美国人对政府始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尽管他们需要政府，但也一直在限制政府的权力，以防止有组织的公权力越界。这一思想，早在美国国父们对宪政的精心设计中已经体现出来了。若没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美国恐怕也早已面临灭顶之灾。

问：当时的美国选择独裁还是民主，似乎只有一步之遥。您认为罗斯福靠什么制止了美国社会动荡和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保住了它的民主与自由?

答：没有比空头支票更好开的，国民需要你给他摘个月亮，你就答应将来给他们摘个月亮。希特勒就是通过这些远景，让德国人跟着他走。与此相比，罗斯福的改革都是就事论事、针对当下的。罗斯福新政的最大贡献是给了美国人一种脚踏实地的安全感，而不是像希特勒一样给德国人一针兴奋剂。除非哲学家，人是不会无缘无故绝望的。政治家最需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像诗人一样抒情，像画家一样画画。

罗斯福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经济上的干预，所谓凯恩斯主义;二是对社会救济与尽责，比如通过了一些法律和政策，缩小贫富差距，并建立了全国性的社会保险体系，使美国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更多是政府的权力，而对社会的救济，则主要体现了政府的责任。政府不能只讲权力而不讲责任。关于这一点，罗斯福的觉悟是很高的，他说：“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者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

问：罗斯福新政使得美国重振经济，并且避免了美国滑向法西斯主义，这对今天的中国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答：危机来临时，民众希望有强力(或者救世主)介入，对于社会来说，的确是一个容易产生动荡的时候。在我看来，危险主要有两个：一是政府权力的扩张，二是极端势力的抬头。前者主要来自政府的自我授权，后者则来自民众的目光短浅。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一旦极端势力上台，就有可能将一个社会的自由全部葬送。因为有上述两点担忧，也便需要下面两种努力。

一是从制度上使政府权力得到有效约束，不能因为有一点风吹草动，政府便可以削减社会的自由。政府作为服务与管理机构，理应增进社会的福祉，提供合乎正义的公共产品，给民众以货真价实的安全感。具体到当下，在由政治国家走向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做到政治上还权，经济上还利。政府垄断的越少，社会发展的空间就越大;政府越不与民争利，民众的幸福指数就会越高。

二是增进公民社会的培育，使社会能够充分自治，拓展更多的自由，同时分解风险。如果人人能够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同又深知极端主义有可能摧毁一个社会的自由，当极端主义抬头时，他们自然而然会起来抵制，就像前几年法国大选时法国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反对极右势力勒庞一样。

开放的环境，良好的公民教育，成熟的社会自我组织，符合正义原则的价值观与制度设计，对法治与自由的坚定信仰等等，都是抵制极端主义的有力武器。

国家和个人一样，虽然时刻不忘自救，但也有义务取长补短，分享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既然人有自利的倾向，人心向背也有如市场，那么最好的结果就是集人类共有的智慧与善，一起做“社会进步的生意”，既成就社会，也成就自己。